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北宋政权统治了167年之久（960-1127年），它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绘画、书法、雕塑、书籍雕版印刷的发展高峰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我国古代是一个发展比较突出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科学技术和美学艺术结晶的宋代钱币，也呈现出了色彩缤纷、争奇斗艳之势。当时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由政府规定使用什么材质的货币。北宋有开封府、江南东西两路等十三路专用铜钱；四川一带就专用铁钱，陕府路和河东路则铜铁钱兼用。北宋时期，金属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量达到一个空前规模，是我国封建社会铸币量的最高峰，质量也达到了封建社会铸币的顶端。

本文在阅读大量历史资料和梳理大量钱币实物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归纳和分析出北宋一朝金属铸币铸造和流通的主要特点。

一、以年号钱为主

宋建国之初，因为铸币种类庞杂，严重阻碍流通，朝廷加大整顿，增加铜钱的铸造量，力求以铜钱为主要的通货。从宋太宗铸造淳化元宝之后，各个皇帝几乎每改元一次便铸造新的钱币，以其年号为该朝所铸钱文，以表示其所铸之钱为法定的主要通货，嗣后历代相沿。这种铸币模式对后世，尤其是明、清货币形制有很大的影响。北宋九个皇帝改元三十五次，铸了二十七种年号钱和三种非年号钱（宋元、圣宋、皇宋）。其实，年号钱并不是北宋的创造，早在南北朝时期的成汉李寿时期就已产生，当时铸行有以“汉兴”年号作钱文的小型方孔园钱。但是，像北宋那样每更换一次年号就变化一次钱文，钱文随年号而变更的情况，却是以前所未有过的。

二、币值多变、分等流通

北宋时期铸造的每种钱币几乎都有大小不同的面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等。我国货币分等流通很早就产生，是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越发达，商品交换的品种、质量和支付方式也越复杂，这就势必要求货币的面额应该有多等次的合理配套。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钱币无论是布币、刀币、还是圜钱，都有大小二等，甚至还有三等，如“釿”字平首布，有半釿、一釿、二釿三等，并且可以同时流通，这就方便了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需要。发展到两宋时期，分等流通更是有了较大发展，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区分，形成了多等次配套流通的局面。这种制度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相适应。

三、版别庞杂

中国古代钱币的版别研究，是以宋代为代表的，尤其北宋。北宋钱币版别非常多样，有些年号钱版别复杂，书体各异，背文多变，版别之多为历代所罕见。钱币版别，又分为大版别和小版别，大版别是指同一品种系列的钱币实物之间存在的细部差异和区别。大版别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铸造工艺，北宋时期采用母钱翻砂法铸造钱币。母钱是划分版别的根本因素，每一种版别钱币就是由同一枚母钱翻铸的钱币。由于宋代铸钱量巨大，需要的母钱非常多，所以钱币版别就非常多。各个钱监在铸造同一品种钱币时，因为母钱的不同，在文字风格、边廓宽窄、大小、轻重、厚薄等方面会有一定的差异。通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区分不同钱监所铸造的钱币，进而区分同一钱监不同铸期所铸造的钱币。

小版别是指由于古代铸造方法比较原始，即使同模铸成的钱币，也可能由于温度、范砂、铜质、氧化程度、磨损情况等方面的不同而发生微小的差异。如，徽宗时期的崇宁通宝钱大小版别就有近百种，有阔“崇”大字、撇丁“宁”大字、广穿反丁“宁”大字、仰“通”大字、翘尾“通”大字、未“崇”大字、重轮大字、粗足无勾“崇”、斜足无勾“崇”、粗细足无勾“崇”、短丁“崇”隐起宁、右垂足短丁“崇”、弯头“宁”大字、长丁“宁”大字等等。

版别研究一直是北宋钱币研究的重大课题。自清代乾嘉时期古泉学兴盛以来，钱币学家就开始关注北宋钱币的版别探讨。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相继编纂出版了《弄钱奇鉴》、《对钱谱》、《符合泉志》、《古泉大全（丙）》、《昭和泉谱》和《新订北宋符合泉志》等书籍。我们现今可以根据钱文书体的变化，并综合分析每一类钱的钱体制作特征等其它因素，对钱币做排比分析，剖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钱文书体多样

中国钱币只有文字，没有图案，所以中国钱币的艺术主要表现在钱文书法上。从古到今，人们铸钱都比较注重钱币上的书法艺术，宋代钱币的书法艺术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北宋钱文书体变化多样，各种书体应有尽有。钱文书法有所创新，且多出自名家，从御书体“淳化元宝”行书、草书作为钱文之始，北宋钱币的钱文篆、隶、行、草、楷等五体皆具备，篆书体中又有九叠篆文“皇宋通宝”，楷书中又有瘦金体，书法或秀丽妩媚，或苍劲挺拔，神采飞扬，气象万千，形成了宋钱书法艺术的特色。

