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七十周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主撰的《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该书以大量第一手的档案文献为基础，全面详实呈现了解放战争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历史全景。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宏大的战略眼光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使我们对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更深的理解。

为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七十周年，中国钱币博物馆对《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进行节选连载，以下为第一部分，文字略有删节。

一．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历史背景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能不能打败国民党及其军队，解放全中国，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面临的问题。

为了能够以劣势兵力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实现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在经济方面，中共中央指出：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做持久打算。为了应付长期战争，解放区应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坚决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方针。在财政供应上，既要满足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又要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必须提倡节约，力戒浪费。

在关内的各个解放区中，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历来是较为扎实有效的，多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肯定。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也一度陷入了混乱。晋冀鲁豫中央局后来向中央汇报财经工作时指出：“我区在财政工作上，历年来即存在有必须多养兵，必须提高生活待遇标准与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三个矛盾。在财政财务行政上，均存有上级与下级、地方与军队间的严重矛盾。上级要求集中统一，下级要求独立自主；军队埋怨地方上，认为不能保证供给，地方埋怨军队，认为军队把它看成供给部。”“这样许多矛盾问题，始终未得着妥善解决，以致财政混乱，互相推诿，互相埋怨，造成党内不团结。由于“时局变化，物价高涨，本币跌落，预算不能维持，矛盾更暴露，有不能继续支持之势。”尽管晋冀鲁豫中央局推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了。”

（一）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庞村会议

1946年9月中下旬，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财经会议，专门研究财经工作如何长期支持部队作战，抵御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全面进攻。为使会议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会议的地点选在了邯郸郊区防空驻地庞村，因此这次会议又被称作庞村会议。这是一次封闭式的会议，与会代表既可以排除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干扰，又可以摆脱日常事务的缠绕，专心研究解决“根本问题”——战时财经管理体制的问题。

庞村会议因刘（伯承）邓（小平）到前线指挥作战，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主持，边区政府、军区、财经、供给等有关领导参加。会议采取座谈方式，着重先解决原则问题，打通思想。会议中每逢提出一个问题,总是经过一个长时间讨论,启发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对所有反对意见,均设法给以反复充分发表陈述的机会,最后取得一致。会议持续了半个月，大家对这次会议均感到满意,认为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晋冀鲁豫财经领导干部合影
庞村会议会场旧址
这次会议主要是围绕三个互为矛盾的基本问题展开的，即在八年抗战农村经济枯竭的情况下，人民负担能力究竟有多大、能支持多久？最低限度需要养兵多少，始能继续作战？党政军民生活待遇标准，应有多高始能维持？经过充分讨论和大量的反复计算，会议最终找出了三个核心管控指标：一是人民人均负担不能超过小米4斗至4斗2升（全区人均年收入的15%至20%）。二是养兵不能超过30万人（约占全区人口的1%至1.5%）。三是一个士兵的年费用，不能超过小米15石（约2400斤）。会议指出，这三个核心管控指标是红线，不能触碰。

从这三个核心管控指标的关系看，摸清晋冀鲁豫解放区人均最大负担能力（4斗至4斗2升）后，再乘以全区人口总数（约2500万人），全区的财政总收入即可明确；算清每个士兵最低年费用可维持在小米15石（约2400斤）后，再用财政总收入去除，就可知道全区最大极限的脱产人员数量（约为人口总数的2%）。考虑到地方党政人员等的费用，最大养兵数量实际应控制在人口总数的1%至1.5%。上述三个核心管控指标的确立，意在保证最大限度养兵、最大限度支援前线、最大限度减轻人民负担的基础上，还能做到最大限度地保持财政收支上的相对平衡。只有保持住这种比例关系，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才不至于陷入混乱，才能保证支持长期的战争。反之，如果单方面增加养兵数量，或者是单方面提高士兵的供给标准等，都会突破人民的负担极限，打乱财政收支的相对平衡，最终使战争归于失败。庞村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运用这三个核心管控指标，对军队和地方预算，逐一进行详细核算，结果使军费预算核减了三分之一。

这三个核心管控指标模式的发现，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对战时经济规律摸索的重要成果之一。他们在三个互为矛盾的战时财经指标中，成功地找到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平衡点。这为我党科学地解决战时财经问题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庞村会议认为，三个核心管控指标能否发挥作用，关键是要看晋冀鲁豫辖内各分区脱产人员的供给标准、养兵数量占比、老百姓的人均负担标准，是否与三个核心管控指标完全一致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因此过去那种各自为政的财经管理体制显然是无法与之相适应的。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士兵的年费用有的竟高达4000斤小米；个别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士兵的年费用有的低于2400斤小米，无法保证基本的作战能力。因此，为了科学地整合资源，晋冀鲁豫中央局作出了如下决定：“为克服财政困难，加强财经统一领导，决定成立中央局、区党委两级财经委员会，对外称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强调这个办事处是一个权力机关，其决定各财经系统均须遵照执行，既可以审核政府财政预决算，也可以审核军队供给收支预算账目等，还可直接给工商贸易银行及下级财经委员会以指示。”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简称财办）的建立，标志着晋冀鲁豫解放区财经管理体制由过去分散、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快速走向了集中统一，从而为三个核心管控指标真正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组织保障。

