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了推行纸币，明令禁止使用铜钱，除了武宗和顺帝短期铸造过铜钱之外，其他皇帝都没有铸造用于流通的铜钱。但是，官府和民间却铸造了大量的用于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各式“供养钱”。这样大量地铸造供养钱的做法，既不见于此前的唐宋，也不见于后来的明清，而成为元代特有的一种钱币文化景观。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我就结合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献资料，向大家介绍元朝特有的这种供养钱。

所谓“供养钱”，是指古代由官府或寺院铸造的，专门供信徒布施于神庙，用来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一种钱币，又被称作供佛钱、香火钱。

说香火钱，大家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我们现在去寺庙烧香拜佛，也要花香火钱。但是，供养钱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香火钱却并不完全一样。因为这种钱币多数都是由寺院铸造，并且专门是为供奉寺庙里的神像用的。因此又被称为庙宇钱，属于厌胜钱一类。

历史上用钱来供佛、敬神的习俗，很早就有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就有佛家要以财来供养的说法。唐朝末年，房千里在《投荒杂录》中记载说，人如果生病，可以用纸做成一个方孔钱，放在佛像旁就能治病辟邪。《元史·不忽木传》中更有“释氏请以金银币帛祠其神”的记载。

在元朝之前，信徒们用作供养的钱，几乎都是流通钱，就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钱。

如南朝的梁武帝布施给同泰寺的钱，用的就是当时流通的铁钱。也有用金银钱的，最著名的就是1988年春天维修五台山佛塔时发现的铸有佛像的“淳化元宝”金币，背面铸有左立、右坐的两尊佛像。坐像为观音，立像手持如意为善财童子。佛像造型逼真，体态栩栩如生，五官清晰可辨。

淳化是北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行书钱文“淳化元宝”就是他的御笔。这种造型奇特的佛像金币，显然是宋太宗专门为了向五台山寺庙敬奉而铸造的供养钱。

到了元代情况为之一变，信徒们供奉寺庙所用的供养钱，已经不再是日常交易中使用的钱了，也再没有铸造佛像金币，而是专门铸造一种特殊的铜钱。这样一来，元朝的货币制度就有点特殊了，即为了推行使用纸币，虽然几乎不铸造流通使用的铜钱。但是，却另外铸造了一种专门用来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供养钱”。

元代为什么会铸造“供养钱”这样一种特殊的钱币呢？

这一方面虽然与元朝实行纯纸币制度，日常交易中不再使用金属货币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纸币的面值都比较大，体积也大，不太适合当供养钱使用。因此，需要另外铸造。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蒙古上层与藏传佛教界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供奉神佛、布施功德，已经成为蒙古统治者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

实际上，铸造供养钱与元朝统治者积极推行扶植、优待佛教的政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具体讲供养钱之前，首先有必要介绍蒙古统治者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这要从元朝建立之前，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举行的“凉州会谈”说起。

当蒙古大军西征凯旋东归的时候，太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受命经略西藏，于是他就率领大军驻守在被称作凉州的甘肃武威，伺机与西藏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

当时的西藏地区，强盛一时的土蕃政权自唐末崩溃之后，就一直内乱不止，地方势力割据，宗教派别林立。其中，萨迦派（意为白土，又称花教）的势力比较强大。萨迦派创立于萨迦地区，萨迦寺在日喀则以南，距珠穆朗玛峰仅100多公里。1996年我曾经专门去萨迦寺考察过那里发现的元代纸币。

面对蒙古大军的压力，西藏各派共同推举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出面与蒙古进行谈判。

大约在1244年，已经六十三岁的萨迦班智达，带着他的两个侄子，大的是年仅十岁的八思巴，小的是年仅六岁的恰那多吉，从萨迦寺动身前往凉州。历经两年多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分别代表蒙古汗廷和西藏地方势力举行了会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

会谈的过程非常顺利，达成的结果更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萨迦班智达代表西藏地方势力表示愿意归顺大蒙古国中央政府，阔端则代表大蒙古国授予萨迦班智达管理西藏地区僧俗人众的权力。会谈后萨迦班智达给西藏的僧俗民众写了一封公开信，题目就是“致西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

这里“善知识大德”是指各派宗教首领、“诸施主”是指世俗民众。信中除了说明归附蒙古大汗的必要性之外，还要求各地官员清查户口、人口，确定本地贡税，造册上缴，由萨迦寺任命地方官等等。我们今天常说，自元朝以来西藏的主权就归属中国，这种说法的法理依据就是，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以及致西藏僧俗民众的这封信。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建立了元朝。这时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忽必烈就任命萨迦班智的侄子八思巴为帝师。在中央政府机构里设立“宣政院”，统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兼管西藏事务，由帝师担任长官。从此以后，直到元朝末年，元朝的历任皇帝都任命有帝师，而且每位帝师都是由萨迦派的传人来担任，萨迦派的大黑天神就成了国家的护法神。这样一来，以萨迦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在蒙古宗室贵族中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地位。

历史上经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譬如：蒙古人做了近百年的元朝皇帝，没有被满朝的儒士改造成为满口之乎者也的孔孟之徒，却被几位来自西藏的僧人“调唆”成了相信神通、魔术的藏传佛教徒，乃至藏传佛教后来成了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

以至于元朝末年，就有汉族士人十分夸张地说：蒙古入主中原使“中国一变为夷狄”，而西藏僧人用妖术调唆蒙古皇帝，又使“夷狄一变为禽兽”。话虽然说的有失公允，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对蒙古统治者影响之深。

因为元朝宗室的尊崇佛教，厚遇僧侣，使得僧人道士在社会上划分的十个职业等级中，分别位居第三、第四等，其特权丝毫不比位居第一、第二等级的官吏逊色。经济上，朝廷每年用于醮祠佛事的费用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50%。此外，佛教寺院还拥有大量赏赐的土地，可获得租赋收入。寺院的财力甚至超过了国库，以至于皇帝赏赐时，有时还需要从寺院里出钱。

例如：《元史·赵孟頫传》记载，延祐三年（1316）仁宗想给臣下赏赐五百锭钞，对侍臣说，中书省经常说国用不足，肯定不会同意，就叫被赏的臣下从普庆寺储藏的钞里领取。

再如：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死后，大臣燕帖木儿拥立文宗发动政变，就是从京城的寺观中借钱招募死士，购买战马，而取得成功的。

因此，有元一代，享受政治特权并拥有雄厚财力的寺院，就铸造了一种形制大小各异，工艺精粗不一的各式供养钱，供信徒们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时候使用。因此，元朝的钱币中就出现了供养钱这样一种特殊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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