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元的最本质属性，乃是一种贬值的虚值大钱。虽然早期它与银元一起介于主币辅币不分的地位。中期的衰落是因为铜元由应急的辅币被人为当成开辟财源的途径，从而无限制烂铸，造成贬值，因而失去信用。近日公博钱币世界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博讲铜元系列》文章，详细介绍了铜元产生、发展与衰落的历史。以下为《公博讲铜元系列之民国时期铜元的铸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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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也就是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占领了武昌城，赶走了总督、巡抚，建立起了革命的政权：革命军政府。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结束了2000年封建帝制对中国的统治，对整个社会生活与观念的震动极其深刻广泛。铜元的设计与铸造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最早铸造革命货币的造币厂是江西南昌铜元局。

就在武昌革命发生不久，驻扎九江、南昌的江西新军立即宣布江西独立，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并占领了造币厂，着手制造纪念革命的新式铜币“大汉铜币”，币面左右“辛亥”纪年，中间书“大汉铜币”，正中刻“赣”字，下缘书面值“当制钱十文”，背面图案是表示革命军军旗的粗壮的十八星图。

这种币明显是直接依照前清时期的“丙午赣大清铜币”铸造的（江西的“大清铜币”没有其他年号），由于事出匆促，模具简陋，铸造不精，这种独立特行、革命意味强烈的新式铜元很快就被淘汰了，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革命激情与极为有限的铸造量也使这枚铜元成为了中国近现代铜币的珍品，其收藏价值与历史意义无可估量。

1912年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军政府，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

百废待兴，货币的统一、设计、铸造、发行很快就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重视。1912年3月财政总长陈锦涛呈文，请设计发行新式革命货币，孙中山先生批复该文，正式提出了铸造新式硬币的标准和意义，原文如下：

“据该部呈称，拟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迩，传为美声，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亦应一率更改，请将花纹酌定，颁发各省造币厂鼓铸以资遵守等情前来。查币制改良，新民耳目，自属要图。所请以一千万元上刊第一期大总统像以为纪念一节，应予照准。其余通用新币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为此训令该部即便遵照，速将新模印就，分发各省造币厂照式鼓铸可也。 此令 财政部长陈锦涛照 孙文 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日”（据“孙中山学术研究资讯网”公布的手令原件照片释读）

这是有据可查的中华民国时期第一件关于铸造新硬币、改革旧货币的法令。法令颁布不久，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参议院会议召开，会议决议以国旗五色旗与九星军旗（内外各九星，一共组成十八星）分列左右，一同作为铸币图案，铸造“开国纪念币”。

紧接着全国各地立即开始了“开国纪念币”或“中华民国”字样新式铜元的铸造。江西在1912年放弃“大汉铜币”之后。又改铸了“壬子”纪年、中间无“赣”字的“大汉铜币”，但也没有维持多久，因设计陈旧、模具不精而停止，在购得新机器之后才开始设计大量生产“壬子”纪年的“江西铜币”，背面是改刻得更为细腻、美观的18星图，没有采纳大总统颁布的“嘉禾”图案。安徽也在1912年仿照江西试制过“安徽铜币”，但没有成功，未发行。

完全依照大总统令设计铸造新式开国纪年币的是武昌、南京两个设备最全、革命中受损最少的大型造币厂，武昌造币厂主要生产楷书版的“开国纪年币”十文，并试制有五文、二十文两种样币，未发行。

南京厂初期被列为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主要生产隶书版的“开国纪年币”（各厂所造“开国纪念币”品种请参考《中国钱币》，2006年第1期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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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铜元很快通行全国，逐步在各地取代旧式铜元。此外不用“开国纪念币”之名，而用“中华民国”国名、旗帜、图案的省份有湖南（币名“中华民国湖南铜元”或不书“湖南”）、河南（币名“中华民国当十铜元”或“当制钱十文”）、山西（币名“中华铜币当制钱十文”）、广东（币名“中华民国元年一仙铜币”）、福建（币名“中华元宝”）、四川（币名“中华民国元年四川铜币”）、新疆（品种繁多、版式变化大，主要是“中华民国元年新疆通用当红钱十文”、“二十文”等），这是民国元二年开始铸造的一些情形。

