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北京时间6月1日消息，中国古代赏赐有功者彰显荣耀之物的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从铁卷、蟒袍、玉带，到后来的顶戴、花翎、黄马褂等。到了晚清时期，随着中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的赏赐之物也逐渐走上了与国际惯例相融合的道路，终于在光绪17年时，诞生了中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勋章——御赐双龙宝星勋章。

勋章对于中国本是舶来品，并非本土之物，但清末时期随着中外国际外交事务日益增多，清政府发现很多国家对外国重要来宾，会赠以本国勋章以作纪念交流等用途。而清政府按传统赠赐的马褂、顶戴等物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此外在对外交流方面，自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为了应对"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十分关注外籍人才的引入，在诸如铁路、矿物、船政等方面引进了不少外籍人才。一开始基本是用重金礼聘这单一思路来吸引这些人士，但一方面随着引入外籍人员的数量激增，外籍雇员的收入，哪怕是新人也要远超国内雇员，从而导致支出成本扶摇直上。另一方面随着交流增多，一些官僚和主事人员发现这些外籍人士也很喜爱薪酬收入外的荣誉性激励。

于是在光绪17年(1891年)，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了相关勋章章程，建议设计一款中西结合的勋章为己所用，恭亲王奕䜣也为此拟定了五等十一级的《宝星章程》，建议设双龙宝星勋章。或许是出于以上多方面的考量，这份奏折有关的勋章章程和图案等，很快就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在设置早期，早期内廷御赐的双龙宝星在外形方面还是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腰牌的影子，多由内务府造办处打制，形状以方形、圆形和星形为主。正面双龙图镶嵌珐琅，中心设蓝宝石、红珊瑚或东珠来区分品级。勋章正中刻有满文，上方和四角设有"御赐双龙宝星"篆体汉字，绶带多为刺绣和织锦。早期版本的宝星勋章一般在需要颁发给指定人选时，才由内务府制作，用现代常用说法是一种"定制化"的产品，所以随意性也就较大，版别较多。

经过早版双龙宝星的使用探索后，或是由于这种定制化不利于生产效率，也是由于和当时各国常用通行的星芒形制的勋章差异较大，于是在光绪22年(1896年)时，清廷颁发了第二版双龙宝星勋章。第二版勋章明显向世界各国常用式样靠拢，保留了区分等级用的珊瑚、宝石等物，以及标志性的双龙等设置外，将外形更改成为星芒状，并开始区分星章与挂账，配置和等级相对应颜色的大绶带。可以说到这个时期，双龙宝星勋章在形制上，才真正将中国传统图纹和国际惯例相融合。第二版的御赐双龙宝星勋章共分五等十一级，形制、规格、颁发对象各不相同，通过镶嵌珍珠、珊瑚和宝石等来区分等次，其中一二三等各分三级，而四、五等则不分级。

而宝星勋章的制作也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像上面的头等、二等勋章，均由总理衙门和内务府制造，三等以下可以由奏请颁赏的衙门，按规定的样式制造办法，但执照需由总理衙门统一加盖大印。根据目前所见的实物来看，英、法、德、奥、俄、美、日等国，都曾受委托制作过双龙宝星勋章，这些由外国制作的勋章多为出访官员为了外交活动而临时委托当地制造，也为双龙宝星增添了不少式样和版别，其中俄、法代做最多，美、德最少。

清政府多次修改有关宝星勋章的规定与章程，无非是想尽量和当时的国际接轨，满足洋人的需求。而双龙宝星在初期时，是清廷以洋人为对象而设立，故而只颁发给洋人，对国人没有相应的勋章制度，这种做法很快就受到了重外轻内的质疑。所以到光绪34年(1908年)，由外务部奏准将相关制度进行了调整后，双龙宝星就不再限于颁发给外国人，也会颁发给本国的外务部官员和出洋使节等，以满足各类外交场合的需要。

作为颇具历史意义的一个勋章系列，双龙宝星在近年也屡次在各拍卖场次中现身，通过首席收藏数据中心检索结果，可以发现不少精品成交记录。例如在华艺国际(广州)2023春拍中，一枚清代头版头等第三御赐双龙宝星勋章，李共青著《中国勋章》书中原物，工艺精美，保存良好，18万元落槌，含佣20.7万元成交。

SPINK2019年8月香港，清代早期版三等双龙宝星勋章，附绿色流苏及紫色绶带，细节保存良好，以28.8万港币成交。

中国嘉德2018年秋拍，清代三等一级双龙宝星勋章，李共青著《中国勋章》15页原物，附带执照，光泽自然，状态较好，以34.5万元价格成交。

即将于中国嘉德2023年春拍场次内上拍，清代二等二级双龙宝星勋章，早期版，银地鎏金，上嵌红宝石，铸工精美，估价5万-10万元。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勋章的诞生于发展并不是偶然时间，甲午之败等事，击碎了当时的天朝上邦之梦，让国人深切感受到了当时国家的疲弱。而随着李鸿章等官员对于世界各国的出访，也让中国真切的体会到了与世界列强的差距，国内各方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各种方式方法，来力求应对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双龙宝星勋章正是其中多种尝试与世界接轨的缩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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