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宝川局旧地曾在前几年发现了全国首个清代铸钱遗址，现场出土的坩埚、钱币等文物让清代的铸币过程更加明晰。

清代宝川局遗址是在2021年基建勘探过程中发现的，2022年春节后开始发掘。

工作人员发现，在位于原清代贡院西北，出土的大量铜钱之中，乾隆通宝占绝大比例，嘉庆通宝有少量，因此推断该遗址在嘉庆后期就废弃不用了。

文献记载宝川局始建于康熙七年（1668年），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开铸，至乾隆年间（1736-1796年）共有铸炉40座，供地方养官、兵饷、修城之用。雍正十年初铸于成都府前狭地，后移至贡院西空地，乾隆年间曾在此两次大规模扩建，修建炉房、挫磨房、库房等建筑，并因铜矿不敷额用，间或停炉减卯。反复开炉及改扩建活动，造成遗址同一炉房内多个窑炉之间的早晚关系，甚至窑炉扩建至炉房外，并拆除围墙等现象。鸦片战争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铜价高昂，至光绪三十年宝川局正式裁撤，改由四川机器局铸造的银元及铜元流通市面，宝川局原址改作劝工局。

根据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清代宝川局遗址出土窑炉平面呈狭长方形，为平地向下开凿而成，有早晚之分，早期窑炉较深，后期窑炉较浅。窑炉由火塘及炉室两部分构成，炉室为熔炼铜液所在，温度极高，炉砖残留部分流化迹象，周边有明显烧土痕迹。两座窑炉一般火塘相对，两两成组，周边砌砖围成炉房，部分炉房在后期因增修窑炉有所扩建。

炉房及窑炉主要位于遗址东西两头，中间地段由多道隔墙隔开，中间分布6个方池，方池内填土发现大量瓷器及部分浇筑后的钱币及钱树，可能用作蓄水。西侧炉房一线发现多条小路接入炉房，小路以西地面不见烧土及炼渣等痕迹，可能其西为办公区。

窑炉内竖向装填多枚坩埚，坩埚呈炮弹状，口大底小，高30厘米至40厘米。遗址发现大量坩埚，部分坩埚填埋整齐，并有木板遮盖；部分坩埚用于排水沟，或铺设于沟壁，或直接口、底相接成一条排水沟。

大量的坩埚如同茧蛹壳一样排列在灰坑：

工作人员表示此次容量最大的坩埚可铸1万枚铜钱

冶金考古实验室副研究员杨颖东为大家介绍，通过容量测定推测，现场发掘出来的大坩埚，一只最多可以容纳45公斤铜液，可以铸造一万两千余枚乾隆通宝；而一只普通坩埚，最多可以铸造4000余枚乾隆通宝。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数值，现实中应该小于这个数目。

遗址所发现的乾隆通宝不少还保留铸币过程中留下的翻砂、浇筑钱树等痕迹：

成都考古等冶金考古实验室通过检测，发现宝川局钱币铜和锌元素比接近1：1，同时含少量铅，没有锡元素，所铸钱币为黄铜钱。

中国古代货币从东周到明嘉靖时期，钱币的主要原料是铜、铅、锡，称之为青铜钱；明嘉靖、万历时期开始铸造以铜、锌为主的黄铜钱。

“清代宝川局遗址分布面积大，窑炉及附属设施数量多，布局结构较为清晰，出土钱币丰富，为复原和研究清代铸币工艺流程以及清代成都城的历史风貌，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材料”——清代宝川局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

宝川局遗址不仅规模宏大，铸铜原料、锌锭、大量坩埚、30座炉子等遗物十分丰富，各种功能用房、生活设施等遗迹也很清楚，体现了钱币铸造以及官方组织管理的特征。

声明：本文转载自“古泉文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