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是宋代著名诗人谢履所写《泉南歌》的一句诗，描述了南宋时期泉州造船业的鼎盛景象。可以说，茫茫大海、深深海洋，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一直没有停止对蓝色海洋文明的探索。他们以船为载体，开始接触海洋、了解海洋，并渐渐认识到利用海洋探知世界的重要性。

自汉已降，发达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让我们的祖先走向东南亚、走向地中海、走向欧洲，走向美洲….，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在长达千年的海洋文明探索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以宽广的胸怀、独特的视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现今，海洋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政治、贸易格局不断变化形势下，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

众所周知，“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

特别是在宋元时期，我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与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促进了沿线各国和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在古代中西交流史上，除陆上丝绸之路外，“海上丝绸之路”更以其持续时间长，商品贸易量大，涉及国家多而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

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除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通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派人开辟了南海通往印度洋的海上交通。随著海上航线的开辟，中国的杂缯（丝织品）和黄金也开始了流播万里的征程，而外域的明珠（珍珠）、璧琉璃（玻璃）、奇石杂物（琥珀、水晶、玛瑙、石榴籽石等）也传入我国。

自此，这条线路越拓展越宽广。国力强盛的大唐帝国，包容开放，同亚非欧诸多国家保持了友好往来，中外交流频繁。唐中后期对外交往重心转向海洋，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发展。“广州通海贸易”是唐代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的一条通往阿拉伯的航线：从广州经东南亚至印度、斯里兰卡直到西亚阿拉伯诸国。这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叫法。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唐朝沉船——黑石号（“BatuHitam”）。该船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众多唐朝货物，仅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

从“黑石号”沉船上打捞起的青釉褐绿彩飞鸟纹碗

至宋元两朝，中国的海洋交通和海上丝绸之路步入鼎盛时期，海上航线四通八达，东西方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宋元时期的泉州，以良好的港口设施、便利的海陆联通、发达的外销商品、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完善的海洋贸易管理机制，成为帆樯林立、蕃商云集的东方大港——刺桐港。运载中国陶瓷、丝绸、日用品，和装载国外香料、珠宝的中外商船，在这个港口穿梭进出。

马可-波罗惊呼她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盛赞她为世界第一大港。

泉州，古代刺桐港

海上丝绸之路源起于古代中国与海外的贸易品交换，因此贸易商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媒介。正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越洋过海，远销他乡，海外异域的珠宝香料、异兽奇药输入中国，才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绵延千年。

因此人们往往从贸易品的角度去定义海上丝绸之路，又将其称为“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等。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吹响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

二、

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贸易。作为商贸往来的媒介，货币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历朝的金银、古钱在当时发挥了国际货币的职能，使古老的丝绸之路不仅承载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使命，更成为了展示东西方货币文化的舞台。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屡有中国古代货币在沿海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土和发现。

如唐代的开元通宝钱铸造于唐武德四年（621年），钱文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手书，工整端庄，结构严谨，是唐代社会的主要通货。开元通宝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各国和地区都流通无阻，是我国古代铜钱中的第一种“国际货币”。

唐代开元通宝铜钱

唐代铜钱作为国际贸易的通货流向了沿线贸易国，而伴随着贸易而来的西方金银货币也在唐的行政区域内流通。“交广之域金银为货”，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对我国岭南地区货币种类影响的结果。通过海上交通线到达中国的各国蕃商用金银购买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商品，其交易的数额能大到影响金价的地步，所谓“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

两宋时期，铜钱作为特殊商品被大量运往海外。据《诸蕃志》记载，到海外国家贸易的中国商人，“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以至于“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并用”。

如，“南海一号”是一条南宋国际贸易商船，发现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和交通的重要节点——广东阳江市南海海域，出水的7、8万件文物是宋代海外贸易繁荣的见证。商船出土大量的铜钱，还有南宋的金叶子、银铤等，可见此时中国货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重要媒介。日本、越南等地国家发现有大量的唐宋时期货币，而在中国沿海地区也发现了许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金属货币。

南海沉船出土的中国铜钱（与珊瑚粘在一起）

随着十五、十六新航线的开辟，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兰、英国人等相继东来，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转向了欧美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几乎全用银元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

明朝经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流入的白银远超明朝270余年谷内开采的总量。有学者统计，明朝海外白银流入总量约七千万两以上。所以，我们说东西货币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广为流通，极大地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

为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古代宋、元、及明初各朝在各地各海港专门设立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宋元时期在广州、明州、泉州、杭州、温州、秀洲和密州等七个城市设立市舶司。市舶司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机关，见证了中国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

今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宋广南市舶司银锭

提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和使用情况，我们一定要提到郑和下西洋。

郑和被誉为“中国的哥伦布”。明成祖朱棣曾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远航西洋，遍访亚洲和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开辟了明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上航路，而且促进了经贸、文化的交流，对人类文明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了一枚距今约有600年历史的“永乐通宝”铜钱，表明中国与东非开展贸易的时间要早于欧洲。

2012年12月，中国、美国和肯尼亚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肯尼亚拉穆郡曼达岛发现了具有中国血缘的3具人骨遗骸，其中一人可能生活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除了人骨以外，考古队还发现了古代城市遗址，不同时期的中国陶瓷、中国料珠、明代“永乐通宝”铜钱

肯尼亚出土的永乐通宝铜钱
考古现场

根据史书记载，郑和率船队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麻林地（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和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与拉穆岛一水之隔的曼达岛正处于这条航线的必经之路上。

2001年4月至5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钟祥市瑜坪山(今龙山坡) 发掘了明梁庄王朱瞻垍( 1411—1441年)墓， 出土文物5000 余件， 其中有一件刻有铭文的明代五十两金锭非常重要。

梁庄王墓出土明代五十两金锭

铭文“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其明确是表明原料是来自西洋的贡金，这是目前惟一一件考古发现有铭文记载的与郑和下西洋活动相关文物。永乐十七年(1419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之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具体时间是1417年5月至1419年8月。

金锭长13厘米、 宽9.8厘米，1937克。由于明朝亲王婚礼有朝廷赏赐“定亲礼物”金锭五十两的制度，因此这件由郑和带回存于内库的金锭后来就赏赐给了梁庄王。该金锭的发现为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与各国进行朝贡贸易提供了新资料。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货币的流通情况，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史实，为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解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呈现了一个贯穿经济发展、政治斗争、人口流动、贸易发展、货物流通的独特历史断面。

海丝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流通使用过的各类货币，不仅推动了贸易发展进程，也作为文化与历史的载体，传播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明，见证了海丝之路沿线贸易与交往的盛况，蕴含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通过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货币的流通情况，我们更加敬佩祖先敢于探索未知的勇气和精湛的航行技艺，让文明开始沟通，让文化开始交流，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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