庞村会议情况汇报电文手稿

1946年10月27日，晋冀鲁豫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在庞村召开的财政会议情况。11月15日，中共中央给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去电报，高度肯定和赞扬了晋冀鲁豫中央局9月财政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在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将晋冀鲁豫庞村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了各中央局、区党委，并作出重要批示：“在空前大规模长期激烈的内战中,各解放区的财政与经济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各解放区领导机关对此必须严重注意,精密计算,给以正确领导,并动员全党全军及全体人员克服各种困难,以供应战争的浩大消耗，同时又保持人民的生活水准，才能争取战争的胜利。否则由于财政经济的困难及混乱,可以直接妨害与瓦解我们的战争机构,尤其要破裂我们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而使战争归于失败。现特将晋冀鲁豫中央局9月财政会议的报告转发各地。他们这个会议从思想上又从实际上正确地解决了财政问题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核减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一，而不影响战争的进行,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在战争中一个有重大价值的会议,望各地切实研究参考，并将各自整理财政经济的经验电告。”

中共中央指示电文手稿（由刘少奇起草）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经济后勤保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庞村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在与国民党进行军事、财经斗争的战场上，晋冀鲁豫解放区率先打响了统一财经、科学整合资源的第一枪。

中共中央11月15日的指示电文发出之后，迅速引发了各解放区的热烈响应，各地相继召开财经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有关财经工作的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庞村会议的经验与成果。其中，晋察冀中央局（因中央局所在地最初设在五台，故又简称“五台局”）行动最快，于1946年12月1日颁布了在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三级分别成立财经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晋察冀中央局财经委员会以聂荣臻、黄敬、宋劭文、南汉宸、赵尔陆、姚依林、栗再温7人组成，以聂荣臻、黄敬分任正副主任。随后，晋察冀中央局又研究制定了财经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决定全区财经政策与方针，审查党政军民的财经计划，审核与批准预决算，检查各地区、各机关、各部队的财经供给工作，处置有关财经紧急措施。

从晋察冀中央局财经委员会所列的主要职责看，晋察冀中央局显然是吸收了庞村会议的经验成果。当时解放战争尚处于国民党全面进攻阶段，各解放区财经工作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各解放区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中共中央在此时推出晋冀鲁豫中央局庞村会议经验，正可谓恰逢其时，进而迅速推动了各解放区辖内财经工作的快速统一。

晋察冀中央局的财经委员会成立后，相关人员便迅速着手筹备晋察冀解放区的财经会议，以求进一步深入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这期间，财经委员会应是深入研究过解放区财经统一的问题，认为各解放区区际间的财经统一问题也必须给予解决。而区际间的财经统一问题，只能由中共中央出面解决。这是一次前瞻性的思考，与后来中共中央的财经战略布局完全吻合。

关于财经统一问题,董必武当年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过去敌人（日军）为了要分区扫荡，曾经沿铁路、公路、河流建立了封锁线和碉堡据点，把我各战略区分别封锁隔离起来，甚至把一个战略区封锁隔离成几个区。当时各战略区或分区都不能互相联系，只好自力更生，各自为政；在财经方面也是各搞各的，用一切的方法求得自给自足。这种方法是适合于当时环境的，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很容易产生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现在情况完全变了。我各战略区内部都联成一片了，各战略区相互间也连接起来了，地区没有人为的阻隔，政治上一向是统一的，军事上亦是在统一指挥下作战，我们的财经工作怎能不统一呢?”

被分割包围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示意图

由于“各解放区各自为政，互不了解，引发了经济交往中的相互封锁和争夺市场的矛盾，有的还非常激烈，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不利于生产发展和支持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急需相应的改变管理办法，由分散管理逐步走向统一。”鉴于此，晋察冀中央局于1946年12月30致电中共中央：

“我们建议召开华北经济会议，理由：（一）因平汉、同蒲、津蒲均不通，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区均在冀中采购大批物资，因此，必须统一。（二）各区出产不同，必须互相交流，但各区互相征税，不能畅流。（三）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四）统一对付国民党......”

晋察冀中央局12月30日电文译稿

中共中央很快收到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建议，并指出，“此提议甚好，召开这种会议甚为必要。”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指出：“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中央认为应立即召开此项会议，但地点应在邯郸，并由邯郸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以邯郸中央局为中心在会议中组织主席团统一领导会议。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参加会议者，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军区的财经供给机关最好都有负责代表。会议日期由邯郸中央局根据筹备情况电商各中央局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电文指示手稿（由刘少奇起草）

原本晋察冀中央局在建议召开会议的同时，还建议了会议召开的时间（2月1日）和地点（晋察冀辖内的冀中）。这一点中央未予考虑。庞村会议的经验成果，让中央看到解决“各自为政”、科学整合资源的时机到了，因此中央直接委托晋冀鲁豫中央局召集这次会议，意在把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财经经验介绍给华北、华东、西北、中原等各解放区。中央对晋冀鲁豫中央局的财经工作一向是很看重的，认为他们总能准确把握中央的方针政策，从战略的层面入手，去解决复杂的财经问题。此次中共中央就是以庞村会议为契机，吹响了各解放区区际间财经工作迈向统一的号角，可谓意义重大。

声明：本文转载自中国钱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主撰马林，原文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