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七十周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主撰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该书以大量第一手的档案文献为基础，全面详实呈现了解放战争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历史全景。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宏大的战略眼光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使我们对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更深的理解。

为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七十周年，中国钱币博物馆对《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进行节选连载，以下为第二部分，文字略有删节。

（二）华北财经会议

1、会议的总体情况

华北财经会议旧址

因华北财经会议是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以西武安县冶陶镇召开的，所以这次会议也被称为“邯郸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晋察冀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华东代表团，团长薛暮桥；东道主的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杨立三、戎伍胜；晋绥代表团，团长陈希云；陕甘宁代表团，团长白如冰。会议开始后陆续到达的还有中原区的刘子久、刘子厚等。会议分为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两个阶段。预备会议从1947年3月10日开始，足足开了十余天，主要目的是交流情况，提出问题，消除隔阂，增进相互了解。

预备会议能否开好，关系到整个会议能否达到中央预期的成效。在预备会议召开的前一天（3月9日），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领导薄一波、滕代远、杨秀峰等再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准备会议。

会上薄一波指出，过去相互都有些矛盾，晋察冀、山东和我们就有经济矛盾，其实各区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多做自我批评，开好这个会议。滕代远说：我们的冀鲁豫过去抵制山东的盐，冀南军区扣冀中订购的煤，赔了八百万元。要坚持毛主席倡导的自我批评精神，好好向各区同志们学习。杨秀峰说：我们第一，要多做自我批评；第二，要准备让步、吃亏；第三，介绍经验要谦逊，先听人家讲，多向大家学习。

预备会议开始后，晋冀鲁豫作为东道主，在发言中率先作自我批评，深刻剖析了本位主义思想，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薄一波在会上补充说：我看今天不是谁找谁的便宜问题，而是要准备吃点亏，只有吃点亏，才能使整个解放区有利。因此应当加强统一，互相支持，用全力支持解放战争的胜利。

南汉宸在会上讲：我们已经一天比一天相互了解了，能够逐渐为友邻地区想问题，这是个进步。今天各地区还没有联合起来，但联合是趋势，要逐渐加强统一。现在各解放区内部已经联合统一起来了，今天我们要研究的是各大解放区的更大范围的联合统一问题。中央对我们这次会议希望很大，不仅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还要研究将来的不少大问题，因此要把圈子放大一些，眼光放远一些，大家好好研究，解决一些大问题。戎伍胜也在会上发了言，提出了两个不好解决但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自由贸易与地区产生的矛盾问题，二是战争供给、群众负担与财政困难的问题。解决这些矛盾，最好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统一指挥才行。关于我区和各区发生的矛盾，是我们自我批评不够，没有很好解决。

薛暮桥后来撰文说：“预备会议让大家心平气和地讲了问题，做了自我批评，气氛十分融洽，一片团结景象，给正式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董必武回忆说：“在华北财经会议的最初阶段，各区派去的代表并不是抱着统一财经的目的而去的，只是想相互了解各区的财经状况，调整一下相互关系。随着会议的深入发展，大家认为支持全国范围内的战争，财政必须统一，于是纷纷建议尽快组建中央一级的财经领导机构。”

3月25日，华北财经会议正式开幕，薄一波受中央之托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从3月26日起，各解放区代表先后向大会作报告，介绍了各解放区自抗战以来的财经工作发展情况。华东代表团由薛暮桥讲；晋察冀代表团由南汉宸讲；晋冀鲁豫代表团分别由几个人讲，刘岱峰讲贸易问题，戎伍胜讲财政问题，李一清讲农业生产问题，胡景沄讲金融货币问题，徐达本讲工业生产问题。

