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元的最本质属性，乃是一种贬值的虚值大钱。虽然早期它与银元一起介于主币辅币不分的地位。中期的衰落是因为铜元由应急的辅币被人为当成开辟财源的途径，从而无限制烂铸，造成贬值，因而失去信用。

后期的衰落则主要由于国民党法币政策的实施以及日寇的侵略，造成铜的价值高昂，铜元名实不符，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直到新中国成立，开始实行新的人民币制度，铜元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因为它既不再行使辅币职能，新中国人民政权也不需要拿它来作为生财之道。

我们今天收藏研究铜元，完全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与收藏文化的角度看待它，但我们也要充分了解铜元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研究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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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又叫铜仙、铜板、铜毫、铜角子等，尺寸大小不等，随面值变化，是用紫铜或黄铜铸造的圆形硬币，一些品种有少量白铜样币存世，是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在中国经济、金融史上具有独特历史地位。

铜元上接清朝晚期的方孔制钱，但中间无孔，完全用现代机器冲压生产，外形主要受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发行的“香港一仙”的较多影响。

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铜币铸造工艺从传统的翻砂熔铸法进入了先进的机器冲压生产的新阶段。

中国铜元产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年。一般即以这一年为中国铜元的诞生日，虽然香港地区制造铜元开始于1863年，但早期香港铜元是以英王国为主体发行的香港地区辅币，不属于晚清铜元体系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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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的起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在中国内部来看，在1900年以前的清朝，中国一直是方孔圆形铜钱和银两的混合本位制。清朝中叶后，外国银圆大量进入中国流通，中国白银巨量外流，而且在银两与银元换算上造成许多出入和变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银荒与币制紊乱。

早在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期间（道光十三年前后），即有讨论外国银元优良、应自行设计铸造的奏折，可惜时局艰危，内忧外患，而且银两制钱制度根深蒂固，统治者不到穷途末路不会加以改革，因此林则徐的先进主张未能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见1981年《文物》杂志第10期）。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内白银外流加剧，外国银元更普遍地进入中国流通，更让中国民生艰难。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全面地冲击了落后的制钱制度，咸丰皇帝为筹措镇压革命军的军费而下令全国各地大量铸造大钱的举动，等于宣告了制钱制度的末日。

在残酷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面对着历史以来最大范围的通货膨胀与外币侵凌的局面，一枚当十大钱跌落到仅值二文的地步，这些现象终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

19世纪80年代，天津、江南、湖广等地曾经在洋务派的工厂里有计划地铸造过机器制钱（其中江南宝宁局在国内外试铸过大量样币，流通版也有相当数量，但最多见的还是宝广、宝武等局），以现代机器铸造方孔制钱，妄图挽回江河直下的制钱制度，但铸造成本依然高过面值，每个铸造厂都面临严重亏损的局面，这一事实证明，制钱制度，已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已脱离了人民大众的需求现实。

如何既能保持“祖宗成法”，使制钱制度脱胎换骨，又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外货币交易交换的迫切需求？而且还能产生铸币利润？铜元的出现这就走到了历史的关头。以当时形势来看，最迫切的还不是铜元这种小额硬币的需求，而是银两、银币的问题，因为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

如何挽救银两、铸造自己的银圆，成了洋务派与革新派考虑的头等大事。三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李瀚章、李鸿章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主持在广州开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机器造币厂，全套购进英国伯明翰－喜敦父子公司的设备，并聘请英国技师主持建设、管理、模具雕刻等。

工厂落成后，造币厂还代表当时的总督李瀚章写信并赠送金质纪念章给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的喜敦父子，称“我们总督通过怀恩先生向您赠送一枚金质纪念章，作为你们杰出工作的纪念”，该信并赞扬该厂的机器及技术“无与伦比”（该信及相关内容见《中国钱币》1988年第3期）。

该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先进造币厂，于1889年开始铸造银元，有一圆、半圆、二角、一角、五分五等，成效显著，很快流通全国，成为机制银币的范本，此后全国大部分省份都纷纷上马开办造币厂制造银圆。银圆的成功为铜元的产生准备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

铜元产生的外部直接因素，主要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开始，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的狂潮。一些外国银行、金融机构争先恐后涌入中国，在沿海“开放”城市开设各种银行，发行货币，推销银元等金融品种，掠夺中国生银。

进一步使中国旧有的、已经残喘的制钱、银两制度陷入泥潭，各省开铸的银币缓解了流通主币的压力，但辅币市场依然严峻，很多地方已经到了市面无钱可找、纠纷迭起、商业阻滞的地步。

