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三官是汉武帝于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设立的、专门负责全国钱币铸造的官署及工场，其设置是西汉中央统一币制、掌管铸币权的重要举措。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上林三官应为锺官、技巧和六厩，三官各有官署及铸钱工场[1]。从汉武帝设立上林三官至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撤销技巧和六厩两官，三官同时铸钱80余年。两官撤销以后，锺官继续负责铸钱，直到王莽政权结束。

目前发现的应属上林三官的铸钱遗址有四处，分别为汉长安城内西北部的相家巷遗址、汉长安城外以西建章宫内的高低堡遗址、长安县窝头寨遗址和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兆伦村遗址。除相家巷在汉长安城内，其他三处均在西汉上林苑中。这些遗址范围都比较大，每一处都涉及几个自然村，为行文方便，这里仅以较为有名的一个自然村指代。通过我们的研究，兆伦村应为锺官铸钱遗址，高低堡为最初的技巧铸钱遗址，窝头寨为六厩所在地，相家巷则为建章宫营建时技巧官新迁之地[2]。

上述遗址发现了大量铸造五铢钱的陶范，有面范，也有背范，面范是浇铸金属铸范的范模，背范则是与金属铸范合范铸钱的铸范。铸钱时，背范为一铸一毁，因此数量巨大；而金属铸范即使损坏，也可以熔化再铸，可多次重复使用，故发现的数量很少。用于制作金属铸范的陶范模也多是一铸一毁，其数量也不少。大部分范模上没有文字，只有少数范模范首部位有阳文反书的文字，内容包括制范的工匠或官署以及制范的时间等，本文称之为范模铭文。范模均为长方形，中间有一道凸起的脊，是为金属铸范预留的主浇道，铭文即位于主浇道上部的一侧或两侧。对上林三官铭文范模的研究，不仅能深入了解三官的内部分工及技术演变，而且对大量无纪年范模及五铢钱的断代大有裨益。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直就曾对铭文范模进行过收集和研究，并得出一些初步结论[3]。随着出土资料的日益丰富及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范模铭文的分类及范模的铸造时间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现试加讨论，以正于方家。

一、铭文范模的发现

目前，发现铭文范模的有相家巷、高低堡、兆伦锺官和窝头寨等铸钱遗址。

（一）相家巷铸钱遗址

相家巷是发现五铢钱范模及有铭文范模最多的遗址。20世纪50年代，陈直的研究即主要以相家巷遗址钱范为对象。此后，伴随着城市建设的开展，发现的钱范数量不断增多，铭文范模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被收录在1992年出版的《秦汉钱范》[4]一书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时有带铭文五铢钱范模被发现，其中比较重要的发现有两次。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在相家巷村东的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五铢钱范，其中包括许多带铭文的范模，铭文内容有纪年、官署、作坊编号、工匠名等[5]。2003年春节期间，相家巷村在修路时挖出大量钱范，其中有许多带铭文范模[6]（图一）。

至21世纪初，相家巷遗址发现的铭文范模数量不断增加。据有学者统计，到2007年，范模铭文种类已达76种，剔除重复及铭文不清者有69种[7]，可惜其统计表中各类铭文的存世量均为约数，亦无明确的出土地点。但从已有的认知判断，绝大多数铭文范模应出自相家巷遗址。

（二）高低堡铸钱遗址

高低堡是高堡子和低堡子两村的合称，位于西汉建章宫前殿遗址附近。高低堡遗址出土的铭文范模不多。1987年，有学者在汉长安城西收集到一些钱范和铜钱，钱范包括背范及带铭文的范模，铭文有“巧一”“巧二”“可”“工”[8]等字。作者把出土地称为“建高遗址”，应是建章宫高堡子的省称，钱范可能出土于建章宫前殿遗址。

