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子看仁宗盛治:经济高度发达 雕版术先进

http://www.shouxi.com 2020-06-30 09:00 首席收藏网 发表评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我国的古代纸币,历经宋、金、元、明、清五朝,延续八百多年之久,在货币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尤其是北宋,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在这里,笔者比较喜欢陈寅恪先生的用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对比盛唐的各种武力值,北宋的数字更为叹为观止,如人口比唐朝多4100万,财政收入多1.26亿贯。如,宋仁宗时期,市舶收入已达五十三万贯。有学者保守估计,宋朝GDP占当时世界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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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交子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土话,就是票证、票券的意思,字面上有交合之意,也就是“合券取钱”。“所谓‘交子’,可能并不一定是纸币产生后才起的名称,而是与当时四川的方言、习俗有关,是人们对当时出现的盐茶钞引和其他商业性票据的一种习惯性称呼。所谓相交、相会、相关,都是对照票据而取钱的意思”。

交子最早产生于民间,后在宋仁宗天圣年间改为官办。仁宗执政时期,因为和辽政权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外部环境和谐,政治稳定,百姓生活安定富足,此种状况对北宋经济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所以说仁宗时期“仁宗盛治”的美誉。

交子最初是由益州(今成都)十六户富商私自印制,仅限于商铺内部之间互相使用,它是商家交易时代替金属铸币的一种信用凭证,“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存款人先把一定的现钱即铸币交付给相关铺户,铺户把铸币数额写在楮纸券上,将楮纸券作为票据交由存款人保管。这种写有存款数额的楮纸券就是交子的雏形。楮纸券上一般盖有商号的印记并有密押等,因没有统一的形制,和普通收据类似,这种楮纸券比较零散。因为“私交子”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商户存款减少,致使资金呆滞,不能兑现等。

后益州路转运使薛田向朝廷建议设立“交子务”,由民办改为官办,得到批准,称为“官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在益州设置“交子务”,指派官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监督交子的印制过程。天圣二年二月,益州交子务以本钱三十六万贯为准备金,用以保证人民可随时兑取现钱,首届发行“官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

从此,交子成为宋朝川陕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纵观交子的发展过程,有学者认为交子前期是汇票的性质,后期是货币的性质。

交子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及货币发展史中出现的特殊产物。它出现在北宋时期的益州(淳化五年成都府降为益州,嘉祐四年又复为成都府,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并不是偶然的,有其自身特殊的条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西面我们详细论述一下它产生的具体原因:

铁钱铸造量减少,造成钱荒加剧

四川地区是北宋政府实行特殊货币管理政策的铁钱专用区。四川古代铁矿资源丰富,从汉代就开始铸行有铁五铢钱,从此四川地区基本历朝都有铁钱。北宋初期,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发展迅猛,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后被朝廷派军镇压。

因为这次起义,导致政府罢铸铁钱,导致四川地区陷入严重的钱荒危机,民间现钱减少,交易不便,故而成都的一些大商户为了安全和方便,出于共同的目的,自行发明、设计、印刷交子作为代用货币。

据史料记载:“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铁钱罢铸,民间钱易少,故私以交子为币”。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北宋淳化四年(993年)二月,由此可以界定私人印发和使用的交子最早出现的时间应该在993年~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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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铁钱点

铁钱重,携带不便

众所周知,铁钱价值低但量重,民众进行商品买卖交换时携带不甚方便,故而民间“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铁是一种贱金属,价值比铜低。按照北宋政府规定,四川铁钱十当铜钱一行用。大型铁钱每千钱二十五斤,中型的(应系折二钱)十三斤,这对于商旅是一个很大阻碍[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4页。]。此外,小平铁钱虽然每枚重一钱,可是购买力却极其低,一匹罗要二万个钱[《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折合今重一百三十斤。

当时成都地区斗一米约20文到40文,丰收时大米1斗10文,绢一匹约300文到400文,棉花1斤约200文到280文,茶叶1斤约30文到60文。当时铜钱与铁钱的比值基本是:小平钱为1:6~10(即1枚铜钱可值6枚到10枚铁钱);折二钱为10:12~15(即10枚铜钱可值12到15枚铁钱)。所以,购买1斗米要使用小平铁钱180~300枚,1石米则用1800~3000枚,重6.91~11.52公斤。10公斤茶叶则用300~600枚,重11.52~23公斤。

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尚且需要如此众多的铁钱,购买其他物品更是需要量巨大,一个人携带这么多铁钱去交易难度可想而知。

蜀道难,交通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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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关之险峻足以诠释“蜀道难”

李白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种交通不便的状况,给铁钱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

类似困难情况在南宋时期也有描述。如南宋绍兴六年十月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的李纲(1683年~1140年)曾说:“四川山路峻险,铁钱脚重,难于赍挈。故以交子为便。当时设法者措置得宜,常预桩留本钱百万贯,以权三百万贯交子,公私物一,流通无阻,故蜀人便之”。数量众多的铁钱携带不便,搬运起来很是困难。唐士耻编撰的《益州交子务记》对此就有描述,“益州之壤,镇抚全蜀,直国坤维,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谋壤。地西接蛮戎,虑其溢泄,赋币以铁,人病懋迁而质剂兴焉,主以十六户”。书中所说的“懋迁”就是使用铁钱导致的“迟重难迁之患”。

