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历史渊源在钱庄，因为上海先有钱庄后有外国银行和国内银行。然而上海人一般说不出本地钱庄的名字，不如山西票号在全国范围内尽人皆知，这是因为上海地区的钱庄名声被后来的银行所压制，上海的十里洋场上耸立着一座座巍峨的世界级的银行，钱庄悄无声息，遂被选择性遗忘。

然而上海曾经拥有过非常优秀的钱庄，如上海九大钱庄资本家家族之首镇海方家的安康钱庄，创设于1830年，正常经营了120年，于1950年上海“二六大轰炸”后停业，是目前为止中国金融史上经营时间最长的一家传奇金融机构。而上海的优秀钱庄不止安康钱庄一家，1952年底加入公私合营的都是老牌的优秀钱庄，如稍后于镇海方家来到上海的苏州程家，程氏家族的钱庄三联号福源、福康和顺康在1952年加入公私合营银行时资产排名包揽了上海钱业的前三名，本文以苏州程家三联号之首的福源钱庄为参照，略述上海钱庄业的繁华和落幕。

上海钱庄之起源及繁盛

钱庄始于明朝，万历年间《南都繁会图》上的“钱庄”字样招幌可以为证，暂时未见更早有明确“钱庄”字样的实物，有关钱庄的零星文字记载亦见同时期的奏折和小说。而上海钱庄最早的可信记录是清乾隆年间刻在南市城隍庙豫园内园一块石碑上的106家钱庄庄名，目前能看清的有82家，其余24家已经漫漶无法辨认。这些早期的钱庄究竟留下了哪些经营经验为其后人所传承，目前已无从知晓，钱业对外保密的潜规则使得该行业显得神秘莫测，零星文字并不能展示真实的钱业历史。一般以为钱庄虽发轫于明朝，但大规模出现则在清乾嘉时期，这和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期的社会状况相吻合，再往后发展则是转折于五口通商，兴盛于同治光绪，始衰于废两改元，再败于法币制度，垂老于抗战胜利，回光返照于共和国初期并随之落幕。故钱业历史虽然漫长，但真正的繁荣期不会超过百年，发生地就在上海，上限在1843年开埠，下限在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的出台。

然而凡事都有个滞后效应，钱业繁盛期更精确的时间段可能是稍后于开埠及略前于法币政策，大致为1856年至1933年，确切年份无法确定，也无意义。之所以如此给出上海钱业繁华期的上下限，是因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诸多严重的事件都发端于此，钱业的繁盛期亦在于此。如此说的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上海开埠成为中国五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商业日趋繁荣，对金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钱庄应运而蓬勃发展。其次，英商丽如银行1847年进入上海，随后各国银行纷纷涌入，外资银行资金雄厚，经营理念先进，然而在华根基浅，其对华贸易均要通过在本国深孚信用的钱庄来完成，故钱庄业务范围扩大，资金流水也大为宽裕，资金充足，营业发展。

另外，随着南北货贸易的繁荣，上海钱业在1856年发明使用了一种虚拟记账币“九八规元”，似乎就是今天西方社交软件平台脸书发行的libra稳定币一般，“九八规元”充当银两和众多含银量不同的银元之间的一个媒介，减少了诸多繁琐的货币兑换问题。同时因为有了九八规元虚拟记账币，上海钱业掌控了洋厘的定价权，一直到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银行法》取消。通过操纵洋厘来谋取利润是钱业长期稳定的传统项目，且旱涝保收，几无风险。

笔者从上述三点来得出结论：上海钱业繁荣的发端大致和“九八规元”的开始使用大致在同一时间，稍后于上海开埠，即在1856年左右。福源钱庄的前身延泰钱庄大致就是在这个时期创办于上海，而且笔者猜测“九八规元”的使用可能与延泰钱庄有所渊源，毕竟这是苏州金融世家到上海开设的第一家大钱庄，他们有自己的苏州码，有自己的独门秘笈，来到上海正是张松献地图的好时机。

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钱业迎来了历史盈利的最高点，福源钱庄也不例外，1925年，首次盈利超过10万两，为101,250两；1927年达到了福源历史最高点，盈利124,011两。整个中国钱业都在这一时间段得到了高速发展，其实也不仅仅是钱业，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这一段时间高速发展，究其原因，应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回国打仗，给中国留下了一段发展的时间窗口有关。这也是北洋政府黄金十年的结束和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开始，钱业因为是本土的传统行业，则借此东风达到了他的顶峰，再往后则是新兴的银行业的天下了。

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银行法》，命令钱庄照此执行，钱业因此受到压制，根本上已经无法与银行相抗衡了。福源钱庄经理秦润卿时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在针对新《银行法》颁布而接受采访时说了三点意见：