20世纪80年代，在建章宫前殿基址东南角的一个近代防空洞内发现了80枚铜钱及一些陶质钱范，有几块范模带“巧一”“巧二”铭文[9]。另外，著录中出于此地的范模还有“巧三”铭文[10]。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在东柏梁村东南发掘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时发现大量五铢钱范，绝大多数为背范，也有不少范模，其中一块范模上有“巧三”铭文[11]。该范模的出土，说明以前著录的“巧”字范模出自建章宫区域是可信的。历年来高低堡发现的范模铭文有“巧”“工”“可”等字，而不见昭、宣以后的纪年铭文，说明汉武帝营建建章宫以后，巧官铸钱工场被迁出。上林三官设立于元鼎四年，建章宫营建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在此铸钱约10年时间。相家巷及高低堡两地范模上均有“工”“巧”“可”等铭文，其五铢钱形也相同。另外，与相家巷钱范一起出土的两块西汉子母砖上均有“巧”字（图二）。上述现象说明营建建章宫时把巧官铸钱工场迁至相家巷附近。

（三）兆伦锺官铸钱遗址

《汉锺官铸钱遗址》收录了3件上林三官铭文范模，其中2件铭文不清，1件有宣帝时期“元康元年十月”纪年[12]。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官一”“官二”五铢范模，原称出自相家巷遗址[13]，但已有学者指出应出自兆伦锺官遗址[14]。201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在兆伦锺官遗址发掘时出土了2件五铢钱范模，其中1件带“地节四年三月”铭文，另1件带“官”字铭文，还有1件“锺官火丞”封泥和1件带“官”字戳印的西汉长条砖[15]。我们遍检相家巷遗址出土范模，并无1件带“官”字，说明以前发现的“官”字范模的确应出自兆伦锺官遗址。

目前兆伦锺官铸钱遗址发现最多的是王莽时期的范模，在大泉五十范模上有“锺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工常造”铭文，其他如小泉直一范模上还有“工苏”铭文。王莽时期，上林三官中的两官早已不存，只有锺官尚在，结合辽宁宁城黑城子[16]、河南南阳汉宛城[17]、青海海晏三角城[18]等遗址出土的“始建国元年”前、后锺官的铭文判断，王莽时期锺官已分为前、后两官，西汉时期的锺官应为王莽时期的锺官前官所在地。

（四）窝头寨铸钱遗址

1962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在窝头寨遗址调查时发现五铢钱范，其中有许多范模，但未见带铭文的范模[19]。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1件铭文范模，据说发现于此，铭文似为“元凤□年造”[20]。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上林苑考古队对窝头寨遗址做了小面积发掘，出土1件带“地节五年三月丙子造”铭文的范模[21]，说明这里应是一处上林三官之一的铸钱工场。在锺官及技巧官确定的情况下，推断其为六厩铸钱工场所在地应无太大问题。

二、铭文范模研究简况

陈直是最早研究铭文范模的学者，但囿于资料有限，他仅对有纪年的范模进行了年代排列，对无纪年的范模并未进行年代学研究，而是按“工”“巧”“官”及“第一”等序号列出。从范模铭文看，最早的纪年有昭帝元凤年号，宣帝时期纪年铭文最多，有六个年号，最晚的是成帝永始年号，即纪年铭文时间从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至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22]。

无纪年范模的年代问题一直是铭文范模研究的重要课题。蒋若是认为，三官范模纪铭在武帝时多以官署名之，如官一、官二、巧一、巧二、巧三等，昭帝以后多以年号纪铭[23]。党顺民、吴镇烽认为，巧、工可、工一及一些无记号的范模上，五铢的“五”字交笔较直而微曲，而宣帝纪年范模上，五铢的“五”字交笔弯曲，呈炮弹形。工可、工一、工四、第二工、大、甲等铭文范模应早于宣帝时期[24]。姜宝莲、秦建明把官一、官二、官三、巧一、巧二铭文范模划归为汉武帝时期，并把昭、宣至汉末的范模铭文按内容分为七种[25]。党顺民、赵晓明则把所有范模分为无纪年铭文和其他标识，有职官工匠名称标识及有纪年、月、日铭文等三类[26]。王泰初把工、巧、官及第一等序号的范模铭文列在宣帝地节年内，把工一、工二、大、甲、由工、第一可等铭文列在成帝永始三年之后[27]。实际上他是把这些官署、工匠及带序号的范模进行了分期。

