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我国的古代纸币，历经宋、金、元、明、清五朝，延续八百多年之久，在货币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尤其是北宋，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在这里，笔者比较喜欢陈寅恪先生的用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对比盛唐的各种武力值，北宋的数字更为叹为观止，如人口比唐朝多4100万，财政收入多1.26亿贯。如，宋仁宗时期，市舶收入已达五十三万贯。有学者保守估计，宋朝GDP占当时世界60%以上。

北宋的交子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土话，就是票证、票券的意思，字面上有交合之意，也就是“合券取钱”。“所谓‘交子’，可能并不一定是纸币产生后才起的名称，而是与当时四川的方言、习俗有关，是人们对当时出现的盐茶钞引和其他商业性票据的一种习惯性称呼。所谓相交、相会、相关，都是对照票据而取钱的意思”。

交子最早产生于民间，后在宋仁宗天圣年间改为官办。仁宗执政时期，因为和辽政权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外部环境和谐，政治稳定，百姓生活安定富足，此种状况对北宋经济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所以说仁宗时期“仁宗盛治”的美誉。

交子最初是由益州（今成都）十六户富商私自印制，仅限于商铺内部之间互相使用，它是商家交易时代替金属铸币的一种信用凭证，“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存款人先把一定的现钱即铸币交付给相关铺户，铺户把铸币数额写在楮纸券上，将楮纸券作为票据交由存款人保管。这种写有存款数额的楮纸券就是交子的雏形。楮纸券上一般盖有商号的印记并有密押等，因没有统一的形制，和普通收据类似，这种楮纸券比较零散。因为“私交子”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商户存款减少，致使资金呆滞，不能兑现等。

后益州路转运使薛田向朝廷建议设立“交子务”，由民办改为官办，得到批准，称为“官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在益州设置“交子务”，指派官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监督交子的印制过程。天圣二年二月，益州交子务以本钱三十六万贯为准备金，用以保证人民可随时兑取现钱，首届发行“官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

从此，交子成为宋朝川陕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纵观交子的发展过程，有学者认为交子前期是汇票的性质，后期是货币的性质。

交子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及货币发展史中出现的特殊产物。它出现在北宋时期的益州（淳化五年成都府降为益州，嘉祐四年又复为成都府，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并不是偶然的，有其自身特殊的条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西面我们详细论述一下它产生的具体原因：

铁钱铸造量减少，造成钱荒加剧

四川地区是北宋政府实行特殊货币管理政策的铁钱专用区。四川古代铁矿资源丰富，从汉代就开始铸行有铁五铢钱，从此四川地区基本历朝都有铁钱。北宋初期，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发展迅猛，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后被朝廷派军镇压。

因为这次起义，导致政府罢铸铁钱，导致四川地区陷入严重的钱荒危机，民间现钱减少，交易不便，故而成都的一些大商户为了安全和方便，出于共同的目的，自行发明、设计、印刷交子作为代用货币。

据史料记载：“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铁钱罢铸，民间钱易少，故私以交子为币”。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北宋淳化四年（993年）二月，由此可以界定私人印发和使用的交子最早出现的时间应该在993年～994年。

北宋铁钱点

铁钱重，携带不便

众所周知，铁钱价值低但量重，民众进行商品买卖交换时携带不甚方便，故而民间“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铁是一种贱金属，价值比铜低。按照北宋政府规定，四川铁钱十当铜钱一行用。大型铁钱每千钱二十五斤，中型的（应系折二钱）十三斤，这对于商旅是一个很大阻碍[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4页。]。此外，小平铁钱虽然每枚重一钱，可是购买力却极其低，一匹罗要二万个钱[《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折合今重一百三十斤。

当时成都地区斗一米约20文到40文，丰收时大米1斗10文，绢一匹约300文到400文，棉花1斤约200文到280文，茶叶1斤约30文到60文。当时铜钱与铁钱的比值基本是：小平钱为1:6～10（即1枚铜钱可值6枚到10枚铁钱）；折二钱为10:12～15（即10枚铜钱可值12到15枚铁钱）。所以，购买1斗米要使用小平铁钱180～300枚，1石米则用1800～3000枚，重6.91～11.52公斤。10公斤茶叶则用300～600枚，重11.52～23公斤。

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尚且需要如此众多的铁钱，购买其他物品更是需要量巨大，一个人携带这么多铁钱去交易难度可想而知。

蜀道难，交通不畅

剑门关之险峻足以诠释“蜀道难”

李白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种交通不便的状况，给铁钱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

类似困难情况在南宋时期也有描述。如南宋绍兴六年十月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的李纲（1683年～1140年）曾说：“四川山路峻险，铁钱脚重，难于赍挈。故以交子为便。当时设法者措置得宜，常预桩留本钱百万贯，以权三百万贯交子，公私物一，流通无阻，故蜀人便之”。数量众多的铁钱携带不便，搬运起来很是困难。唐士耻编撰的《益州交子务记》对此就有描述，“益州之壤，镇抚全蜀，直国坤维，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谋壤。地西接蛮戎，虑其溢泄，赋币以铁，人病懋迁而质剂兴焉，主以十六户”。书中所说的“懋迁”就是使用铁钱导致的“迟重难迁之患”。