4月初，陕甘宁、晋绥、中原解放区的代表先后到达冶陶镇。刘子久报告了中原区情况，陈希云报告了晋绥情况，陕甘宁的情况因南汉宸比较熟悉，也由他来介绍。

4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开始讨论经济工作上的急迫问题，一是养兵的最大限度和人民负担的最高限度（即三个核心管控指标的问题），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如何建设。一个多月的会议，一直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进行的。这段时间，代表们对各解放区区际间货币比价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测算，制定了相互的货币兑换比价关系，讨论通过了货币兑换比价协议（中央于10月24日批准了这一货币兑换比价协议），这是各解放区货币统一的开始，为日后的货币统一创造了必备条件。

会议在讨论脱产人员合理比例时，大家将庞村会议的经验上升到了理论层面。薛暮桥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与货币发行数量同步增长；解放区每一人口的平均货币流通量都相当于30斤小米（约合1个银元）。如果货币增加一倍，物价也上升一倍，仍是30斤小米。按照当时生产和生活水平，每一百个居民只能养活两个脱产人员，超过此数就要依靠银行发行货币来供应。”“脱产人员不超过2%，是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脱产人员超过2.5%，而又单靠发行货币透支解决，就有危险了。”会议测算出了当时解放区合理的平均货币流通量，并以此测算出脱产人员的合理比例。

会议期间，薄一波再次作了重要发言，他强调指出：“必须认识，我们是一个国家的性质，不管形式怎样、成立不成立中央政府，实质上就是这样，到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独立的。因此，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应从独立方面着眼，财经体系也应当是独立自主的。”薄一波的这段讲话，意在启发各解放区的与会代表们，彻底肃清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思想，从更高层面着眼，既要为支持长期战争而努力，同时也要着眼于为新中国财经管理体系的建立做必要的物质准备。

会议的第三阶段，是产生一个《华北财经会议综合报告》，并组织大家反复讨论和修改。5月初，该报告大体定稿，薄一波向中央和中央工委作了汇报。

2、中共中央对会议的悉心指导

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由分散到统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工程，牵涉到工农业生产、供给标准、财政、贸易、银行、货币、军工、交通乃至度量衡等的一系列统一。华北财经会议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为快速推动各解放区的财经大统一，必须事先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物质准备。这次会议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与国民党军事对决的成败。因此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格外关注，并始终把握会议的进程和方向，即便是中央机关在行军转移途中，会议的进程情况也从未脱离过中央的视线。晋冀鲁豫中央局专门成立了电报组，每天将会议进展情况及时发给转移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在今天留存不多的电报中，仍可强烈地感受到，当时党中央对这次财经会议的重大关切。

194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东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晋冀鲁豫中央局：“华北财经会议，对于克服困难，支援战争，非常重要，务须使其有成就，各项问题务须获得解决。”“望即催促各地代表携带材料，准备意见，迅速起身前往邯郸使会议能如期召开。会议进行情况望薄一波负责择要电告。”

3月，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而在其余各战场则转为守势。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五天之后，中央在行军途中致电贺龙、李井泉、张宗逊，询问陈希云、白如冰、何松龄等有无可能穿过同蒲路出席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

3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薄一波并转财经会议诸同志：“财经会议用介绍情况、提出问题并研究解决办法的方法来进行很好。许多具体政策,希望充分交换意见,提出大家认为适合可行的解决办法,作出决定,再提中央审查。在座谈中,除涉及各区互相有关的问题外,下列问题希提出加以研究：

（一）由于战争扩大与延长,如何节用财力物力人力以支持长期战争〔人民负担能力的研究,如何能紧缩村开支,有何方法开源节流,如何解决各区很大财政赤字,怎样节用配合战争的人力动员,使之不太妨碍生产,究竟每一野战军须后方动员多少人力配合(包括担架运输、民兵动员等)才适当等〕。

