1938年，日本著名钱币学家奥平昌洪出版钱币学名著《东亚钱志》中，刊载一块铜质纸币印版拓片，并注明：右会子铜版，竖五寸三分，幅三寸，文为“除四川外，许诸路州县公司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版作反文传形，以印成正文会子，背夷漫”。

此钞版的出品人标明为：田中清越堂。田中清越堂何许人也，王荫嘉、蒋伯壎没说过，彭信威、吴筹中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都是一个谜团。

1941年《泉币》杂志第9期，王荫嘉在“补录春间蒋君来函并跋”一文中介绍另一宋代钞版，行在会子库钞版被陈仁涛重金收藏时发出：“则有不如交子版的远离国土耶？所异国内同志中之大力者，寥寥无几。以致连城国宝，辇载他邦”的感慨。这里王荫嘉提出的交子版，应该就是《东亚钱志》中刊载的那个会子钞版。

陈仁涛当年重金收购的行在会子库钞版，和他在建国初卖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其他钱币一起，至今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是之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所珍藏。

但是，日本田中清越堂所藏，日本人称为会子版，中国人称为交子版的这块铜钞版，下落何处？这个问题也是几代泉人关心的问题。

1950年初，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图版五十八说明称：这是钞版的拓本，上面既无年份，也没有名称，金额也是临时填写的。看上面文字，可能是崇观年间四川以外各路所行的钱引。彭信威对此钞版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他之后，姚朔民先生将此钞版推断为崇宁钱引，吴筹中则认为，此物乃北宋崇宁、大观年间的小钞。杨君的研究成果则倾向于，该钞版为南宋晚期之物。

中国钱币学中，这个千斯仓钞版的地位非常重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都将其认作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的钞版。关于千斯仓钞版的真伪断代、内容解读以及其性质定义，很多大家都有自己精彩的解读和定性，这里仅就千斯仓钞版的收藏脉络，向大家做一简要汇报。

吴筹中在《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两颗明珠——两宋钞版新探与文字辨析》中认为，此钞版的拓片留存国内极稀，可能只有他手中一张拓片存世。近些年，一些新资料的发现，对千斯仓钞版的收藏脉络，提供了新的佐证。大约十年前，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拍出一批定名为晚清刘鹗刘铁云的钱币拓片，其中有七八种钞版拓片，千斯仓钞版赫然其中，而且是一正一反两张。

2018年，同样是在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的秋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幅孙壮、陈梦家题跋的千斯仓钞版拓片，孙壮的题款是1928年，陈梦家的题款是1948年。

这张拓片的重要性在于，它向我们提供了千斯仓钞版的背图与侧面图，给了我们更加直观的感受。此铜版传为尊古斋主人黄浚旧藏，由黄浚售至日本。那么这块钞版在黄浚手中放了多久，黄浚拿到这块钞版时是第一手，或是其上还有更早的藏家？刘鹗死于光绪30年，也就是1909年。如果说这块钞版真的曾经刘鹗之手，那么发现的时间至少得由1928年提前到1908年他被流放新疆之前。这个环节，还需要以后更多的资料来考证。

千斯仓钞版在《东亚钱志》出现之后，此后踪迹便再无下落。有学者猜测，认为可能毁于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之中，也有海外藏家号称这个北宋交子钞版，辗转由其收藏，但他发的图片根本经不起推敲。网上曾经看到一本日本的古代钱币书《弄钱奇鉴》，其上印章有“清越堂田中谦”、“启文”等钤印，不禁让人联想到3、40年代的日本东洋货币协会会长田中启文。

田中启文酷爱钱币收藏，其最辉煌的时候是上世纪20-40年代，与平尾赞平一时瑜亮，两个人的爱恨情仇也是很有趣的一段往事。他主持发行的钱币刊物《货币》刊行数百期，《东亚钱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的藏品。1945年，为避免遭受盟军大轰炸以及登陆作战的打击，田中启文将其钱币馆中所有藏品，捐赠给日本银行，以换取这批藏品安全的妥善保护。

田中启文还另有一个要求，就是由他的外甥负责整理他捐赠的这些藏品。这些藏品，包括十多枚三孔布在内的各国珍贵钱币十万余种，被收藏于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很多品种，至今密不示人。

关于清越堂、田中谦、田中启文是否一人，千斯仓钞版是否保存在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的问题，我向日本钱币学家吉田昭二提出了疑问，吉田昭二不仅是日本的宋钱研究泰斗，他同时精通和重视纸币收集，身兼日本关西古泉会与日本古札协会会长之职务。他收到这两个问题后，先是发送电子邮件向日本银行获求答案，首先，我们现在可以确认，清越堂是田中启文曾用过的一个堂号，田中谦、田中启文是名和号的关系。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弄清楚。

关于第二个问题，非常可惜，我们只得到了一半答案。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回复的邮件耐人寻味，即使吉田先生亲临货币博物馆，以钱币会的名义要求察看实物时，也仅被告知这个钞版确实存在，现在仍保存在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但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给予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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