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路过香港路五十九号，我总会在这座大楼前伫立片刻：这里曾是上海银行公会旧址，不知现今有多少人还了解这家金融行业机构的往昔岁月。曾在一次古旧书拍卖会上，拍得一册《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会务报告汇编》第一集（简称《汇编》），由该公会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编印”，无出版发行单位，应属非卖品的银行系统内部书刊。由此，关于上海银行公会的前世旧尘，开始由模糊渐渐显影，并逐渐清晰起来。

该书三十二开本，封面为浅黄色绒面纸，设计简朴大方，内页竖式排版，纸张细洁，印刷精良，字体稍大，捧在眼前，手感与阅读都非常舒适。民国年间的印刷品，质地如此上乘，实为少见。翻开扉页，目录页后是连续四张十六开大小的折叠式图片，第一张即是大楼的全景，六根圆形廊柱一字排开，顶端雕着花纹，门楣上镶嵌着横匾，从右至左，镌刻着“上海银行公会”六个大字。一圈围饰将二楼与三楼作了合理区分，正上部还有一个兽形雕饰，精致中透着古朴。整座大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由东南建筑公司过养默设计，于1925年竣工。1994年2月15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优秀历史建筑”，挂上纪念铭牌。但似乎一直空置着，无人打理，显得有些落寞颓败。

后面三张图片是该会第一届到第三届全体执行委员的就职合影，人数依次为十三人、十五人、十四人。从画面上可以看出，摄影的地点就是这座大楼的楼顶阳台，虽然角度不尽相同，但可隐约看见背景是周边稍高的楼顶。

这里说的第一届执行委员，是以1931年的“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为始端的，其历史还得溯源而上。早在1909年宣统元年，信成银行曾有过组织银行同业公会的动议，无奈未能得到其他银行的响应，只得作罢。时至1915年，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等七家银行开始自发聚会，酝酿成立民间性质的金融业同业组织。由于当初没有固定的会所，有关组织架构、章程制定等，均无法实行。

但各行的经理们却利用午间聚餐的机遇，沟通信息，探讨业务，交换筹备银行公会意见，并同时加紧建造会所。民国七年七月八日，上海银行公会在香港路四号新落成的会所内正式成立，并通过了章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业同业组织。第一批会员银行除上述七家外，又有聚兴诚、四明商业储蓄、中华商业储蓄、广东、金城、新华储蓄等六家银行加入。选出中国银行宋汉章为会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为副会长。上海银行公会的成立，结束了银行“一盘散沙”式的历史，开拓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与政府间通过银行业同业组织进行沟通、联络及协作之先河，起到了维护上海金融市场稳定的积极作用。

从1918年至1926年9月，银行公会共历五届董事会。从1927年1月，董事制改为委员制，选出中国银行宋汉章等九人为第一届委员。同年12月改选，选出中国银行贝淞荪等九人为第二届委员。

民国二十年六月，根据《同业公会法》，对上海银行公会进行改组，十月一日成立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名称稍有变动，这是银行公会的转折期，从此，银行公会翻开崭新的一页。《汇编》文字部分的第一页就是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发起人名单，共有贝淞荪等二十人。第二页为筹备会委员名单，有徐寄庼等七人，选出李馥荪等十五人为第一任执行委员，吴蔚如等七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由执行委员选出五人常务委员，再选出李馥荪为主席。

一直到1938年6月《汇编》编印在即，第三任执行委员共十六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连任主席，会员银行已达四十五家。接下来的内容是历届会务报告，即公会的大事记及费用收支情况的决算表。如第一届会务报告的开头写道：“查本会自本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迄今已届三月，适逢内政更迭，外侮方张，故成立期间虽只三月，而经办案件实不在少，兹姑举其大者简略报告如次”，接着是“呈请市党部发给组织健全批令并向市社会局立案”，“推定银行周报社委员”，“呈请财政部将收益发行两税提交全国经济委员会讨论”等等。而决算表亦详尽备至，如“收入会费二万一千二百元”，“付印刷费二百七十三元，付邮电一百七十一元八角三分，付房租一百七十四元二角二分”等等。所有往来收支账目，一笔笔写得清清楚楚，体现出银行的规范管理和道德风范。这册《汇编》，将银行业同业公会从1931年6月，到1937年12月这六年半的主要事项及收支状况，表述得一清二白绝不含糊。

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银行公会又改称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由李馥荪担任主席，外商银行亦可申请入会，会员银行达到一百三十家。1949年12月，银行、钱庄、信托三家同业公会合并为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由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任主任委员。随着1952年12月上海实行银行业公私合营后，银行同业公会亦宣告结束。

1992年，上海恢复了中断四十年之久的银行同业公会，主要起着行业协会“自律、维权、协调、服务”的职能，与过去银行同业公会的作用当是一脉相承的。

(本文作者：韦泱 来源：上海市银行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