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宪政考察团从旧金山踏上美国本土的那一天开始，罗斯福总统所派出的特使，就开始全程陪同。中国考察团对这位特使并不陌生：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并在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大清国金融货币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他的名字叫做Jeremiah Whipple Jenks，有个看上去有些古怪的中文名：精琪。

一位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中国币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师，如今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为中国宪政考察团导航，正因为中美两国的精英都认识到了：宪政改革，并非务虚空谈，而涉及大量具体工作，其中，币制改革就是硬骨头。

铸币机上的问题解决不好，宪政就无从谈起……

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1887年引进西方的新式铸币机，轧制新式银元，并于1890年开始流通。他调任湖光总督后，又获准在湖广铸造和发行银元。甲午战争以后，各省纷纷争取银元铸造的政策，却普遍存在平色(重量和纯度)不一的问题，难以在辖区之外流通，即便在辖区之内，实际市场价值也低于“鹰洋”（墨西哥银元）等外国银元。

各地为了多获得铸币的收益（硬币面值与铸造成本的差额），大量铸造面值二角的小银元——这种小银元的铸造收益高达10%，超过大银元的2%，这又造成了两种银元之间的比价混乱。因此，中央不得不开始考虑大规模铸造和发行铜币。

《纽约世界报》刊登的李鸿章到访的情景

1900年，李鸿章南下出任两广总督。两广正面临经济危机，李鸿章到任后，一方面通过严打，整顿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报请中央，开始用机器铸造铜元，以缓解市面上的钱荒，拉低银价。大清国的第一批机铸铜元，就此上市。

继广东之后，福建、江苏也跟进用机器铸造铜元，因其品质优、成本低，中央在1902年2月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

铜元投放市场的开始阶段，大大满足了各省贸易的需要，并且，因为制钱的长期匮乏，造成铜元的市场价值超过面值，官定兑换价是1银元换100铜元，而不少地方都只能换到88~95枚左右，铜元升值幅度达到5%~15%。铜元的流行与坚挺，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

袁世凯在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接任直隶总督，首先面对的是严重的金融危机，史称“贴水风潮”。袁世凯稳定局面的第一步，就是恢复直隶银元局，开铸铜元。1903年6月（农历五月），该局的1100万枚崭新的铜元，投向了直隶市场，成色整齐，形状划一，铸字清晰，在直隶的乱后维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银子蒸发

其实，西方人早就不爱银子了——他们更爱金子。困扰大清国、甚至到了致命程度的金融问题，有两个，一是银价的持续下跌，二是币制混乱。

银价长期下跌，开始于1873年。由于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宣布禁止银币的自由铸造，实际上废止了以金币和银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的“金银复本位”制度，而采用金本位制（因美国特色的社会制度，这一变革到1900年才被国会正式确认）。大清国所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对遥远的中国造成了远比金融危机更为深远的影响。

其实，西方人早就不爱银子了——他们更爱金子。银子之所以不受待见，是因为它的产量太大。在19世纪之前，大多数国家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度，但是，随着白银产量大幅增加，金银比价陷入混乱，扰乱了金融市场。英国率先在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其他欧洲国家相继跟进。

银子被废，身价狂跌，而继续实行银本位的大清国，便成为接盘的下家，大量国际游资带着日益贬值的白银，开始涌入中国抢购各种商品、主要是原材料。1876年大清海关的报告指出：“欧洲银价的跌落及银两对英镑逐年贬值的结果，使商人觉得以进口货款购买中国土产运回，比购买银行汇票汇回本国更加有利。”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天津的外企数量，从1866年的15家迅速增长，到1890年就达到了47家。

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海关洋干部马士的记录，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价便走入了为期40年的下跌周期。以1873年的比价为基准，到1903年探底只剩36%。在这期间，继续实行银本位的大清帝国，总资产被蒸发了2/3。

但是，大清政府对于这种基于国际金银汇率的巨大变化，却十分迟钝。1874年，沈葆桢为了对抗日本，从英商汇丰银行获得200万两“福建台防借款”，其条件就是“借银还金”。此后，以英镑、马克、法郎等为货币单位而“借银还金”的外债，逐步增多，银价持续贬值造成的“镑亏”（汇率损失）成为大清国的沉重负担，仅庚子赔款的“镑亏”每年就要支付1100万两白银。

