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共铸造过两次虚值大钱，首次发生在清代早期天聪年间，铸量不大；第二次发生在晚期咸丰年间，这次对清政府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咸丰钱币复杂多样，共有29个钱局16等计值。计值等级之多空前绝后，各局又有不同版式不胜枚举。这是继莽钱、徽宗钱后中国的第三次铸钱高峰。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咸丰朝钱币由于铜钱与银价的变动，钱币分量常有变化。例如当五十钱大于当百，当百钱重于当千。各钱局间同等计重的钱币，铜质、重量上也有明显差异。

太平天国运动截断了滇路铜料（清钱铜料的主要来源），洋铜（日本铜）方面更是不能指望。钱局只能靠熔毁大量铜器及其他地方的铜料勉强维持铸钱，但早已供不应求。正在此国难当头之际，粤匪（太平军）却已攻入山西，很快就过临洺关（位于邯郸城北）窜逼天津，军事吃紧。朝廷命地方军严防死守通往直隶的道路，并令文瑞率兵驻守通州。但通州城垣破损严重急待整修，军饷却迟迟发不下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始铸了“克勤郡王钱”。

“郡王”是爵位（侯），一般分封给皇帝的孙辈，比亲王低一级。爱新觉罗•庆惠的祖上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代善领正红旗、镶红旗曾为清太祖征战沙场立下过汗马功劳。太祖驾崩后拥护皇太极（清太宗）即位，被封为“和硕礼亲王”。太宗驾崩后，代善支持福临（顺治帝）登基，为清代早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像这样曾为国家做过卓越贡献的亲王清代还有几位，皇帝特批他们的爵位世代传承，世袭罔替。这几位亲王，包括继承他们爵位的后代于是被民间俗称为“铁帽子王”。

所谓“克勤郡王钱”是咸丰宝泉钱局中一类由克勤郡王庆惠（授正黄旗汉军都统）与文瑞（授左副都御史）等官员“捐铜”督办所铸的大钱。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钱背“当”字两侧带有“星月纹”，有些虽然后期去掉了星月纹，但通过钱文的特殊写法也能一眼便识。

咸丰皇帝反对庆惠提议新设钱局是由于铸钱关系到国家命脉，铸币权自然被政府牢牢掌控，任何私人铸钱都是违法行为。当前所推行的钱法，朝廷自有权衡。庆惠郡王的做法在咸丰皇帝看来是“徒事铺张”没有实际的效果的，并且担心官局私铸，无法稽查。并且批示对于市场中任意折算钱币的违法行为要“法在必行”。咸丰皇帝的做法是为了维护祖制以及国家的尊严。

咸丰皇帝对铸钱绝不放权，命宗人府对庆惠捐铜铸钱一事无需添设官职，庆惠、文瑞等人只是督办。咸丰元宝星月当二百、当三百等钱币就是在此时铸造的，早期也有流通，但很快就因民间流通不便被收回停铸。当四百虽然并未见到实物，但是按照马定祥先生的说法当四百大钱一定也铸造过（可信度较高）。如按照咸丰宝泉局钱币折值及原料价值的比例关系来看，当二百、当三百甚至是当四百应是不需要铸造的，所以铸量就一定很少。

代善长子岳托也是清代早期的著名将领，其英年早逝被清太宗追封“克勤郡王”爵位。至此“克勤郡王”爵位诞生，共传13世17位郡王，到爱新觉罗•庆惠已是第10代，家族第14位郡王。

从上图可以看出克勤郡王庆惠是当朝咸丰皇帝“旁系家族”已过十代人的重孙辈，即使末代皇帝宣统也是庆惠的叔伯辈。中国人有“五伏”传统，五伏以内认一个祖宗。出五伏后只是同宗同姓，而没有了血缘关系，甚至还可以结婚生子。由此可见庆惠郡王与咸丰皇帝只是君臣关系，清政府是典型的“家天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家的私产。有人说庆惠郡王的举动是“捐铜救国”，这个观点则值得怀疑。

铸钱的根本目的是“赚钱”，清代咸丰时期规定小平钱的重量是一钱二分，当百钱重一两四钱。每铸一枚当百钱币虚值近九成。克勤郡王钱比同等计值的宝泉局钱币尺寸略小，铜质偏白（含铜量低）。此枚星月当二百重47.3克，仅比星月当百钱重出一枚小平钱的重量，虚值程度却要翻倍。这种以“百”为单位，递进铸造额度的情况与王莽的“宝货制”有相似性，其目的与结果显而易见。

当年七月停铸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停铸的还有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大钱。之后咸丰皇帝降旨“饬庆惠等自八月起，仿照户工两局章程，按成配造。以十成计算，铸当百大钱二成，其余六成铸当十、当五并制钱。”但此时庆惠奏称铜斤短缺，没有遵旨而行。八月十六日奉上谕：所有庆惠等现设局着即停止，并将以前捐输铜斤及铸钱数目一并移交户部。”克勤郡王钱至此停铸，据统计该局历次共放兵饷六十三万九千三百余万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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