一是钱业历来的信用放款根基动摇。秦润卿自己任经理的福源钱庄是以抵押放款为主的，但是上海钱业绝大多数钱庄依然是以信用放款为主，信用放款是钱庄不同于银行并可以与银行一争放款市场的最有效手段，一旦不准，钱庄业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二是钱业辅助小商人可以预防大垄断，限制信用放款对钱庄有窒碍，对工商业影响更大；三是钱庄原本是负无限责任，依附于银行法而必须进行改制将影响到社会的良善习俗。

秦润卿的这段答记者问今天看来也是有道理，与现代经济伦理中禁止垄断的思想是大体一致的。但不能阻止《银行法》的强力推行，也不能做到另外颁布一套《钱庄法》，钱庄由此开始没落，银行渐渐站到上风。1933年，银行业的票据交换所建成，银行业原本外汇靠外资银行，内汇靠钱庄的时代就此一去不复返，原本金融势力的强弱排序从外国银行--钱庄--内国银行改变为外国银行--内国银行--钱庄。1935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钱业经历了爆利后的一段稳定期；1941年至1945年，上海钱业的畸形繁荣孤岛时期；1945年至1949年通货膨胀期；1949年至1952年，上海钱业进入最后一程：社会主义改造期。

苏州程氏之福源钱庄

福源钱庄最早叫延泰字号，1850年左右，在苏州世代经营典当业的程氏家族为躲避太平天国兵燹之灾，派出家族的接班人程卧云从苏州东山来到上海租界，谋求家族新的发展空间。程卧云在上海最早创设的钱庄名就叫延泰字号，具体时间不详，只知道延泰后来改名安培、咸泰，到咸泰时，葛元煦所著《沪游杂记》中就有记载了：光绪二年（1876年）咸泰字号设在沪上北市德兴里。程家最早的延泰字号钱庄很可能创办于1850年代，如前文所说，甚至上海钱业的“九八规元”及钱业记账用的“苏州码”和程家的这家延泰字号有关系，毕竟上海大钱庄中的苏州代表非程卧云莫属。历史长的钱庄改名多，咸泰钱庄后来又改名协大、延源、豫源，以上时期的福源前身由上虞罗樾卿主持，到豫源时期罗樾卿告老任督理，一应业务交秦润卿打理，在秦润卿经理任上，1919年2月11日至5月15日，豫源钱庄曾改组为豫源商业储蓄银行，可惜因为股东程子仁过世而停止营业，各项存款发还，又改回钱庄，并更名为福源钱庄，秦润卿继续任经理。

秦润卿经营福源钱庄，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是坚持只做多单，即在存款规模内放款，不冒险，不求暴富。二是学习银行做抵押放款，不迷信于钱庄传统的信用放款。这两点的思想出发点是一致的，即稳健经营，安全第一。这可能和秦润卿短暂的银行经历有关。秦润卿非但没有向外资银行拆入资金，还常年在外资银行存款8万两左右作为备用资金，甚至在外资银行资金链告急的时候，福源曾可以拆出巨资，帮助外资银行渡过难关。秦润卿的这种理念根深蒂固，起初并不能给福源钱庄带来丰厚利润，但秦润卿认为在经历大风暴时少损失或不损失，就是一种更大的利润。秦润卿对钱庄管理制度进行革新，“规定福源钱庄股东和经理不得向本钱庄借款或宕帐，不得进行投机买卖，钱庄本身也不从事投机活动，深为同行和社会人士所称许。”（程庸畴：《在上海的苏州钱庄》）后来的事实证明秦润卿一直是对的，福源钱庄不仅以稳健著名，即便盈利能力也是厚积簿发，成为上海滩钱庄中的佼佼者，秦润卿也因为他的才华和独特的稳健气质，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一职，成为上海钱业公认的领袖人物。

苏州程家在上海共有三家大钱庄，分别是福康钱庄、顺康钱庄和福源钱庄，顺康钱庄由李寿山任经理，李寿山后来担任上海钱业公会董事、交通银行董事；福康钱庄由钟飞滨任经理，苏州程家后人程庸畴在回忆文章《在上海的苏州程家钱庄》一文中写道：“钟飞滨头脑灵活，作风泼辣，经营福康钱庄时是上海钱业中第一家做外汇业务的，可惜40岁左右就去世，使福康钱庄失去一个人才。”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李寿山也去世了，三大经理只剩秦润卿一人，遂统领苏州程家三联庄，实力更加雄厚，业务进一步发展，成为行业翘楚。