上述学者对无纪年铭文范模的分类或繁或简，对其年代的判定多以五铢钱形为依据。除王泰初外，其他学者基本认为部分无纪年铭文范模应属于武帝至宣帝之前。这一认识基本上是成立的，但除钱形依据外，没有其他更有力的证据，而王泰初的分期则值得商榷。此外，学者们对铭文中“可”“遂”的认识也有不同，有的认为是工匠名，有的认为是工序名。

三、铭文范模再研究

（一）范模铭文种类

早期钱范出土时不少无明确的地层关系，其年代需要依据其自身的特征进行判断。根据历年征集、调查及发掘的资料，各遗址发现的五铢钱范模铭文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无纪年类。有巧、巧一、巧二、巧三，官一、官二、三、工、工一、工二、工三、工四、可、工可、工野、工申、（申）工长寿、（工）乘山，（工）大，第一可、第二（工）、第二（遂）、第三（遂）、第四遂、［第］四，由（工）、（◎）田工、甲、工乙、工勺等。根据下文的分期研究，可知这些范模大部分属于武帝至昭帝时期，从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初铸五铢钱，至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出现纪年范模，此类范模共流行38年。

第二类：有纪年类。目前所见有昭帝元凤，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元帝永光、建昭，成帝永始等年号，如“元康三年二月乙亥造，五月丙申就成”等。另外，一些虽无明确纪年但记有月、日的范模铭文也属于这一类，如三月、四月、五月等。从昭帝元凤元年始见纪年范模，至目前所见最晚的为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范模，前后共66年。

除以上两类外，个别范模带◎、⊕符号，有时单独存在，有时与其他铭文共存。因不是铭文，所以不再分类。

姜宝莲、秦建明已把第二类范模做了细致划分，而且年代明确，在此不再赘言。关键是第一类范模的分类及流行时间仍存在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此笔者把第一类范模铭文分为六种。

第一种为官署及编号。有巧、巧一、巧二、巧三、官一、官二。“巧”及“官”同为官署名，数字为分支机构的编号。有的官署与编号位于主浇道一侧，有的分开，各居一侧。“官”字仅发现几件，铭文均位于主浇道右侧。“巧”字有分居两侧者，有的一侧缺失，造成缺少官署名或编号的情况（图三）。

第二种为工匠编号。有工、工一、工二、工三、工四。虽然“工”与“巧”“官”形式一致，但因与“巧”字范模同出于高低堡及相家巷遗址，可能为技巧官内部的工匠编号。铭文大部分位于主浇道左侧，有的“工”及“工四”在右侧（均指面对观者方向）。有些只残存一侧的“工”字或数字。“工”不是“工官”之省，因为负责铸钱的不是工官，而是水衡都尉下辖的上林三官。汉代的工官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少府所属工官，如考工、供工、右工以及左、中、右尚方等；另一类是中央政府设在地方的工官[28]。工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铜器（包括容器、武器、车马器等）、金银器、漆器、铁器的制作。高低堡与相家巷遗址发现的“工”字范模，极可能是作坊内部工匠的编号（图四）。

第三种为作坊内部分区。为“第＋数字＋工（可、遂）”编号，如第二工、第一可、第二遂、第三遂、第四遂等。在此，“工”“可”“遂”似表示作坊内部的不同分区。“可”“遂”均位于主浇道左侧，序号位于右侧，篆书（图五）。“遂”为作坊内部的编次，数字为编号。有学者认为“遂”为工匠名，显然不对。相家巷遗址有第某工、第某可等，未见第某遂，可能表示不同铸钱遗址有所差别。