当然，看到汇率风险的人还是有的。1877年，左宗棠受命到西北平叛，胡雪岩为他谋划引进外资贷款500万两。汇丰银行开出的条件，依然是“借银还金”，年息一分（10%）。胡雪岩却以汇率风险不可测为理由，改从愿意“借银还银”的德国银行借款，但利息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毫（12.5%），比汇丰高出了十多倍，经手各人获益颇丰。

李鸿章1896年出访欧美诸国，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到处哭穷，请求各国同意大清国提高进口关税。大清帝国的进口关税，世界最低，仅为5%，而且还一律“照银计征”。1858年在英法刺刀下确定关税税率时，1金镑可兑换白银3两，但此时，1金镑可兑换白银3两，30年内白银几乎贬值了一半，这就意味着，大清帝国关税实际上只有2.5%，再度刷新世界最低纪录。大清帝国的关税税率，本是当年在列强武力下签订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也即所谓的“协定关税”。税率的任何修改，必须征得签约国的同意。李鸿章提出，希望将关税提高到10%，实际上，这依然是世界最低关税，只能补上镑亏而已。但还是遭到各国的婉拒。

1900年，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之后，世界上使用白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是中国，一是墨西哥。经墨西哥政府提议，中墨两国联合向美国发出了呼吁，请求美国为两国的币制改革提供帮助，美国因此成立了“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牵头协调国际社会，推进中墨两国废止银本位。

立宪年代

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就是一袋马铃薯而已，当中央的袋口无法扎紧时，马铃薯就到处乱滚。如同银元一样，铸造铜元的收益，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甚至支柱产业。而且，铜元的收益远远超过银元。

以面值“当十”的为主——即1枚铜元相当10枚老式制钱，1两白银的官方牌价是100枚“当十”铜元。最初，铸造铜元的原料，来自回收的制钱，而机铸1枚“当十”铜元，只需要熔化3.7枚制钱，其价值却等同于10枚制钱，这就意味着官方铸币可以获得至少63%左右的毛利。

当市面上的制钱逐渐稀少后，中央又批准可以使用紫铜铸币，成本更低，而有的省份不顾中央反对，坚持用掺杂了铅的黄铜铸币，又将成本推向新低。这令铸币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

大利当前，各地纷纷上马铸币项目，“利之所在，孰肯相让。于是争先恐后，百事废置，而为铸铜元之为务”。到1910年，全国自铸铜元的省份达到19个省，超过当时70%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划。有的省甚至设了多家铸币厂，最夸张的属江苏，共有7家铸币厂。

而银元铸造方面，虽然中央早在1899年6月就下令，除湖北、广东以外，所有的造币厂停止铸银，但随后，直隶的北洋造币局（直隶银元局前身）、两江的江宁造币局、吉林造币局、福建造币局也获得许可，中央的“上有政策”，在地方诸侯的“下有对策”下失败。同样的努力，在1901年8月又尝试了一次，要求除湖北和广东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铸银，但同样归于失败。

1903年中央试图成立了“银钱总厂”，统一发行全国银元，却难以对各省的铸币厂下手，不了了之。

在地方势力的强大抵制下，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内最应统一的货币，却在大清国迟迟难以统一，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据梁启超统计，1904~1908年，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申报》在1910年的估计更为惊人，说是全国共有722亿枚铜元在流通环节，正规铸造的和走私铸造的大致各半。

1905年，也就是中央决心派团出国考察宪政，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这年，铸币“大跃进”达到了顶点，全国共有铸币机846台，如果全部开工，每年可熔铸铜块1.87万吨，可生产铜元16.431亿枚，4亿中国人人均40枚。上海西人商业会议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

这样的疯狂，开始引发了雪崩。据梁启超《滥铸铜元小史》统计，1905年的铜元兑银元汇率，从6月间的1银元兑换96枚，跌到了年底的107枚，这意味着铜元的面值贬值了10%左右。随后一路狂跌，到1910年则达到了175~180枚，铜元面值贬值高达80%。物价因此飞涨，民生凋敝，重演了1902~1903年的“贴水风潮”惨剧。