建国伊始之钱庄改造

苏州程家在1949年后并没有离开大陆，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但对于共产党政权也不甚了解，所以有一部分资本家是既不去台湾，也不敢留在国内，最折中的方案是先到香港观望，看情况再决定是否回大陆，或者到美国等其他国家发展。而苏州程家的三联号钱庄，一直是作为百年老店来打理的，完全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诚信经营，三庄都经历了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而一直屹立不倒，并且越来越强大，因此，东家苏州程家也好，大掌柜秦润卿也好，根本没有考虑过要撤离上海。翻看秦润卿先生1949年的日记中上海解放前后这一段，他依然每天记录，生活几乎没有一丝被打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淡定，除了听到几声枪炮声，对于时局并不过分忧心。另外，作为上海钱业的领袖，彼时他虽然已经辞去钱业公会会长的职务，但依然是实际上的钱业当家人，在这种身份下，他的一举一动对整个钱业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秦润卿及其主导下的苏州程家三联庄以不变应万变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1948年底， 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规定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同时宣布凡是私人企业持有的外币、黄金、银元和外币证券一律交给国家。当时程家三庄共交售黄金2688两、美钞81958元，还有其他一些暗账物资。……资产已经不到抗战前的1/5。”（程庸畴：《在上海的苏州程家钱庄》）从上述程家后人自撰文章中可以看出，钱庄业设立暗账是普遍做法，即便是领袖人物秦润卿主理的钱庄也不能例外。而当时上海共有77家钱庄（含两家分庄）被迫缴出的黄金是21,848.545两，美金323,264.60元（《上海钱庄史料》P367页），苏州程家缴出数占整个上海钱业的比例极大，这里面有作为钱业领导者对政府配合的原因，也有其他家族刻意保留的因素，因为1949年后，中国人民银行曾因钱业要求兑换了40余家钱庄的4000余两黄金，还是来自于钱庄暗账。

由于金圆券时期国民政府的搜刮政策，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钱庄重新作资产登记时，福源钱庄的资产登记是旧人民币50万元，按照第一版人民币兑换第二版人民币的比率：1万元：1元来计算，资产只有5元。而1949年后，全上海私营行庄的金圆券总资产折合成人民币共9元，等于是已经被洗劫一空。然而“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钱庄资本金不能低于6000万元人民币，福源钱庄一如历次改朝换代一样，按规定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并且以不动产升值6000万元，并入作资本1.2亿元，提高了自己的资本金标准至银行一般。而后整个上海钱业在秦润卿三联庄的带领下一律依此奉行，做到注册资本6000万元及以上。

上海银钱业就此重新出发，整个经济环境也日趋稳定，银钱业营业状况良好，福源钱庄在1949年8月至9月的一个月中，存款从13700万元增加至48000万元，同月，福源钱庄及福康、顺康携手加入了“私营银钱信托联合放款处”，上海钱庄业认购棉花贷款共计人民币10亿元（《上海钱庄史料》P414页）。福源钱庄稍后的1950年计划书中，将扩大存款业务定为努力方向。然而，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整个银钱业也受到严重考验，77家钱庄在轰炸之后尚余24家，绝大部分钱庄都停业了，这其中有些不全是轰炸的原因。在“二六大轰炸”后的1950年上半年私营银钱业盈亏统计中，三分之一强的行庄为亏损，其中钱庄的状况要好于银行，苏州程家的三联庄岿然不动，福源钱庄1950年全年的盈利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336,168,629元。

这一时期较大的变动是上海钱庄业由原本的钱业公会老人领导，渐渐转向金融工会来掌握话语权，原先的传统的钱业公会老人如秦润卿等渐渐淡出，与政府关系更密切的人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经营环境由原本的市场自由竞争，转变为由政府统筹安排生产销售，钱庄业的存放款处于一个拾遗补缺的状态，因此经营困难。这种情况全国大致相同，因此在1950年上半年，天津钱业首先提出组团联营，上海钱业随之跟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秦润卿老先生和他的福源钱庄一直是处于整个钱庄业的先锋位置。

1950年7月1日，第一联营集团首先成立，福源钱庄协同存诚钱庄、金源钱庄和宝丰钱庄成为第一批联营四庄之一。联营集团在成立前先制定了详细的章程，严格执行，取得了较好的效应，第二、第三和第四联营集团都顺利的相继成立。第一集团中的福源钱庄6月底的存款数是51.5亿元人民币，至9月底达到了95.8亿元人民币，几乎翻倍，成为联营的受益钱庄代表。但是整个钱业老的竞争理念又故态重现：“由于部分资本家未正确体会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的精神，因之，在业务经营上，曾经产生了一种盲目竞争的偏向；如在吸收存款方面：1、不遵守利率委员会的规定，擅自抬高利息，招揽存款；2、以佣金为饵，盲目的鼓励营业员兜揽存款……；3、不在巩固中求发展，扩大机构，滥雇人员……；4、部分钱庄营业人员，经常跟随客户，出入舞榭酒楼……。在放款方面：1、对好客户大家竞争滥放，不了解对方情况；2、以扩大信用透支作为争揽存款的手段；3、信用放款超过存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上海钱庄史料》P438页：“华东区金融通讯”第一期第43-45页。）如何对私营行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1951年8月，原第一联营集团改组为第一联合管理处，9月，原第二联营集团改组成为第二联合管理处，稍后，原第三、第四联营集团申请加入第二联合管理处，1952年11月，第一、第二联合管理处并入公私合营银行，钱庄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福源钱庄的东家，苏州程家由政府安排了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声明：本文作者徐戎，转载自“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