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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简史(上)：从取之自然迈向青铜之路】
　　【中国货币简史(中):纸钞问世却为何难成主流?】
　　【中国货币简史(下)：法币改革终结白银本位制】

纸币时代

进入纸币时代前，我们先澄清三个问题:

1)有的史料认为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是中国纸币的萌芽，这一点我不认同。因为“币”字，本意是指一种丝织品；货币或钱币是它的引申意。“白鹿皮币”的“币”字，用的是本意，它实际是汉武帝借以搜刮地方诸侯和豪强财富的一种工具，与货币无关。2)也有史料认为唐代“飞钱”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异地结算的“汇票”，类似于“取款凭证”，私下并不能流通，不应视为货币。3)五代时，长沙马殷在城内行用大铁钱，民间为交易方便而出现“指垛交易”的“契券”，可以算纸币的萌芽。

1. 北宋“交子”

中国最早的流通纸币，是北宋时期，出现于成都的“交子”。那么它出现的始末是怎么回事呢？

至道末年，王小波、李顺起义被平定，成都地区被调整为纯铁钱货币区，禁用铜钱。由于原有铁钱铸量有限，又经战乱熔毁掩埋而减少，新的钱监还没来得及恢复，因此出现了货币真空，民间自发印制纸质代用券来充当流通手段。

局势稳定后，主政西川事务的张咏，没有取缔“交子”，改为由十六家富户获得发行权，相应承担官方的一些差遣费用，“交子”变为官督民办。出于对张咏保留和改进“交子”的肯定，一些资料中将张咏称为“交子之父”。

再后来，由于部分“交子”发行户经营不善，引发信用危机，使得官员们形成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该完全取缔，一派认为该收归官办。最后，“收归官办”这一派取得胜利，天圣元年十一月，宋仁宗降旨，成立“益州交子务”来管理印制收兑“交子”事务。世界上第一种由官方发行的纸币诞生。

益州“交子”，是一种兑换券性质的纸币，百分之百准备金，可无条件兑换相应面额的铁钱，只收取3.5%的手续费。“无条件兑换”支撑了“交子”的信用，纸币便于携带的优势凸现出来，于是在茶马等贸易领域，“交子”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为了便于管理和杜绝伪造，“益州交子务”制定了每两年换发一界的制度，发行总量为125万贯。当庆历年间，因为战争需要，“交子”超发60万贯时，益州的官员们决定从公务开支中，每月节省1万贯，通过六七年，将超发的60万贯全部收兑。

熙宁初，王安石变法，益州“交子”又一次超发，仍然有官员要坚持每界不能超过125万贯祖额，最后折中办法是两界并行共250万贯，单界仍不超祖额。

宋哲宗时期，开辟青唐疆域，费用不足，“交子”超发突破祖额限制。随后到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将纸币推广至全国，“交子”发行额失控。大观年间，张商英主政，改“益州交子务”为“四川钱引务”，整顿后的“交子”改名“钱引”，发行量恢复为熙宁时两界并行的250万贯。

总体来说，由于主政官员们对发行总额的注意，益州“交子”的信用在北宋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了保障，四川地区的物价基本没有受到纸币的冲击和影响，反而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北宋益州“交子”的发行获得了成功。

2.南宋“钱引”

“靖康之难”，高宗南渡，金人攻入陕西。从陕西撤至大散关一线的“西军”，需要四川的后勤物资供应，组成抗击金军的前线，四川的财政压力骤然增加。

这时，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金融奇才——赵开出现了。他改革了四川的财政制度，利用调整盐酒专卖、收取房地交易契税等方式，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然后改造“钱引”，不再靠“兑换”支撑来信用，而是在官方收税和盐酒专卖时，将“钱引”的支付能力和铁钱同等对待，使得“钱引”变成一种“信用货币”，扩大了使用范围和使用领域，为超发“钱引”弥补财政开支创造了条件。四川地区的货币由此完成“纸币化”，铁钱逐渐成为日常零用交易的辅币。