随着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全面深入，不单是沿海“开放”城市，整个中国对外贸易一再入超，大量白银外流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清政府的财政恐慌日益严重。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性投资，客观上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尤其是对小额辅币的需求。铜元，就在这内外交困、上下需求孔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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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赔款，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刺激是非常巨大的。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在1896年上奏整顿京师同文馆学制，并参与制定具体课程，他制定的课程剔除了“四书五经”，可谓敢为天下先。

次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自强激情一发不可收拾的陈其璋又奏请仿造大小铜元，补救钱荒，填补全国普遍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其奏折充满激情地描述了制钱之坏与铜元铸造的种种好处：

“窃维圜法之坏，至今已极。……若不设法补救，恐生计日蹙，民不聊生，难保不激成变故。臣一再筹思，计唯仿照外洋添造大小铜圆，以补制钱之不足。……若以机器改造铜圆，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色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然此仅言利之说也。以言乎弊，则不禁自绝者四：花纹精工，伪造难以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可图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转引自《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652页。中华书局，1964）

奏折中提到的“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指的是参考外洋铜元，原文称“查外洋铜圆分为三品：上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三品均用红铜，每百斤价银二十两；若以白铅搭配，则为黄铜，每百斤价仅十三两五钱，而上品大铜圆可铸四千枚…成本既少，或利自多”（引文出处同上，651页。）

陈其璋对铜元利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非常实际、具体而且恳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准许他的建议，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

但来自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依然强大，特别是上一年因陈其璋在制定京师同文馆八年学制中废除“四书五经”的举措，引起了朝中诸多清流重臣的非议，统治者也有所不满，因而此时提出恢复铸制制钱以反对制造新式铜元的呼声甚嚣尘上，以庆亲王弈匡（匡力）为首的反对派很快占据了上风，以至陈其璋的铸造铜元之奏请最终未能实行，无疾而终。

同时江南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厂又开始试铸了一批机制方孔制钱出来，看起来似乎制钱尚有希望。这一耽搁，又是三年过去了。

这期间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刘庆汾分别于1898年、1899年两次上奏请开铸新式铜元，并详细列举了日本等国的铜元成绩，但两次均遭到以庆亲王弈匡（匡力）为首的反对派的驳斥或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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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铸造的制钱，虽然改进了部分设计、更新了部分机器、铜料配比等，但铸造量有限，市面“钱荒”未见丝毫改变，同时铸币厂又亏赔严重，清政府才最终决定开铸铜元，这时守旧派在严峻现实的教训下也不敢再强硬反对了。何况这个时候，掌握朝中大权的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

广东钱荒最紧张的1900年，广东钱局与广东善后局联名呈请巡抚德寿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允许铸造铜元，仿制香港“铜仙”，以抵制外洋铜元，救济财政。 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

1900年6月，广东造币厂第一次铸造出了最早的铜元，每枚重二钱（7.45克），以紫铜95%、白铅4%、锡1% 配合铸成。直径28毫米，形式精美。正面中央铸“光绪元宝”四个汉字及满文“宝广”，外环珠圈，上缘纪地“广东省造”字样，下缘为纪值文字“每百枚换一圆”，左右边饰小花星；背面中央铸有象征清朝皇帝的飞龙图案，龙图外环珠圈，上缘为英文纪地“KWANG－TUNG”（广东），下缘英文纪值“ONE　CENT”（一仙），左右边饰小花星。“仙”（CENT）意为“分”，即一圆银币的百分之一，原是英国在香港发行的铜辅币计值单位，这也正说明了中国铜元受香港铜辅币（香港铜元又叫铜仙，始铸于1863）影响很深。

与此同时，广东还试铸了值半分的光绪元宝，但没有发行。广东“每百枚换一圆”铜元发行之后不久，又遇到了新问题：人们不习惯“百枚换一圆”的换算方式，不少地方发行流通受阻。

主持者下令调查，结果发现是老百姓虽然乐意接受新式“铜仙”，但仍然把它与根深蒂固的“制钱”计算方式直接挂钩，使用时按制钱方式进行计算，而币面面值则是与银圆换算的体

李鸿章当初的意思本来也是为了与此前广东大量铸造发行的银元挂钩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老百姓眼里，银两和制钱是平行的，二者并无所谓“主辅”关系，使用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

弄清楚原委后，广东当局于1904年下令改变文字，把后来铸造的十文面值一律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背面英文面值改为“TEN CASH”，以另种方式延续了制钱制度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这一改变极大地促进了广东铜元的销售与流通，民间需求量之大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利润之高也令当局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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