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虽然是中国古人最早发明使用的。但是，最早发现中国古代纸币的却是一位名叫科兹洛夫的俄国人。他所发现的元代纸币，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因为印证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元代纸币的记载，而轰动了欧洲。

科兹洛夫

下面结合元钞被发现的过程，向大家介绍元朝完备的纸币制度及其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早在北宋时期我国就已经发明使用纸币了，但是，因为纸质的东西不便保存，因此，并没有纸币实物传世，后人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来了解个大概。但是，二十世纪初，一位外国探险家却意外地发现了中国元朝的纸币实物，而轰动世界。

发现元朝纸币实物的俄国人科兹洛夫，是一位著名的中亚探险家，1908年初受俄国地理学会派遣第5次来中国探险时，在内蒙古阿拉善一座被废弃的古城——哈拉浩特，发现了元代的“宝钞”。

“哈拉浩特“古城旧址

科兹洛夫发现元钞的过程颇有点传奇，仿佛被深埋了5个多世纪的元钞就专门等着他去发现似的。

科兹洛夫费尽艰辛第一次进入哈拉浩特古城挖掘时，只找到了一些古文书、佛像、纺织品、陶瓷以及古钱币等。就在他准备离开古城的时候，才偶然在一堆沙子下挖掘出厚厚一沓灰纸。因为每一张上面都盖有红色的官府印章，科兹洛夫因此认为这是中国的纸币，就把它们装进箱子，向青海进发了。

他此行的计划是经青海湖进入黄河上游考察，但是他心中总是惦记着哈拉浩特古城，似乎有什么在召唤着他。于是他又折返阿拉善，再次挖掘哈拉浩特古城。这次他选择的是古城外的一座佛塔，打开佛塔后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经卷、图书，以及各种材料制成的佛像。他足足忙碌了4个多星期，才将挑选出来的300多件佛像和2000多册书籍打包装箱运回了俄国。

这批文物的价值不可胜计，其中有两点最为引人注意：

一是有大量的西夏文图书，西夏文是党项人仿照汉文的造字法则另外创造的一种文字，西夏政权覆灭之后，西夏文就随之消失了。元朝以后，就已经完全没人认识了。科兹洛夫发现的大量西夏书籍，对于了解西夏的历史和文化自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其中还有几部西夏－汉文字典，这对释读西夏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俄国因此成了世界上西夏学的研究中心。

另一点就是盖有官府红印的古代纸币。这些纸币经过俄国学者的辨认，被确定为是元朝的纸币。虽然《元史》中记述了元代的纸币，但是，在此以前根本没有人见过元钞实物，不知道元代的纸币到底是什么摸样。当年秋天，俄国将其中的一部分在彼得堡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展出。因为这是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古代纸币实物，立刻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当时正好有日本学者在欧洲考察，途径彼得堡时，就将展出的元钞拍了照片带回日本，送给了在日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随即把它们收进了他正在编辑的《四朝钞币图录》中。尽管这些照片都是隔着玻璃拍的，模糊而且没有比例，但是，这却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元代纸币的实物照片。

中国人近代第一次见到元代纸币的实物是在新疆。那是1909年正月，就在科兹洛夫到达哈拉浩特前后，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托克逊县，有一位农民进山砍柴，意外地捡到一个包袱交给了官府。官署里的人发现里面有一张“中统元宝交钞”纸币，于是又上交给了正在主持编篡《新疆图志》的新疆布政司王树柟。

王树柟

王树柟虽然在新疆作官，却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知识面非常广泛，对经学、历史、地理、金石、文字甚至对俄国、希腊的历史都有研究。他仔细检阅之后，就将这张元钞收进了他正在编纂的《新疆访古录》中，还附了一张他临摹的图。这就是王树柟比照实物亲手所描绘的“中统元宝交钞”纸币摹本，面值为2贯。并题写“收藏家所仅见也”，意思是说以往的收藏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类东西。

“中统元宝交钞”纸币摹本

王树柟的《新疆访古录》因为印数很少，流传不广，所以这张很重要的纸币始终也没有被人重视。此前世上已发现的“中统元宝交钞”全是1贯面值的，面值2贯的只有王树柟描摹的这一张。可惜的是，这张2贯文的元钞实物，在王树柟画过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上面介绍的两次发现都发生在清末。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元钞又有四次重要的发现。

第一次是1959年，文化部在西藏进行文物普查时，在西藏的萨迦寺发现了2张元朝的纸币，一张是“中统元宝交钞”，面值1贯；另一张是“至元通行宝钞”，面值2贯。1996年我曾专门去萨迦寺考察过那两张元钞。