这一史称“铜元危机”的金融风暴，因铜元的失控现象遍及全国，其规模和危害远较“贴水风潮”为甚，不仅造成经济萧条，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与矛盾日益尖锐。

成都机器局铜币厂1898年7月开铸时的场景

中央试图整顿，在这年（1905年）下令将各省的造币厂统一收归中央，以直隶银元局为基础，成立户部造币总厂，各省的局厂一律改为户部造币分厂，废除各省原有的铸币旧模，统一铜元及银元的式样、成色和名称等。但是，中央最后仅仅统一了全国铸币厂的名称和工艺而已，却没能统一最为关键的货币发行权。

时人和后人不少都认为，铜元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的过度供应，但是，其实质是货币供应地域分布不均。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无论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市长”这只看得见的手，都是残缺而功能不全的，一些中心城市因铜元过于集中而造成拥堵时，很多边远地区依然在饱受货币投放不足的烦恼。银两、银元，制钱、铜元，都在同时流通，而且一个地方一个花样，大清国这样一个公认的中央集权国家，却根本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货币度量衡。铜元危机的背后，其实是币制危机，币制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危机——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就是一袋马铃薯而已，当中央的袋口无法扎紧时，马铃薯就到处乱滚。

美国方案

作为中国方面邀请的金融专家，精琪于1904年初抵达中国，2月份向中方提交了币制改革方案《关于中国新货币体系的备忘录》，建议立即导入金本位、聘用外国专家担任货币总监、筹备为维持新币金平价所需的金储备。

中央将这份备忘录发给省部级高干征求意见，精琪本人也亲自到各地听取意见，随后提交了一份修订稿《关于中国新货币体系的考量》，并在北京与中国财政金融官员进行了密集讨论。

对于精琪修订后的方案，主管财政金融的官员们，多表示了肯定，商部侍郎顾肇新在次年（1905年）还上奏说：“上年美遣精琪来京，条陈财政，所著论说，不无可采”。吊诡的是，那些并没有完全搞懂金融货币专业知识的地方官员们，以张之洞为代表，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张之洞所反对的，一是聘用外国人充当货币总监。其实精琪对此已经有了考量，设计了不少细节以防止中国的主权受损；而在当时情况下，也只能从外界引进人才，否则中国的金融货币改革将成为空话；何况，英国人赫德担任了数十年的中国总税务司，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打工仔，他并未损害中国主权，还建立了一个在当时全世界都最为优秀、高效、廉洁的海关税收机构。

张之洞反对的第二点，在于银货的金平价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受制于翻译的水平和他本人的专业知识，他其实完全曲解了精琪方案的真实意思。

对于地方官员反对的真实意图，还是老外们更看得透彻。1905年3月31日，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刊登《中国货币改革》一文，指出张之洞对精琪方案的攻击，出于偏狭的国粹主义或者排外主义，并且提醒说，“在中国推行币制改革，事实上是向巨大的既得权益和腐败势力进行全面攻击”。该文估算，各省造币厂发行海量铜元，每年的铸造收益至少高达1800万两。

地方诸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中央权威沦丧无力控制大局，这正是导致金融改革失败、乃至整个晚清改革崩溃的根本原因之一。精琪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全程陪同到访的中国宪政考察团，令中国国内有了种种揣测。

1906年4月18日的《大公报》发表《户部拟聘精琪》报道，说端方、戴鸿慈将建议政府聘请精琪为财政顾问，并对外人干涉中国财政表示了忧虑。又有报刊对此进行了澄清反驳。5月20日的《南方报》，刊登《端戴两大臣请聘精琪事辨正》说：“精琪来迎系卢总统(即罗斯福总统)所拜，不过外交上照例接待之使者，并无他意，即精琪见面亦不过将命而已，并无有揽中国财政之意。”

而从总税务司赫德的书信记录看，考察团拟推荐精琪再度出任中国金融顾问之事，似乎并非子虚乌有。然而，在地方既得利益已经尾大不掉的情况下，聘任精琪之事，此后杳无音讯。货币之乱，正是晚清改革疲软乏力的写照：利益集团已经掌控了改革的主导权，一币尚且难改，何况政改？(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雪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