“第一可”的“第一”位于主浇道右侧，“可”位于左侧，形式与“遂”字范模相同。有学者认为“可”是工匠名，亦不确；陈直认为是编次[29]，至确。“可”与“工可”不同，与前面“遂”的用法相同。

“第二工”有两种，均为篆书。一种笔画方转，铭文均位于主浇道左侧（图六，1）。另一种笔画圆转，“第二”位于主浇道右侧，“工”位于左侧，与“第一可”“第二遂”等文字排列方式相同，有的“第”字仅潦草写出上部的“艸”或下部的“夷”（图六，2）。二者文字写法不同，排气方式也不一样。前者直接通过顶部两个浇铸口排出，后者浇铸口下有一条弧形凸起的脊。从范模形制看，“第二工”与“工二”流行时间相同，但二者含义不同。“第二工”的两种书体，或者流行时间有别，或者出自不同的写手，其义似与“第一可”“第二遂”等相同。目前仅见“第二工”，未见“第一工”“第三工”“第四工”。

第四种为工匠名。有工可、工野、工大（图七）、工乙、工勺、工申、工（乘山）、工乘□、申工长寿、工长寿、甲[30]。可、野、大、申、乘山、长寿等均为工匠名。据相家巷遗址纪年范模“本始三年九月甲子造申工长寿”，工匠名为长寿。“工乘□”内所缺之字应为“山”，与“工乘山”实为一人，如西安市钱币博物馆藏1件本始四年范模，一侧为纪年，另一侧残存“工乘”二字，其年代当属汉宣帝时期。“工可”亦属此类。“甲”可能为工匠名，也可能为代号。“工乙”“工勺”释之似乎不确，有待更多的出土资料隶定。

第五种为工种名。有田工、由工、申工，似为工种或工序名称。三字均由“田”字衍生，也可能为特殊的标记符号。此类铭文多数位于主浇道左侧，少见位于右侧者。

第六种为符号。有◎、⊕两种。有的单独存在，有的与其他铭文共存。如“◎”与“工乘山”或“田工”同范，“⊕”与宣帝纪年同范（图八）。

（二）铭文范模分期

以往学者多以范模上“五铢”钱形来判断其早晚。在此，笔者拟从范模的形制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浇铸口与排气道是范模上两个重要的部分，关乎铸范的浇铸及范腔内气体的排出，而这是浇铸铸范时两个重要的技术问题。之所以做如此考察，是因为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后起技术比之前技术更为优良，可以据此判断范模的早晚。当然，不同的技术有时是共存的，新、旧技术的交替需要一个过程。

王泰初认为上林三官范模的排气方式有三种。一是初铸时，浇铸金属铸范的浇铸口在范首两侧，浇铸口与排气孔混用，若在左侧浇注铜液，右侧孔就成为排气孔，反之亦然。这种形制在武帝至昭帝时期使用。二是昭帝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以后，浇铸金属铸范的排气道与浇铸口分设，排气道在浇铸口两侧。三是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以后，浇铸金属铸范的浇铸口在范首正中，排气道在两侧[31]。

除以上三种外，还有一种与第一种排气方式相同，但浇铸口下各有一条弧形凸起的脊连接钱形，将范首部位的范腔一分为二，这条弧形脊即为铸范预留的排气道。这种改进既是技术上的进步，也是分期的重要依据。

在王泰初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浇铸口与排气道的设置方式不同把铭文范模分为三型。各型范模具有先后关系，其上铭文内容也各不相同（附表一）。

A型：顶部设两个浇铸口，没有专门的排气道，浇铸口兼作排气道。分两式。

Ⅰ式：范首顶部有两个浇铸口或排气道，浇铸口也作排气道（图九，1）。范模铭文有巧、巧一、巧二，官一、官二、工、工一、工二、工三、工四、三、第一可、第二工（笔画方转）、第二遂、第三遂、第四遂，工野、工申、（工）大、工勺，由、由工、甲、（◎）田工，◎、⊕、元凤四年造等。