在1913年之后，还有很多省份铸造过新式铜元，比如天津（共和纪念币等）、河北（张家口的口北造币厂铸有“中华铜币”十文、双枚）、安徽（安庆造币厂在1919年前后铸造“开国纪念币”）、陕西（陕西一分、二分）、甘肃（开国纪念币二十文、沙版铜元等）、云南（拥护共和纪念50文、五仙铜币等）、广西（八年一仙）、贵州（黔字铜元）、奉天（东三省一分）等。

整个民国时期，四川铸造铜元的时间最长、年份最多、面值最全、品种版式最复杂、产量最高、流通最广。（详见拙著《中国铜元分类研究》第14节，中华书局，2006）

广西、贵州、奉天则仅有一两种投入流通。最大面值的流通币是200文，只有四川、河南大量铸造发行。最小面值的是民国37年的半分。500文币仅有河南军阀在1930年前后铸造过，未正式发行。

1912年3月，袁世凯在武力威胁与政治谈判之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大总统。1913年7月镇压了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

这个期间武昌造币厂雕刻制作了一系列袁世凯肖像的十文铜元，其中一种铸造了十万枚投入流通，但遭到商民抵制，发行并不成功。此外1919年安庆造币厂铸造过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头像的十文，也没有正式投入流通。

民国时期有头像的铜元流通量最大的只有两种：云南铸造的唐继尧像“五十文”、甘肃铸造的孙中山像“伍枚”。 民国政府虽然成立，然而政权不一，各地军阀势力割据自雄，战乱频仍，军需支出庞大，单纯依靠传统赋税的盘剥已经很难满足新军阀的需求。

在这种各自为政、中央集权无力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纷纷整修旧有造币设施，或新建造币厂，无限制地大量铸造新式铜元，有的甚至直接利用前清遗留的龙版铜元模具，继续铸造“光绪元宝”或“大清铜币”。

这时期铜元重量、成色参差不齐，毫无标准可言，造成了币制混乱、币值迅速下滑，老百姓陷入比前清时期更深重的货币危机之中，也给中央政令的统一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然而这一切在当时条件下都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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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袁世凯窃取总统大权之后，中国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北洋政府修复了辛亥革命中被乱兵劫掠焚毁的天津造币总厂，准备作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造币厂。

1914年2月，北洋政府公布新的《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铜元为辅币，由天津造币厂铸造二分（重二钱八分）、一分（重一钱八分）、五厘（重九分）、二厘（重四分五厘）、一厘（重二分五厘）五等紫铜元（原料配比为铜95%、锡4%、铅1%）配合主币流通，其他地方仅允许奉天、南京、武昌、长沙、成都、广州、云南、重庆等地七厂二局存在。

新《条例》特别强调“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政府”，因此裁撤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铜元局厂，并规定袁世凯头像的一圆银币为“国币”。

五等币中只有二分、一分、五厘三种于民国五年发行，其中二分仅有少量样币，这套币均为中间圆孔，既区别于南方革命政府的“开国纪念币”类型，又多少保留一些旧制钱的遗迹。

这类币由于北洋军阀政权的不稳定性，以及南方不少地方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抵制，因而发行不广，并没有能够取代南方革命政府发行的硬币。只有银币“袁大头”逐步取得了稳定的地位，占领了以前外国银币在中国的市场。

《国币条例》的颁布，短时期内结束了全国各地混乱无序的铸币现状，为国家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改革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1916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讳称帝自为，改元“洪宪”，湖南、新疆当政者趋炎附势，闻风而上，特别铸造了“洪宪元年”当十铜元（湖南）、“当红钱十文”（新疆）。

然而仅仅83天之后，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命呜呼，当初造币奉承的湖南、新疆主政者又赶紧改铸“中华民国”年号的铜元，徒留历史的笑柄。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定都南京，地方军阀势力日益衰落。1928年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整理金融货币，出台了《国币条例草案》十四条，规定在金本位未实施前，暂以纯银库平六钱四分零八毫为国币之本位，定名曰圆。辅币规定若干，其中铜币有一分和半分两种，成分均为铜九五、锡四、铅一。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上海造币厂应于最短时间内成立，半年以内必须开工，鼓铸新银元定为国币”。铜元在货币发行体系中地位逐步下降，政府主导货币逐渐转向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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