（二）主力出到国民党区域行动时应采取的财经政策和办法(过去五师到鄂陕豫和皖鄂边筹不到粮款,是困难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将来大部队反攻出击也会遇到困难,必须事先加以研究,拟出一些办法。讨论时可吸收五师和参加陇海路南战役同志参加)。至于发展经济(农业、手工业、工业),达到解放区经济上基本能自给这一基本问题,自应充分注意,能座谈出一些意见和办法。经过情况仍望随时电告。”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4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其中指出:“中央工作委员会现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刘为书记。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4月16日，根据会议代表提出成立中央一级财经领导机关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出了《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董必武任主任的决定》：“为着争取长期战争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董必武同志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太行、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

中央关于成立华北财办电文指示手稿（任弼时起草）

4月18日，董必武被中央委任为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后，即电报中共中央表示：“中央给我的新任务是很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我对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情况不明，对这一部门的干部熟悉的很少，请中央为我挑选得力者三五人予以协助。”

4月25日，薄一波就会议进展情况再次致电中央（这是会议的第18号报告电）主要报告如下内容:

“（一）根据十年来的经验，提出财政、经济各种不同政策，如财政、华北人民负担政策、整理村财政、财务行政、开源、节流、贸易、税收、金融、货币等均有详细规定，正在讨论中。

（二）大家根据逐次长期战争供给的观点，拟建议将银行发行、各区脱离生产人数、人民负担标准及可以调剂贫富的几种统税、专卖收益归中央，以便中央斟酌各区财经情况适时给以指导，又能机动调剂贫富，如补助晋绥、陕北或其他临时开支。

（三）各区相互关系亦进入解决阶段，办法：自行提出困难和要求，由大会研讨解决办法，如晋绥、陕北提出七十万匹布，一百五十万斤棉花，大家认为这小的很，由太行北岳完全负担起来，用货换或干脆帮助均可。”

5月4日，中共中央对薄一波4月25日《关于华北财经会议情况的报告》作出三点批示:

“（一）同意你们产生一个正式决定，确定各区财经共同方针和各种政策，今后各区银行发行权，各区脱离生产人数比例、人民负担标准、各区贫富间的调剂等，可由中国解放区财经办事处在中央领导之下去统一计划和规定。

（二）由财经办事处直接管理几种统税和专卖收益来调剂贫富区域为好，还是只由财办处统一筹划指定富足区域来协助贫弱区域为便利，这两种方式尚望你们再加考虑提出意见。

（三）决议文字和调剂办法望电告。董老（董必武）不久可到你处，如来得及，最好待他到达后才作最后决定。各战略区应派办事处代表（副主任），人选尚未得各区电告，你们也可考虑应有哪些人参加才便于今后工作，并电告我们及各区，以便作最后决定交由你们通过。

5月初，董必武行至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与先前到达的刘少奇、朱德会合。刘少奇向董必武详细介绍了华北财经会议召开的来龙去脉，指出目前会议正在讨论统一发行票币的问题，准备在1947年年底实行。或许是考虑到财政尚未统一等因素，刘少奇特别提醒董必武注意，不要过早地勉强统一（货币）。

5月12日，董必武和刘少奇、朱德电告薄一波、滕代远等并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工委及各机关留晋察冀工作一时期，不去太行。董仍去太行，以后回五台工作，华北财经办事处亦设五台。”

6月14日，毛泽东在冒雨行军两日摆脱敌人追堵后，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的成绩。”

1947年六七月间，董必武经邯郸、武安到冶陶镇，与晋冀鲁豫中央局薄一波同志相会，就支援前线和统一华北财政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并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的汇报，研读了会议讨论制定的《华北各解放区目前财经关系调整办法》。董必武就《调整办法》中关于“1947年年底发行统一票币”这一条，转达了中央工委的意见（“不要过早地勉强统一”），也谈出了自己的看法。董必武指出：“我赞成大家这种促进财经统一的精神，但具体把财经事项统一起来，有许多基本问题，主客观条件都未成熟。主观上各区的甚至各区内部各部门和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尚待克服。”“统一发行票币是财政统一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与各区收入、支出、银行、贸易、市场有密切关系，单独抽出发行票币问题来，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大家认为董老讲的有道理，于是将1947年“年底发行统一票币”这一条从《调整办法》中删掉了。