Ⅱ式：两个浇铸口或排气道下的弧形凸起的脊，是为金属铸范上预留的两道排气道（图九，2）。这种浇铸与排气方式比Ⅰ式更能提高产品的铸成率。范模铭文有巧一、巧二、巧三、工、工可、工一、可、甲、第二工（笔画圆转）、工乙等。

B型：排气道与浇铸口分设，排气道设在两边（图九，3）。专设两个排气道，两个浇铸口可同时浇铸，排气道与范腔相接部位稍高，以便减少铜液流出，更有利于排气，较A型更先进。范模铭文有元凤元年九月戊寅造、元凤四年造、元凤六年九月戊寅造、本始元年五月壬午造、本始二年二月⊕、三月等。

C型：范首正中设一个浇铸口，排气道在两侧（图九，4）。与A型、B型相比，少一个浇铸口，可使铜液同时均匀地注入两侧范腔，避免了两个浇铸口注铜液不均而致使两侧受热不匀的问题。排气道设置为竹节形，易于去除进入的铜液。范模铭文有“［第］四”“◎”符号及纪年范，如元凤□年造、本始三年九月甲子造申工长寿、本始四年四月乙酉造工长寿、本始五年十一月壬申造、五凤三年八月甲寅造、甘露元年五月乙亥造、四月、五月、二月戊申筑、建昭五年五月造等。

以上分类表明，无纪年铭文范模基本以AⅠ式、AⅡ式为主，出现于武帝时期。纪年类范模以C型为主，出现于昭帝元凤年间，为宣帝本始年以后纪年范模的主流范形。高低堡遗址范模以AⅠ式、AⅡ式为主，流行时间应早于C型。在建章宫一号基址还发现B型无铭文范模，可见AⅠ式、AⅡ式、B型在武帝时已存在，B型一直延续到宣帝时期。换言之，多数无纪年铭文范模早于纪年铭文范模，不排除部分无纪年范模与纪年范模同时共存。

从浇铸口与排气道的设置看，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昭帝时期，此时出现了C型范模，顶部只设一个浇铸口，排气道设在两边，有的排气道呈竹节形。以昭帝为界，之前以A型为主，之后以C型为主，B型为中间过渡类型。王泰初推断第一种排气方式为武帝时期，或至迟在昭帝时期，与笔者以范模浇铸及排气方式的分析结果基本吻合。笔者把A型分为两式，从排气方式看，Ⅱ式稍晚于Ⅰ式，但从五铢钱形看，二者均属五铢钱的早期类型，尚难看出字形上的区别，均应为武帝时期的钱形特征，昭帝时基本不见。

根据以上认识，笔者把无纪年及纪年类范模分为三期（附表二）。

第一期：武帝元狩五年初铸五铢钱至昭帝元凤元年。包括无纪年范模的第一、二、三种及第四种部分铭文。

上林三官之巧官，先设于高低堡遗址，后迁至相家巷遗址，高低堡遗址发现的带有“巧”字的铭文范模，无疑是太初元年营建建章宫之前的遗物，是判断武帝初设上林三官时的钱范标本。在建章宫前殿遗址发现的“巧”字范模及建章宫一号建筑基址用于铺地的“巧三”范模，都说明其年代早于建章宫营建时期。巧官迁入相家巷以后，仍然沿用以前的做法，范模没有纪年，只有工、巧等铭文，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昭帝元凤元年。两地所出范模的钱形，相同之处是都以穿上一横为主，不同之处是高低堡有穿下半星及无记号钱，而相家巷没有，显示出前后的沿革及变化。

如果我们对“巧”字范模时间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官”“工”字范模亦当为此时，时间在元鼎四年设立三官之后的武帝时期。学者们通过对钱范上五铢钱形的研究，认为它们应在宣帝之前，与宣帝之后钱形的不同之处在于，巧、工可、工一及无任何记号范模上五铢的“五”字交笔稍直，而宣帝纪年范模上“五”字交笔弯曲，呈炮弹形。工可、工一、工四、第二工、大、甲等范模铭文的文字风格亦早于宣帝年号字体[32]。

