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我国的古代纸币，历经宋、金、元、明、清五朝，延续八百多年之久，在货币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两宋时期，尤其是北宋，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在这里，笔者比较喜欢陈寅恪先生的用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对比盛唐的各种武力值，北宋的数字更为叹为观止，如人口比唐朝多4100万，财政收入多1.26亿贯。如，宋仁宗时期，市舶收入已达五十三万贯。有学者保守估计，宋朝GDP占当时世界60%以上。

北宋的交子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土话，就是票证、票券的意思，字面上有交合之意，也就是“合券取钱”。“所谓‘交子’，可能并不一定是纸币产生后才起的名称，而是与当时四川的方言、习俗有关，是人们对当时出现的盐茶钞引和其他商业性票据的一种习惯性称呼。所谓相交、相会、相关，都是对照票据而取钱的意思”[张季琦《宋代纸币及其现存印版》，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

交子最早产生于民间，后在宋仁宗天圣年间改为官办。仁宗执政时期，因为和辽政权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外部环境和谐，政治稳定，百姓生活安定富足，此种状况对北宋经济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所以说仁宗时期“仁宗盛治”的美誉。

交子最初是由益州（今成都）十六户富商私自印制，仅限于商铺内部之间互相使用，它是商家交易时代替金属铸币的一种信用凭证，“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存款人先把一定的现钱即铸币交付给相关铺户，铺户把铸币数额写在楮纸券上，将楮纸券作为票据交由存款人保管。这种写有存款数额的楮纸券就是交子的雏形。楮纸券上一般盖有商号的印记并有密押等，因没有统一的形制，和普通收据类似，这种楮纸券比较零散。因为“私交子”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商户存款减少，致使资金呆滞，不能兑现等。

后益州路转运使薛田向朝廷建议设立“交子务”，由民办改为官办，得到批准，称为“官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在益州设置“交子务”，指派官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监督交子的印制过程。天圣二年二月，益州交子务以本钱三十六万贯为准备金，用以保证人民可随时兑取现钱，首届发行“官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

从此，交子成为宋朝川陕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纵观交子的发展过程，有学者认为交子前期是汇票的性质，后期是货币的性质[戴志强《关于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钱币》2006年第3期。]。

交子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及货币发展史中出现的特殊产物。它出现在北宋时期的益州（淳化五年成都府降为益州，嘉祐四年又复为成都府，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并不是偶然的，有其自身特殊的条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交子的产生与当时四川地区造纸印刷技术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早在唐代，成都麻纸就已被确定为皇家用纸，每年要大批送入宫中。《唐六典》记载：唐代宫廷藏书有四部，共二五九六一，“皆以益州麻纸写。”最好的宫廷藏书都使用成都生产的麻纸，可见这种纸的质量在全国是最好的。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鼎盛时期，四川在北宋时期有着发达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从而为交子的产生在印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四川是当时的造纸基地，所生产的楮皮纸坚固耐用，细白光滑，是纸币材料的最佳选择。宋诗人梅尧臣云：“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梅尧臣《宛陵集》卷二七]。而且，印刷纸币的技术要比印刷普通书籍要高，因为纸币有效安全流通使用，必须要具备独特的防伪技术，这就需要有复杂的技术来完成作暗记的制作。四川素有“宋时蜀刻甲天下”之说，可见印刷技术极其发达。由此看来，宋朝已具备大量印刷纸币的物质技术条件，这是交子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交子作为货币的一种，是作为铁钱的价值符号和代表来行使货币的支付职能和流通职能。交子的出现，是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商品交换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交子的诞生，给四川的商贸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稳定了四川社会经济。时人说，“（交子）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钱）不如楮（交子）便也”[杨冠卿《客亭类稿》卷九]。

其次，交子繁荣了成都市场，加快了商品的周转，使成都得以成为北宋第二大都市。最后，交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南宋元明清纸币的制造、发行和管理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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