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元的最本质属性，乃是一种贬值的虚值大钱。虽然早期它与银元一起介于主币辅币不分的地位。中期的衰落是因为铜元由应急的辅币被人为当成开辟财源的途径，从而无限制烂铸，造成贬值，因而失去信用。近日公博钱币世界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博讲铜元系列》文章，详细介绍了铜元产生、发展与衰落的历史。以下为《公博讲铜元系列之铜元的衰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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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废两改元，上海造币厂开始发挥中央造币厂的功能，大量铸造孙像帆船一元主币，新式铜辅币的铸造则一拖再拖没有立即铸造。

但北方的天津造币厂却铸造发行了和1916年圆孔系列一致的“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分、一分、五厘三种，大量投入流通，被南京政府默认为法定辅币。

期间全国不少地方也未遵守国家法令，依然采取各种手段，铸造发行了多种地方版的民国铜元，比如：河南50文、百文、500文；云南一、二、五仙，新疆红钱十文、二十文等。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蒋介石军阀独裁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经常感叹“政令一出都门迹近废纸”。

但总的来说，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全国大部分地方的铜元流通已经十分稀少，各地小军阀、绅商势力烂铸之风也已基本绝迹。对国家货币的统一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1935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统治基础的逐步稳定，进一步开始了统一币制、调控金融、消除货币旧制度的行动。当年规定禁止一切地方铸造铜元，只有上海的中央造币厂有铸币权，并开始铸造一分、半分两种古布图铜元，作为法币的唯一铜辅币流通。

以后这种币逐年铸造发行，计有24（样币）、25年、26年、27年、28年、29年、30年、37年七个年份。法币的推行，“分币”铜元的发行，正式取代了在中国流通数百年的制钱及其制度，使自光绪末期以来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辅币混乱状态得以基本结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中央造币厂内迁重庆，暂时停止了铸造硬币。随着战争的深入持久，中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大量的物资被日寇掠夺，物价飞涨，民生极为艰难。本已绝迹的各种各样新旧铜元又被拿出来流通，但很快又被日寇搜刮而去，剩余不多的也被政府收购用于军需铸造。

于是全国各地市面铜元逐渐被淘空，也从根本上使铜元这种身份特殊、经历坎坷的铜币退出了流通领域。 当然，极少数地方，比如云南、西藏等较少遭受战乱、未受日寇直接军事侵略的地区，铜元的行用还是延续了较长时间的，西藏地区的铜元铸造与使用因其特殊情况，甚至延续到了1953年。

新疆虽然也未受到日寇的直接侵略，但新疆地方当政者的种种倒行逆施，还是在30年代初法币政策出台前后毁掉了曾经很有信用的铜元，出现了面值高达60亿元的纸币，也算民国货币史上的奇迹之一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了革命事业铸造过不同面值、种类的铜元，时间在1931年到1934年之间。

铸造铜元的根据地有中央根据地（币名“中华苏维埃”，面值有一分、五分）、鄂豫皖根据地（币名“皖西北苏维埃造”或“皖西北苏维埃造币厂”，面值有二十、五十两种）、湘鄂西根据地（币名“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一分”）、川陕根据地（币名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熔铸版200文、“川陕省苏维埃造”500文和“川陕省苏维埃”200文三种）。

苏维埃系列铜元是中国革命斗争的鲜明证据，是中国铜元的奇葩，是中国近现代货币体系中的独特分支，她是由于革命斗争本身的需要而出现的，是伴随着血与火产生的，她的出现，以另一种斗争方式在金融货币战线展开了对敌斗争，并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见证了全部的历史，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也历史地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成为了珍贵的革命文物。

由于苏维埃铜元铸造条件极为艰苦，外观不够精美，材质与铸造工艺也不高，因此流传到现在的少量，是不能用一般的品相眼光来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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