虽然“第二工”字体稍有不同，但从范模形制看，应同属武帝时期，亦不排除第二工、第二遂等铭文范模晚至昭帝之末。姜宝莲、秦建明把“遂”字铭文范模划到昭、宣帝时期至汉末，我们认为划至武、昭帝时期比较合适。

“官”字铭文范模为武帝时期，对此已早有论述[33]，在此不再赘述。

范模铭文带官署及编号，是武帝时期通行的做法。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起，在全国设立四十多处铁官，实行铁器专营。目前发现的此时期铁器上也常有类似的官署编号，如河东郡铁工场标记为“东一”“东二”“东三”，河南郡铁工场标记为“河一”“河二”“河三”，南阳郡铁工场标记为“阳一”，弘农郡铁工场标记为“弘一”“弘二”，大河郡铁工场标记为“大河五”等，这些铭文多数没有确切的时间证据。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大河郡、弘农郡为汉武帝时设立。弘农郡设立于武帝元鼎四年，“弘一”“弘二”铁器应是此年之后的西汉遗物。《汉书·地理志》又载：“东平国，故梁国，景帝中六年别为济东国，武帝元鼎元年为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34]。因此，“大河五”铁器的年代当在武帝元鼎元年至宣帝甘露二年之间。同理，官署及编号铭文范模也应与铁器相类，年代为汉武帝时期。

第二期：昭帝元凤元年至宣帝末年（公元前49年）。包括昭帝元凤及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纪年范模，无纪年类第五、六种及第三、四种部分范模。这一时期的纪年范模，可参见陈直《西汉陶钱范纪年著录表》及王泰初《上林五铢钱母范一览表》，在此不再详细列出。

相家巷遗址有“可”或“工可”铭文范模，“可”应为武帝时期的工匠名，其生活及工作时间也可能晚至昭帝时期。“申工长寿”与“本始三年九月甲子造”同范，“长寿”为宣帝本始年前后的工匠名。“工乘山”与“本始四年十月丁未造”及“地节二年五月乙亥造乘山”同范，“乘山”为宣帝年间的工匠名。符号“⊕”，有的独立存在，有的与“本始二年二月”“神爵四年四月丙辰造三月癸巳筑”等同范。独立者，浇铸与排气方式为AⅠ式，其年代可能早于宣帝时期；同范者，浇铸与排气方式为C型，年代为宣帝时期。符号“◎”，有的单独存在，有的与“田工”或“工乘山”同范。单独或与“田工”同范者，浇铸与排气方式均为AⅠ式，年代可能早于宣帝时期，有的甚至可早至武帝时期；与“工乘山”同范者，据乘山的年代可知应为宣帝时期。“［第］四”字范，浇铸与排气方式为C型，排气道呈竹节形，形制与本始纪年范模相同，年代在昭宣时期。

第三期：元帝至西汉末年。包括元帝永光、建昭及成帝永始纪年范模。如永光五年九月壬□造、永光五年九月、建昭五年三月乙酉造、建昭五年、永始三年五月甲子造等。严格说来，自成帝建始二年罢技巧、六厩以后，上林三官只存锺官，不过，仍有“永始三年”的铭文范模[35]。如果此范模为真，则可能是兆伦锺官的遗物。

目前所见工、工一、工二等范模数量较多，以浇铸及排气道的设置判断，该铭文范模的年代最晚至昭帝元凤年间，再晚者不见。

总之，无论从五铢钱形，还是从浇铸及排气方式上看，无纪年范模大多属于武帝至昭帝时期，纪年范模大多属于宣帝及以后时期。昭帝时期，铸钱技术变化明显，元凤元年出现了纪年范模，浇铸及排气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以A型为主，此后以B型、C型为主。