从建隆元年到淳化四年（960～993年）铸行的宋元通宝和太平通宝二钱，钱文直接仿周元通宝钱，钱文均为隶书。自此之后，钱文书体开始多姿多彩。北宋时期最先创造由皇帝亲笔书写钱文的“御书体”首开货币史先河，如宋太宗亲自书写钱文“淳化元宝”，宋徽宗独创的瘦金体铁画银钩，别具一格，书写钱文“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等。

御书钱的称谓至少在北宋淳化年间就已产生，据《侯鲭录》一书中记载，大臣王禹偁被贬到商州，曾作诗一首，“谪官无俸突无烟，惟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二子部]。诗中提到的御书钱，应是指宋太宗亲自手书的淳化元宝钱，可见当时的文人对御书钱已极为推崇。

五、对钱盛行

对钱是宋钱的一大特色，也是宋钱书法艺术的集中体现。对钱是指两枚钱从钱名、形状、大小、厚薄、轮廓、穿孔、铜质、字体大小均相同一致，唯有钱文书体不同，可称为“对钱”。这类钱有的是楷书、行书二体成对，有的是楷书、篆书二体成对，有的是隶书、篆书二体成对等等。对钱是我国钱币造型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对钱之制始于南唐的开元通宝钱，其以篆、隶书为一对，盛行于北宋时期，是北宋钱币的一大特色。

北宋时除了天圣年以前的宋元、太平、天禧、祥符、景德、咸平年号铸币和天圣年以后的康定、庆历、崇宁、大观年号铸币外，可以说无钱不成对。而且形制非常讲究，也非常严格。比如天圣元宝钱是篆、楷书成对，至道元宝钱是行、草成对，治平元宝是楷、篆成书对，元丰通宝钱是篆、行书成对，绍圣元宝钱是行、篆书成对。宋徽宗时期更是对钱集大成时期，重和、政和、宣和等铸币都有多种对钱相匹配，其质量之精、书法之美可谓是空前绝后。对钱自从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开始，直到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停铸，铸行长达150多年。

六、铸造量巨大

北宋铸币数量惊人，是我国历史上铸造货币最多的一个时期。宋朝建立后，宋朝政府认识到统一货币的重要性，开始清理、肃清旧的货币，广铸本朝钱币。据记载，宋初平定南唐之后，岁铸铜钱只有七万贯[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七《江州广宁监记》]。为此，自宋太宗开始大力铸钱，他还亲自召见即将赴任的江南路转运使张齐贤，命令他采铜铸钱，设法增铸铜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真宗时期，北宋的铜钱铸造量达到每岁一百三十五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这时，全国除了四川地区外，货币制度基本上实现了统一。

景德年间，铜钱铸造量已达到岁铸一百八十万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二七]，至此北宋铜钱已大大超过了史料记载的唐朝铜钱的铸造量。再至熙宁元丰年间，铸币量又得到猛增，熙宁末年达373万贯，元丰三年（1080年）猛增到506万贯，这是北宋时期最高的岁铸额，达到了北宋铸币的顶点。

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自北宋立国迄元丰末年（960～1085年），铸造的铜钱当在一亿四五千贯左右，加上私钱，全部货币流通量接近两亿五六千万贯[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0页。]。另据高聪明统计，自开宝五年（976年）至宣和七年（1125年），北宋铸币额为两亿六千万贯[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页。]。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更是经过考证，认为有宋一代仅官铸铜钱就达二亿贯[宫崎市定《五代宋初の通货问题》，《宫崎市定全集》第九卷，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第270页。]。汪圣铎认为，假定北宋历年铸造的铜钱都没有被销毁，而且也没有外流到国外，北宋末年政府铸行的铜钱大约有三亿贯。按照当时社会最高户数一千万计，平均每户可支配铜钱数量为30贯[汪圣铎《中国钱币史话》，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9页。]。这些统计数字虽然有一定偏差，但是都反映出北宋铸币量巨大的史实。

北宋钱币铸造量大，出土量也最大。现今，北宋钱币出土最多，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动辙成百上千斤，如1967年湖北黄石市兴建水利，展开了西塞山长江干堤的维修工程，发现一宋代窖藏，共出土22万余斤[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发现的宋代窖藏铜钱》，载《考古》，1974年第3期。]。1986年2月，在安徽颍上耿棚乡杨庄村北宋窖藏出土铜钱6965枚，除少量唐代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外，皆为北宋铜钱[汪本初《建国以来安徽出土古钱币述略》，载《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9月。]。1995年5月，在陕西华阴古县城东北角发现一大批北宋铁钱，文物部门共收集重约330公斤，约有17个品种，1万余枚[张芯狭，荆勤学，郭妙莉《华阴出土大批北宋铁钱》，载《文博》1998年第5期。]。2011年6月，在苏州市干将路道路改造工程乐桥西南堍的工地一座古井中，出土窖藏铜钱2吨，主要为北宋铸币[张铁军、闻惠芬，钱松甫等《苏州乐桥宋代井藏铜钱发掘简报》，载《苏州文博论丛》2003年。]。