由于赵开构建了充足的“货币蓄水池”，所以当“钱引”的发行量由建炎元年的250万贯扩张至绍兴末年的4600万贯时(18倍左右)，物价涨幅只有两至三倍。

南宋中期，“钱引”发行量在4600万贯稳定了比较长的时间，直到绍熙年间变为三界并行，开禧北伐又增印500万贯，达到嘉定初的8000万贯。货币发行量达到临界点。

此时，四川的官员开始筹划“纠偏”政策，经过数年努力，出售地方政府手上的黄金、白银、盐井、酒坊、(中央政府调拨的)度牒、官告等，收兑了2500万贯纸币，使得“钱引”信用和四川物价得到维护。

南宋末年，由于蒙古人的入侵，四川残破，“钱引”的发行由此失控，随着南宋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3.南宋“会子”与金代货币

北宋亡国后，南宋与金对峙。由于铜矿枯竭，铜钱供应成为一个大问题。唐至北宋所铸大小铜钱，大约3亿贯，大部分被金人获得，南宋继承的比例很小。

因此南宋在东南铜钱区，借鉴四川“钱引”相对成熟的制度，设立“行在会子务”，发行“会子”纸币。但是，与四川“钱引”拥有充足的“支付功能”不同，相对保守的中央政府，要求东南地区的财税收入“钱会中半”，就是“铜钱”和“会子”各占一半。

总体来说，南宋政府对于纸币的态度是比较谨慎，也存在“纠偏”制度。虽然“会子”一直在超发，以弥补财政赤字，但当物价波动较大时，中央政府也出售金银等资产，回收超发纸币，调节物价。

南宋末年，战争压力大增，“端平救楮”失败后，“会子”发行量失控，最后被贾似道推行的“关子”取代。南宋投降后，蒙古军队占领临安，以“中统钞”1:50收兑南宋纸币。

与南宋对峙的金国，于海陵王统治时即开始发行纸币“交钞”，行用于黄河以南地区。金国，虽然拥有巨量的铜钱，新增无望，存量又因为官府、贵族、豪强的囤积而减少，也遇到了严重的“钱荒”。政府的货币政策在铜钱、纸币、白银之间摇摆不定，尝试铸钱无法解决问题，尝试铸造白银货币“承安宝货”又失败，最后还是只能发行纸币。相对于南宋，金国对纸币的管理是完全失败的，于是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金圆券”事件，靠不停地发新版纸币来缓解贬值，透支信用，加速了金国的灭亡。

4.元代纸币

蒙古人占领金与南宋，接收的货币文化都是“纸币”。当忽必烈统一南北后，废除铜钱流通，以纸币为全国唯一法定货币，中国货币史进入“纯纸币时代”。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记载下整个帝国的货币是薄薄的一张纸片，正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反映。在大量元代戏曲剧本，笔记小说中，关于日常生活中纸币使用的记载也非常丰富。

总体来说，元代纸币的发行与管理，比两宋正常时期略逊，比金代优秀。元朝皇室通过发行纸币，弥补了皇家开支的不足，也使发行量逐年递增。经过数十年的膨胀，物价上涨约20-30倍，相对可控。由于纸钞在逐年贬值，铜钱被废除，民间百姓开始寻找一种能抵抗通膨的货币，白银的重要性增加，私下交易频繁。

5.明朝危机

元朝末年，天下群雄并起。为了争夺民心和物资，元顺帝与各地起义军都恢复铸造铜钱。受到铜矿枯竭的影响，铸量都不多。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发行“大明宝钞”，管理制度不够完备，发行流通都不顺畅。于是，洪武二十八年，严令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与铜钱，以保障纸钞的通行。即“废铜钱、禁金银、保纸钞”。

不过，朱元璋也知道行用纸币不靠谱，于是他建立起一套“计划经济”的财政制度。如军费方面通过军队屯田解决，全国财政收支中，直接以实物(如石、匹、两)作为统计口径，减少“货币”的使用空间。

随着人口恢复，经济发展，“计划经济”的瓦解不可避免，货币需求开始恢复，可是“大明宝钞”无计划无节制地发行，毫无信用，陷于崩溃，使得民间半公开以铜钱与白银作为流通手段。

但铜钱不足，白银有限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它们都无法完全承担“全国性货币”这一重任。“纸币崩溃，铜钱不足，白银有限”，使得大明王朝遇到了严重的“货币危机”，中国货币的历史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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