四、余论

根据浇铸与排气方式进行的分期，与前辈学者以五铢钱形进行分期所得结论基本吻合，这为无纪年类及无铭文的范模的分期提供了新的途径。根据以上研究，我们认为王泰初对无纪年类范模铭文的分期存在较大的问题，他把巧、巧一、巧二、官一、官二、官三放在宣帝地节二年，把工、工一、工二、第一可、一、三等放在成帝永始之后，不但与其他学者按五铢钱形所做的断代相悖，与我们通过范模浇铸与排气方式进行断代分期的结论也不相合。根据上面的研究，这些范模的年代应在武帝或昭帝时期。昭帝时期，铸钱技术及记铭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浇铸与排气方式以A型为主，范模铭文无纪年；此后浇铸与排气方式以B型、C型为主，范模铭文以有纪年为主。

从铸钱遗址出土的范模铭文看，上林三官各官署内部存在细致的分工。以技巧官为例，其刻制母范的机构有巧一、巧二、巧三，每个机构下有不同的工匠，即工一、工二、工三、工四，工匠所在作坊可能还分为不同的“工”“可”“遂”。工种可分为田工、由工、申工等。目前所见的工匠名有可、野、大、长寿、乘山等。这种划分在武帝、昭帝甚至宣帝时还存在，但昭帝、宣帝之后，随着纪年范模的流行，官署编号、工匠编号及作坊内部分区等铭文逐渐减少以至消失。

以前学者多以五铢钱的字体特征进行分期，如“五”字的曲直，“铢”字中“金”字偏旁为三角形还是箭镞形，其下四画之长短，“朱”字偏旁上、下笔画之曲折等。蒋若是把五铢钱的字体特征与铭文钱范字形相结合，总结了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四个时期三官五铢的大体特征，为五铢钱断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6]。笔者根据铭文范模的特征不同，把三官五铢亦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武帝时期，五铢钱的字形为“五”字交笔较直，呈三角形，“铢”字的“金”字旁上作三角形，下划为四竖线，“朱”字上折下圆（图一○，1、2）。第二期为昭宣时期，“五”字交笔缓曲，呈炮弹形，“铢”字的“金”字旁上作三角形或箭镞形，下划多为四点，一般“朱”字多数上折下圆，也有少数上、下均方折或带圆意（图一○，3、4）。第三期为元帝及其以后时期，“五”字交笔弯曲，规整，较宽，“铢”字的“金”字旁上作箭镞形，下划多为四点，“朱”字上折下圆（图一○，5）。铸钱虽是标准化程度要求最高的行业，但因是手工刻版，每次也会稍有变化，甚至同一块范模上，也存在不同的五铢字形。因此五铢字形的变化仅具有一般的断代意义。

在各铸钱遗址铭文范模钱形上，有穿上一横、穿下半星、四角决纹等记号，也有一些无记号。相家巷遗址只有穿上一横者。高低堡和窝头寨遗址既有穿上一横，也有穿下半星，还有无记号者。兆伦遗址种类最多，有穿上一横、穿下半星、四角决纹和无记号者。初步判断穿上一横者为上林三官的主要钱形，其他可能为初铸时的钱形。“官一”铜钱属于武帝时期锺官遗物，范模有四角决纹及无记号者两种。相家巷遗址只见穿上一横者，未见其他类型，又似乎表明各遗址钱形存在一定的差别。记号所代表的含义，尚需进一步探讨。

据文献记载，自武帝元狩五年（应为元鼎四年）三官初铸五铢，至平帝元始中，铸钱二百八十亿万余[37]。大量无纪年铭文范模的发现说明汉武帝时期铸造五铢钱数量巨大。在发现的十个年号范模中，有六个为宣帝年号。宣帝共有七个年号，除最后一个年号“黄龙”只存在一年没有发现铭文范模外，其他年号均有发现，这说明宣帝时期也是五铢钱铸造的兴盛时期。昭帝承上启下，发现的年号铭文范模虽不多，但部分无纪年铭文范模应属于昭帝时期。元帝以后，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经济衰败，铸钱数量大减，铭文范模也随之减少。

