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张咸丰八年管理钱法堂事务文书，是关于宝源局咸丰当十铜钱、铁钱库存情况，第一张朱字“管理钱法堂事务”落款是“宋 存”。

根据学者整理的清朝历任工部右侍郎名单可见，咸丰八年五月～十二月期间由宋晋担任工部右侍郎：

侍郎，在明清时代是政府各部的副部长，地位次于尚书。官品在清代是从二品。"清朝户、工二部皆置钱法堂，掌鼓铸钱币的政令，分由本部满、汉右侍郎兼管。各有铸钱局。属户部者为宝泉局，所铸钱供全国经费之用。工部钱法堂所属为宝源局，所铸钱主要用于工部所管各项工程经费。"

从上描述可知，负责钱法堂的管理人员主要是户部、工部的右侍郎兼理，而且宝泉局和宝源局所铸造的钱币，其使用目的也是不同的。

明清时期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 、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相当于现在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及央行的结合体；

工部为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凡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机器制造工程，矿冶、纺织等官办工业无不综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相当于现在建设部、水利部等结合体。

清代国家支出款项主要以银两为单位，大额的费用通常不以制钱来计算。只有在发放八旗兵饷时才会使用制钱。因此，宝泉局铸造的制钱大部分用于发放兵饷。

而宝源局自雍正元年以后每年也要拿出2万串制钱用于搭放兵饷，乾隆十九年更改为3万串。宝源局铸造的钱币数量本来就不多，更多是用于支付工匠的工资。到了光绪年间，宝源局所铸造的钱币也都交由户部统一发放，用于各项工程的经费支出。

在铸造钱币的过程中，清政府采用“分卯鼓铸”，将“卯”来作为控制铸造数量和成本的工具。据统计，在顺治年间，京城的宝泉局和宝源局每年铸造30卯，康熙和雍正年间分别增加到40卯和50卯，乾隆年间更是达到了每年76卯的最高峰。然而，在乾隆末年调整铜和锌的比例后，铸造量骤减至每年30卯。

据记载，到了光绪时期，每年仅铸造75000串大钱，远远不及之前的数量：“（宝源局）每岁铸钱十二卯，共得钱七万五千串有奇。出卯则尽数报解户部，搭放兵饷。”——《光绪朝会典》卷６２《管理钱法侍郎》。当然这与光绪时期大量银圆进入中国市场有莫大的关系。

那么，咸丰初年由于收集铜的困难，在咸丰四年（1854）二月起，政府开始铸造铁钱。铁钱在试铸之后便开始铸造一文和当十两种，而铅钱则是在咸丰四年六月开始铸造。这些铁钱和铅钱的生存期只比高额大钱略微长一点点。

由于历史记录的不完整以及史料的散佚，现在已经难以确定全国自咸丰三年以来历年所铸大钱的总数量。

据铁钱局历次呈报，自咸丰四年（1854）三月起至咸丰五年（1855）十月底，该局共铸造正额及额外当十文大铁钱并铁制钱，共合京钱572万余吊；又自咸丰五年十二月百炉开齐时起，至咸丰九年（1859）五月，共铸正额钱930余万吊。两者合计为1500万吊，如折合制钱，则仅铁钱局历年所铸当合制钱751万余串。全国铸造的大铁钱数量当更不在少数。

彭泽益等经济学家统计，从1853年到1861年，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铸造的铜大钱约1100多万串，折合银两554万余两；铁钱局从1854年到1859年铸钱共合京钱数1500多万吊，折合银两375万余两，总计合银929万余两。

这些数字只是京局铸大钱的部分数量，若算上其他各省实际数量可能还更多。

但是咸丰七年（1857）市民已经开始拒用铁大钱，许多商铺及米店关闭，政府的强制行使也没有起到作用。最终，咸丰九年铁钱局及户工铁钱炉座被裁撤，铁钱也停止铸造。

以往文献中对京师行铸铁钱的情况记载较少。《户部铁钱局钱法章程》是难得一见的重要文献。书籍收录了管理铁钱局事务的奏折，以及和硕惠亲王绵愉、和硕恭亲王奕欣等人的奏折。书末还收录有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大臣贾桢等人的奏折。《章程》详细规定了朝廷铸钱的地点、铁钱的形式、钱币的额度、监督与存放事宜、运输人员的事宜、采购官铁、钱局的经费、考核事宜等相关内容，是一部有关清代铸币的重要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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