为了贸易方便不受蜀险之阻,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在此情况下,简单、方便携带的交子便应运而生。现代史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汪圣铎在《两宋货币史》中指出,“显然,交子在当时四川产生,铁钱沉重不便贸易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是无可怀疑的”。

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繁荣

交子首先在成都出现,是与北宋成都地区经济贸易状况紧密相连的。秦汉以来成都地区的农业非常发达,土地肥沃,居民勤劳富裕,是全国重要的水稻产区。唐朝就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北宋建立后,成都平原仍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士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有一部分就迁至于蜀地。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4年),四川人口就达到114万户,占当时宋朝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七。由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灌溉发达,粮食产量很高,经济作物茶叶、桑树等种植也非常广泛。北宋“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间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茶叶产量占居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是川蜀商人重要的经济活动和政府的赋税来源。王小波和李顺起义就是不满朝廷对茶叶的专卖给茶农带来的困苦,所以有学者撰文说巴蜀茶在交子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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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在北宋年间一度是全国产茶的中心

巴蜀地区纺织技术也获得发展,纺织品如锦、绸、绫、缎的产量和质量均超过历史水平,闻名天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获得发展,蜀锦、丝绸、造纸、盐业开采等居全国前列。例如丝绸业,规模扩大,品种增多,蜀锦花样由唐时的10多种发展到宋朝时期的40多种,每年成都上交丝绸商品,占全国各地上交总数的70%以上。这些都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此背景下,成都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蓬勃发展。成都土特产品市场比唐代更加繁荣,如有蚕市、七宝市、扇市、药市、灯市、花市、锦市、香市、桂市以及盐市等。蚕市由正月到三月,时间长,市集多达十五处之多,而且规模较大,并由此发展成为聚集百货的交易市场。药市每年在二月、三月、九月举行三次,上市的药材不仅来自四川盆地内部,还有来自川西高原等少数民族地区。众多来自全国各地携带巨款的远方商人,从事大宗的茶叶、药材以及蜀锦等贸易。这些商人包括辽人、西夏人、金人等进入四川境内前来交易购物。

商业信用非常发达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为了加快商品流通速度,就需要及时解决现钱兑换问题。为此,借贷、质、押、典当、赊买赊卖、预付款等商业信用方式在民间开始兴起并快速发展。

在商业信贷关系的基础上,宋代商品买卖中,已存在“赊”的现象。买主可以先行拿到货物,而后将货物出售后,再反过来给卖主支付现钱。“赊卖”的兴起,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一个突出方面,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进步。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最大利益,朝廷颁布相关法律,限制债务人的权限,让其诚信守约,减少债权人的信用风险。对赊买,立法比现钱交易严格,不仅要立契,而且要抵押、担保。

如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六月敕令,“在京都商税院并南河北市,告示客旅等,自今后如将行货物色,并须只以此一色见钱买货,交相分付。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如违限,别无抵当,只委保人同共填还。若或客旅不切依禀,只令赊买人写立欠钱文字,别无有家业人委保,官中今后更不行理会。若是内有连保人,别无家活,虚作有物力,与店户牙人等通同蒙昧客旅,诳赚保买物色,不还价钱,并乞严行决配。

这条敕令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关“赊卖”的立法,即赊买人担保者必须是“家活物力人户”,且须三至五人联保。这样,一旦出现赊买人因故偿债不能的情况,担保者在履行代偿债务时,保证其有能力代替主债务人“填还”债务。买主所写的“期限文字”就是一张保证如期偿还的期票。

通过这样的一个赊买过程,卖主与买主之间就形成了债务关系,而买者赊购商品所欠的款项,在约定时间必须用货币支付。这样一来,北宋时期的货币职能进一步扩大,不但具有等价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同时又具有了支付手段的职能,由此证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造纸和雕版印刷技术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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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麻纸为皇家用纸,为纸币产生奠定基础

交子的产生与当时四川地区造纸印刷技术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早在唐代,成都麻纸就已被确定为皇家用纸,每年要大批送入宫中。《唐六典》记载:唐代宫廷藏书有四部,共二五九六一,“皆以益州麻纸写。”最好的宫廷藏书都使用成都生产的麻纸,可见这种纸的质量在全国是最好的。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鼎盛时期,四川在北宋时期有着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从而为交子的产生在印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四川是当时的造纸基地,所生产的楮皮纸坚固耐用,细白光滑,是纸币材料的最佳选择。宋诗人梅尧臣云:“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梅尧臣《宛陵集》卷二七]。而且,印刷纸币的技术要比印刷普通书籍要高,因为纸币有效安全流通使用,必须要具备独特的防伪技术,这就需要有复杂的技术来完成作暗记的制作。四川素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说,可见印刷技术极其发达。由此看来,宋朝已具备大量印刷纸币的物质技术条件,这是交子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交子作为货币的一种,是作为铁钱的价值符号和代表来行使货币的支付职能和流通职能。交子的出现,是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商品交换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交子的诞生,给四川的商贸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稳定了四川社会经济。时人说,“(交子)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钱)不如楮(交子)便也”。其次,交子繁荣了成都市场,加快了商品的周转,使成都得以成为北宋第二大都市。最后,交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南宋元明清纸币的制造、发行和管理提供了经验。

声明:本文原作者王纪洁,“钱法堂”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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