董必武听取会议代表汇报。左二：董必武；右一：南汉宸
董必武与部分会议代表合影

至于华北财经会议的综合报告，董必武在未到邯郸之前，就通过电报的形式知晓了内容，并认为报告太长（两万余字），提出起草向中央报告的大会决议要短小精干，以四千字左右为宜。于是会议按照董必武的要求，着手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决议》于6月5日报送中央。

《决议》明确提出：“目前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长期战争的军需供给。抗战期间，我各解放区在财政工作上即存在有：必须大量养兵，必须保障部队生活的一定水准和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三个基本矛盾。自卫战争爆发后，又增加了分散的落后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交通不便与比较近代化的大兵团作战间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矛盾，必须适当解决，始能支持长期战争。人民负担能力在八年抗战、一年自卫战争后，究有多大，能支持多久？为了支持长期自卫战争，争取最后胜利，最低限度究需养兵多少，始能继续作战？一个士兵的生活标准，究应有多高始能维持？会议根据各解放区的材料研究结果，认为：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产量的15-20%；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人口的1-1.5%；一个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小米16石左右；这个比率，一般不能变动。”

会议研究过去经验、目前情况，就经济建设、财政任务、精兵简政、开源、整理村财政、调整战勤、金融贸易、交通、组织领导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均给出了具体明确的意见。指出“金融货币工作应为发展生产服务。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为此，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排挤蒋币，摆脱蒋币涨落对我的影响，必须调节本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防止物价波动。”“各解放区间的货币贸易关系，应即进行适当调整，便利人民物资交流，使我对敌经济斗争力量加强，步调一致。”

《决议》最后指出，“今后财政经济工作，必将更加繁重和困难，它将成为爱国自卫战争能否长久支持，赢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关键。建议各级党委亲自掌握财经工作，动员全党全军及群众力量，共同努力渡过目前严重困难，并把我们的财经工作提高一步。”

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并对各地财经工作作了进一步明确的指示:

“（一）中央审查《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草案》和研究该次会议中各种报告材料之后，认为这次财经会议总结了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经验，并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与政策。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并且已经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机构，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二）中央在批准这一决议时，认为必须指出过去各解放区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尚相当普遍地存在（晋冀鲁豫的情形要好一些），因此，许多地方对于发展农业（包括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劳动互助，发展合作事业，提倡解放区缺少但有可能自己出产和推广的各种生产（如植棉种蓝......）等，尚缺乏认真地坚持地贯彻到底的精神。财经机关在贸易、金融、财政等政策上，对于如何保护和扶助解放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缺少注意，或者是注意得不够，这就不可能使解放区达到经济上独立自主并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这种情形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并努力加以改进。在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的党、政和农会、工会，除开支援前线工作之外（要注意节用民力），应全力去组织群众的生产运动，达到增产粮食、棉花、颜料、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纸烟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增强对外斗争的力量，这里要坚决反对认为生产缓不济急、利润太小、不能解决财政的观点，必须认清只有增加解放区内部的财富，才是积极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节。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作自己最基本的任务。

（三）财经会议对各种财经政策都作了具体的决定，这些决定应即坚决实行。各级党委和财经机关应当讨论、传达财经会议决议（参考该会议中的综合报告及各区报告中许多很好的经验），配合当地情形，具体检讨和布置今后的工作。明年的农业生产运动，今冬就当计划和着手进行。”

华北财经会议决定

华北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带有全国性的财政经济工作专业会议，是解放战争即将由防御转入全面反攻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历时将近三个月，很好地总结了各解放区过去几年工作的经验，确定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统一了思想认识，取得了圆满的成果，既为集中力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也为逐步统一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财经政策，克服各自为政、本位主义思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声明：本文转载自中国钱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主撰马林，原文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