此外，北宋铜钱在境外也多有出土。1895年，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发现过宋代铜钱。1898年，又发现了15枚宋代铜钱。1959年，对索马里摩加迪沙发现的24枚中国钱币进行鉴定，其中有宋真宗时期的天禧通宝1枚，宋神宗时期的熙宁重宝2枚、元丰通宝2枚，宋哲宗时期的元祐通宝2枚，宋徽宗时期的圣宋通宝2枚，政和通宝2枚。坦桑尼亚也曾出土过北宋铜钱[北宋钱币在非洲的发现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1986年8月，在日本德岛市岛田遗址，出土北宋铜钱15枚。其中有元丰、皇宋、政和通宝，景祐、绍圣、祥符元宝[《日本德岛市出土中国瓷器和宋代钱币》，载《中国文物报》1986年10月3日。]。

七、钱监众多

宋朝铸钱的机构，称为钱监，由监当官管理，“诸州铸钱监，监官各一人”[《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少府监》]。各地钱监主要任务是收购铜、铁，鼓铸钱币。钱监所铸造的钱币，除上交朝廷外，还要给所在的州府作为日常费用。此外，根据朝廷的规定，不同区域内的钱监还要进行铜、铁钱的兑换[《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八]。

北宋建国之初，就开始陆续广设铸钱监。太宗即位之初就命令在昇、鄂、饶等州设置钱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至道二年（996年）十月，朝廷又在池州监置钱监。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置江州、建州监。至此，经过宋初三朝的努力，相继建成了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建州丰国监、江州广宁监4个铸钱监。仁宗时，又新增设商州阜民监、虢州朱阳监。到宋神宗时，国富民殷，社稷兴旺。于是，宋朝政府又设立了11个铸钱监，使铜钱监增至17个。钱监对宋代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宋代将全国分为铜钱区和铁钱区，钱监负责铸造各区所需的铜钱或者铁钱。由于货币需求量巨大，这就要求钱监铸钱管理要非常严格有序，保证货币供给充足。北宋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商品经济获得突出发展，货币需求量剧增，铜、铁钱铸造也因此兴盛，在中国铸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八、规定铜钱和铁钱流通区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战乱，地方政权大量鼓铸铅、铁钱以敛财。宋代因循未改，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宋朝商品经济活跃，铜铸币已无法满足商品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钱荒严重，朝廷无力以铜钱统一货币市场，也为了防止铜钱北流，于是朝廷遂铸造铁钱，并指定铁钱专行区域。从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铁钱限地区流通，且流通铁钱的地区基本上不许铜钱入境。北宋一代，钱币流通可分为铜钱流通区、铁钱流通区和铜铁钱兼用区，且长期存在着。宋代铁钱铸造时间长，行用范围广。据《中书备对》记载所知，当时行用铜钱的十三路，分别是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虽然在以后的时间里，福建、江南、两广部分州县曾一度流通过铁钱，但直到北宋灭亡，铜钱流通区域基本固定在上述十三路地区。

九、铸币权统一

自太祖以来，货币的铸造、发行、流通等均由官府统一掌管，中央政府牢牢地掌控着铸币权，严禁民间私自铸钱。北宋政府对铸钱非常重视，认为铸钱是国家大事，“钱者，人君之大权，御世之神物也。……故钱必官自鼓铸”[[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仁宗时，设置提点诸路坑冶铸钱司，设置提点官一名，“掌山泽之所产及铸泉货，以给邦国之用”[《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制》]，管辖全国各地的铸钱监。各地钱监的官员，均由朝廷委派，代表中央进行管理。每年所要将铸造钱币的种类、铸造数量、投放区域、回笼与否，都要上报朝廷定都。“诸钱监所铸钱悉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三司，方流布天下”[《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当时钱监只负责鼓铸，无论铜钱监，还是铁钱监，所铸钱币的使用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保障军费开支和财政。

此外，为了集中币材以供宋朝政府铸钱之专用，宋朝法律对此还做出严格规定：“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朝廷还对货币立法，遏制和打击民间私铸。《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明确规定：凡私自铸钱或组织谋划者，一律处绞刑并决杖一百；从犯或容留犯人者，加役流并决杖六十；铸钱地邻保配徒一年，里坊村正决杖六十。此后，还陆续颁行诏敕，对钱币的规格、毁损、私运、境外贸易等做了详细规定。

十、金属合金配比合理

北宋铜钱的金属合金比例合理，这已为当代金相化验所证明。宋代钱币铜铅锡的平均含量为铜64.75%、铅25.40%、锡8.70%。戴志强、周卫荣先生通过对中国历代铜铸币合金成分分析后指出：“至北宋，对铸币的认识出现了飞跃，铸币技术的掌握亦臻成熟，所以铜含量下降到新的低谷，铅、锡含量上升到新的峰巅，形成了最合理、最科学的成分配比”[周卫荣、戴志强《钱币学与冶铸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1页。]。北宋铜钱原料的合理配置，使得铜钱铸造性能好，硬度较高，不宜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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