第二次是1960年，在江苏无锡一座元代夫妇合葬墓中，出土33张纸币，全部是“至元通行宝钞”，面值有500文和200文两种。

第三次是198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重修白塔时，发现1张“中统元宝交钞”，面值为10文。

第四次是1985年8月，在湖南沅陵江边的双桥镇，施工取土时挖出一口棺材，在随葬的衣物中发现一个小锦包，里面是一叠纸币，全部是“至元通行宝钞”， 共有7张，每一张一个面值，分别是：500文、300文、200文、100文、50文、30文、20文。其中，30文面值的，是国内发现的元钞中唯一的一张。

有人可能注意到了，清末2次，建国后4次，总共6次发现元钞的地域分布很广，并且元钞的面值也都很小。这说明元代纸币已经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货币，流通全国，畅行无阻。这需要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管理制度来做保证。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元朝使用纸币的情况。

蒙古人使用纸币，完全是受了金朝的影响。这是因为给蒙古人创制立法、度支理财的大臣，多一半都是金国的汉人。他们在金朝纸币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给蒙古人制定了以纸币为主的货币制度。

早在忽必烈称帝之前，蒙古就曾经在华北地区发行过三次纸币：

第一次是太宗窝阔台时期，第二次是宪宗蒙哥时期，第三次是忽必烈称帝之前在自己的封地发行的交钞。

这三次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流通的地域不广，影响也不大。但是，第二次发行的纸币，因为被1253年奉命出使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记载在他写给教皇的出使报告《鲁布鲁克东行记》里了，因此成为欧洲人最早见得到纸币。

《鲁布鲁克东行记》

鲁布鲁克是这样描述蒙哥纸币的：“契丹通行的钱是一种棉纸，长宽为一巴掌，上面印有几行字，像蒙哥印玺上的一样”。

这是欧洲有关中国使用纸币的最早报道。但是，因为《鲁布鲁克东行记》是写给教皇看的，知道的人不多。因此，在社会上的影响反而不如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大。

据文献记载，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之初，原来计划是像南宋一样，铜钱和纸钞并用。后来因为听从了刘秉忠的阴阳术数之说，认为蒙古人不适宜使用铜钱，才专门行使纸币的。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说辞，忽必烈决定选择使用纸币是由当时华北地区的现实条件决定的。

这是因为首先自金代以来，华北地区的铜钱以及铜料便严重不足，铸钱的成本巨大，这是财力空虚且正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忽必烈所难以承受的。其次，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主要用于上层的赏赐，底层的民众很难有机会接触到。加之白银价值高，使用时又需要称重验色，完全不适合百姓的日常小额交易。最后，印造纸币的成本低廉，便于操作，而且民众也已经普遍接受。同时也便于收兑华北地区各个割据势力所发行的纸币，实现货币的统一。

因此，忽必烈在称帝的当年，就颁旨开始印造纸币。在此后不及一百年的历史中，元朝曾经先后发行过四种纸币，它们分别是：忽必烈即位后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和“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武宗时期发行的“至大银钞”，时间非常短暂；最后一次是顺帝时期发行的“至正钞”。其中，最初由王文统主持发行的“中统钞”最重要。

中统元宝交钞

王文统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很受忽必烈赏识，登基后就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实际负责政务。王文统认真总结了金朝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发行中统钞应该遵循的原则，大致有五条：

一是中统钞没有时间和地域限制，可以在境内各处长期使用；二是各路原来发行的旧钞，限期尽数收换，不再流通；三是各种赋税，都收中统钞；四是以银作钞本，可以随时兑换白银；五是印钞只限于流通，不许挪作他用。

上述措施，保证了中统钞的信用。另外，元朝政府还在各路设立交钞库（或称行用库）作为兑换机关，同时下发新钞和相应数目的钞本银，也就是准备金。百姓持纸钞来兑换白银、用白银来兑换纸钞，或是用旧钞兑换新钞，都依数支发，每两收取手工费三分，收兑的白银就作为准备金储存在钞库。

至元通行宝钞

应该说中统钞发行之初，管理制度完善，购买力一直都比较稳定。但是，从平定南宋前后开始，元朝政府将加印纸币作为弥补财政亏空的手段，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纸币就开始了不断的贬值。

一变于武宗的“至大银钞”，再变于顺帝的“至正钞”。两次变更钞法，都违背了忽必烈当初专行纸币的政策，试图纸币与铜钱并行流通，最终陷入了南宋以及金朝曾一再出现的钱重钞轻的通货膨胀之中，终至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可以说元朝最后的灭亡与纸币制度的破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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