为了贸易方便不受蜀险之阻，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在此情况下，简单、方便携带的交子便应运而生。现代史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汪圣铎在《两宋货币史》中指出，“显然，交子在当时四川产生，铁钱沉重不便贸易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是无可怀疑的”。

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繁荣

交子首先在成都出现，是与北宋成都地区经济贸易状况紧密相连的。秦汉以来成都地区的农业非常发达，土地肥沃，居民勤劳富裕，是全国重要的水稻产区。唐朝就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北宋建立后，成都平原仍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之一。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人士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有一部分就迁至于蜀地。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4年），四川人口就达到114万户，占当时宋朝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七。由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灌溉发达，粮食产量很高，经济作物茶叶、桑树等种植也非常广泛。北宋“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间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茶叶产量占居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是川蜀商人重要的经济活动和政府的赋税来源。王小波和李顺起义就是不满朝廷对茶叶的专卖给茶农带来的困苦，所以有学者撰文说巴蜀茶在交子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成都平原在北宋年间一度是全国产茶的中心

巴蜀地区纺织技术也获得发展，纺织品如锦、绸、绫、缎的产量和质量均超过历史水平，闻名天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获得发展，蜀锦、丝绸、造纸、盐业开采等居全国前列。例如丝绸业，规模扩大，品种增多，蜀锦花样由唐时的10多种发展到宋朝时期的40多种，每年成都上交丝绸商品，占全国各地上交总数的70%以上。这些都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此背景下，成都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蓬勃发展。成都土特产品市场比唐代更加繁荣，如有蚕市、七宝市、扇市、药市、灯市、花市、锦市、香市、桂市以及盐市等。蚕市由正月到三月，时间长，市集多达十五处之多，而且规模较大，并由此发展成为聚集百货的交易市场。药市每年在二月、三月、九月举行三次，上市的药材不仅来自四川盆地内部，还有来自川西高原等少数民族地区。众多来自全国各地携带巨款的远方商人，从事大宗的茶叶、药材以及蜀锦等贸易。这些商人包括辽人、西夏人、金人等进入四川境内前来交易购物。

商业信用非常发达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为了加快商品流通速度，就需要及时解决现钱兑换问题。为此，借贷、质、押、典当、赊买赊卖、预付款等商业信用方式在民间开始兴起并快速发展。

在商业信贷关系的基础上，宋代商品买卖中，已存在“赊”的现象。买主可以先行拿到货物，而后将货物出售后，再反过来给卖主支付现钱。“赊卖”的兴起，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一个突出方面，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进步。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最大利益，朝廷颁布相关法律，限制债务人的权限，让其诚信守约，减少债权人的信用风险。对赊买，立法比现钱交易严格，不仅要立契，而且要抵押、担保。

如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六月敕令，“在京都商税院并南河北市，告示客旅等，自今后如将行货物色，并须只以此一色见钱买货，交相分付。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如违限，别无抵当，只委保人同共填还。若或客旅不切依禀，只令赊买人写立欠钱文字，别无有家业人委保，官中今后更不行理会。若是内有连保人，别无家活，虚作有物力，与店户牙人等通同蒙昧客旅，诳赚保买物色，不还价钱，并乞严行决配。

这条敕令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关“赊卖”的立法，即赊买人担保者必须是“家活物力人户”，且须三至五人联保。这样，一旦出现赊买人因故偿债不能的情况，担保者在履行代偿债务时，保证其有能力代替主债务人“填还”债务。买主所写的“期限文字”就是一张保证如期偿还的期票。

通过这样的一个赊买过程，卖主与买主之间就形成了债务关系，而买者赊购商品所欠的款项，在约定时间必须用货币支付。这样一来，北宋时期的货币职能进一步扩大，不但具有等价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同时又具有了支付手段的职能，由此证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造纸和雕版印刷技术先进

益州麻纸为皇家用纸，为纸币产生奠定基础

交子的产生与当时四川地区造纸印刷技术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早在唐代，成都麻纸就已被确定为皇家用纸，每年要大批送入宫中。《唐六典》记载：唐代宫廷藏书有四部，共二五九六一，“皆以益州麻纸写。”最好的宫廷藏书都使用成都生产的麻纸，可见这种纸的质量在全国是最好的。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鼎盛时期，四川在北宋时期有着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从而为交子的产生在印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四川是当时的造纸基地，所生产的楮皮纸坚固耐用，细白光滑，是纸币材料的最佳选择。宋诗人梅尧臣云：“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梅尧臣《宛陵集》卷二七]。而且，印刷纸币的技术要比印刷普通书籍要高，因为纸币有效安全流通使用，必须要具备独特的防伪技术，这就需要有复杂的技术来完成作暗记的制作。四川素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说，可见印刷技术极其发达。由此看来，宋朝已具备大量印刷纸币的物质技术条件，这是交子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交子作为货币的一种，是作为铁钱的价值符号和代表来行使货币的支付职能和流通职能。交子的出现，是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商品交换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交子的诞生，给四川的商贸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稳定了四川社会经济。时人说，“（交子）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钱）不如楮（交子）便也”。其次，交子繁荣了成都市场，加快了商品的周转，使成都得以成为北宋第二大都市。最后，交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南宋元明清纸币的制造、发行和管理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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