西汉五铢钱的铸造工序大致为：母范（阴文反书）→范模（阳文正书）→铸范（阴文反书）。具体到上林三官五铢的铸造，是用刻制的母范印制泥范，然后入窑烧制成陶质范模，再以此浇铸金属铸范，最后用金属铸范与陶背范合范浇铸五铢钱。1955年在相家巷遗址发现一块石质母范，厚1.2厘米，残存三个阴刻“五铢”钱形，判断为武帝时期的遗物[38]。因青铜铸范可以再利用而发现较少，母范及青铜铸范上肯定也有同样的铭文。与青铜铸范相配的陶质背范发现数量巨大，背范上一般没有文字，但也有极个别带有阴刻的数字、纪年或其他文字，本文不再详述。

注释：
　　[1]a.党顺民等：《上林三官铸钱官署新解》，《中国钱币》1997年第4期。
　　b.吴镇烽：《再论上林三官铸钱遗址》，《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
　　[2]徐龙国：《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与上林铸钱三官》，《考古》2020年第10期。
　　[3]陈直：《西汉铸钱铜材和钱范的发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期。
　　[4]陕西省钱币学会：《秦汉钱范》，三秦出版社，1992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
　　[5]李毓芳:《汉长安城烘范窑和钱币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
　　[6]党顺民等：《西安相家巷村新出西汉“五铢”2期。
　　[7]王泰初：《西汉上林五铢陶范收藏断代举要》，《收藏界》2007年第4期。
　　[8]徐平：《西安发现“五铢”陶母范》，《中国钱币》1989年第1期。
　　[9]党顺民：《从西汉建章宫遗址及附近出土钱范探讨五铢钱的演变》，《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2），1989年增刊。
　　[10]《秦汉钱范》第124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未央区汉长安城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考古》2017年第1期。
　　[12]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汉锺官铸钱遗址》，科学出版社，200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相同。
　　[13]《秦汉钱范》第212、213页。
　　[14]姜宝莲：《浅谈“官”字铭记陶范出土地》，《西安金融》2004年第4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内部资料。
　　[16]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辽宁宁城县黑城古城王莽钱范作坊遗址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17]刘绍明：《南阳汉宛城遗址出土新莽钱范》，《中国钱币》1999年第2期。
　　[18]a.李峰等：《青海省海晏县出土的新莽钱范》，《中国钱币》1990年第3期。
　　b.闫璘：《西海郡故城新发现新莽钱范》，《中国钱币》2016年第1期。
　　[19]陕西省博物馆等：《长安窝头寨汉代钱范遗址调查》，《考古》1972年第5期。
　　[20]《秦汉钱范》第161页。
　　[21]刘瑞：《汉代“超长纪年”问题新研》，《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
　　[22]陈直：《关中秦汉陶录》（下册）第661～666页，中华书局，2006年。
　　[23]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第116页，中华书局，1997年。
　　[24]同[1]。
　　[25]《汉锺官铸钱遗址》第250～252页。
　　[26]同[6]。
　　[27]同[7]。
　　[28]白云翔：《汉代“蜀郡西工造”的考古学论述》，《四川文物》2014年第6期。
　　[29]陈直：《古器物文字丛考》，《考古》1963年第2期。
　　[30]赵晓明：《西安新发现的西汉钱范》，《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
　　[31]同[7]。
　　[32]同[6]。
　　[33]《汉锺官铸钱遗址》第245页。
　　[34]《汉书·地理志》第1637页，中华书局，1962年。
　　[35]陈直：《汉代盐铁铸钱三大手工业》，《人文杂志》1957年第1期。
　　[36]蒋若是：《西汉五铢钱断代》，见《秦汉钱币研究》第101～114页，中华书局，1997年。
　　[37]《汉书·食货志下》第1177页，中华书局，1962年。
　　[38]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声明：本文原文刊于《考古》2021年第12期；作者：徐龙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