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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简史(上)：从取之自然迈向青铜之路】
　　【中国货币简史(中):纸钞问世却为何难成主流?】
　　【中国货币简史(下)：法币改革终结白银本位制】

一、货币起源

在传统的概念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剩余”和“分工”，就会出现交换活动，而在频繁的交换中，形成一种或几种商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货币”。

贝币一组

中国货币的起源，最迟不会晚于商代，主要的起源是天然“海贝”，可以从汉字结构上看出来，与财富价值有关的汉字，绝大部分是从“贝”部，这是从商代甲骨文遗留下来的信息。另一个起源是人工冶炼出来的“青铜”。“青铜”是一种铜、铅、锡合金。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世界闻名。在商周之际，青铜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青铜器上有一句常见的铭文“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表达了这个意思。

从使用价值来分析，天然海贝用于装饰，个体小，形制统一，有便于携带与计数的优点。青铜，随着青铜礼器文化的成熟，使用价值与重要性增加。但是“青铜”有个缺点，作为一种称量货币，不便于交割与计数。于是，大概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人们开始将青铜铸造成海贝的形式，两者合而为一成为“青铜贝”，而这也标志中国古代货币进入“青铜时代”。

二、青铜时代

1.先秦货币

西周时期，青铜贝的使用开始流行。许多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大量以“朋”为计数单位的“贝”用于赏赐交易的记载，这个“贝”应该指“青铜贝”。赏“贝”作“器”，等于“青铜贝”当作青铜原料，这里类似于后世的银锭，本身原料就是货币，循环使用。

周平王东迁，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词叫“礼崩乐坏”，指的是周天子对地方诸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下降，这不仅表现在礼仪制度方面，在文字、度量衡、货币等方面，不同诸侯国区域也出现了分化与发展，其中货币方面，形成了四大货币体系:

蚁鼻钱

“贝币”，青铜贝的延续。鲁国，对西周制度继承比较完整，沿用铜贝；楚国，文化相对落后，又向往中原文化，因此也继承了铜贝。楚国的贝币，文字笔画奇特，古人形象地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

三孔布两下曲阳

“布币”，起源于农具“镈”(bo)，通俗讲就是“铲子”，主要流行于周王畿与三晋地区。“周景王铸大泉、废小泉”，指的是借鉴晋国耸肩大空首布的型式，铸大平肩空首布，废除青铜贝。早期的空首布，还保留了原始工具的形貌。后期的布币便于实用，演变为平首，影响力也扩张到了燕国和楚国。

齐返邦长大刀

“刀币”，起源于工具“刀削”，主要流行于东海之滨的齐国、太行山区域的狄人、鲜虞、中山，影响了后来赵、魏、燕三国。

战国圜钱燕

“圜钱”，仿制于“玉璧”，它的时代最晚，流行于战国晚期的秦魏地区，后来的“方孔圆钱”就是由它发展而来。

一般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体系，归根结底，这些都是“青铜铸币”，铸币上的铭文，主要标记“地名”或者“重量”，前者体现一种信用，后者则体现出青铜称量货币的本质。

2.金钱本位

秦半两

在经过战国时期激烈的你争我夺之后，秦始皇兼并六国，通过“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楚国郢爰

在货币方面，先补充介绍一下“黄金”。春秋战国时的楚国，疆域辽阔、经济发达、盛产沙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黄金”铸成流通货币的国家(郢爰)。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将楚国货币体系中的“黄金”继承了下来，然后以“方孔圆型”的“半两”铜钱统一六国的刀、布、圜、贝形制币。

因此，秦代货币是一个“金钱本位”制。

“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二十两为一镒；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史料中虽然没有记载“黄金”与“铜钱”的兑换关系，据分析推测，应为一万枚“半两”铜钱等于“黄金”一镒。换算后“黄金”与“青铜”原料比率为1:250。

无论黄金还是铜钱，都是称量货币，因此“权衡”制度需要介绍。秦统一后的的权衡，以铢、两、镒为单位，24铢=1两，20两=1镒；西汉继承秦制，只是以16两=1斤的“斤”取代了“镒”。

与今天的衡制对比，秦汉时的1两合现在公制15克左右，所以“半两”铜钱，标准重量为7-8克，实际重量在6-12克之间浮动；“黄金”1镒为300克左右。

秦亡汉立之后，西汉继承了秦代“金钱本位”制。史料中提到汉初，秦半两“钱重难行”，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单枚铜钱重“半两”，币值过高，无法再进一步分割；二是铜钱与黄金的兑价，黄金高估，铜钱低估。因此，在比率固定的情况下，铜钱减重成为趋势。

吕后时期铸“八铢半两”(一两的三分之一，亦称三分钱)、“五分钱”(一两的五分之一，合四点八铢)、文帝时期铸“四铢半两”(一两的六分之一)这些都是减重型的“半两”。“八铢”、“五分(之一两)”、“四铢”为实际重量，“半两”是货币的铭文，也是名义重量。

西汉五铢

汉武帝时期，进行货币改革，计划结束铜钱“实际重量”与“名义重量”的不统一，要求“重如其文”。先是铸“三铢”钱，但是货币改革，必然经历波折与反复，“三铢”未能推行成功；后来改铸“五铢”钱，大获成功。“五铢”铜钱，方孔圆型，枚重3-4克的标准，也影响了此后中国历代的铸币。

“五铢”推行成功后，汉武帝又调整黄金与铜钱的比值，一万枚五铢等于黄金一斤，以此构建一个合理的“金钱本位”制度。换算后“黄金”与“青铜”原料比率为1:130。

一万枚五铢或一斤黄金，称为“一金”，成为一个价值尺度。史料中有“百金为中人十家之产”，“(张)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之类的记载。2016年发掘的海昏侯墓，出土约200万枚五铢钱，在当时就价值200斤黄金；出土300余枚金饼，每枚250克左右，正合汉制一斤。这些部分货币，用文献记载来说就是“五百金”的价值。

据史料统计，汉武帝开铸至西汉末，五铢钱共铸造了280亿枚，合2800万贯(足)，加权合宋代3600多万贯(省陌制/770为贯)。

3.黄金国有

新莽一刀平五千

王莽篡汉，托古改制，币制改革先后进行了四次，铸造了各式各样、各种币值的货币。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他想干的就一件事儿——“黄金国有”。王莽以法令形式，禁止民间拥有黄金，国家将黄金全部收兑。以1万钱收兑1斤黄金，国库里的“五铢”铜钱是不够的。于是王莽就推行币制改革，铸造了“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六泉十布等等。这些货币完全脱离了“称量货币”的束缚，成为一种“名义货币”，充当搜刮黄金的工具。

王莽以“名义货币”收兑权贵阶层手中的黄金，而这些“名义货币”在实际流通中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导致了社会的动荡，触动了各阶层的利益，引发了各地的武装叛乱。“币制改革”随着新朝的覆亡而失败。

但是“黄金国有”却获得了成功，东汉以后，“黄金”成为一种具备储藏功能或者器用功能的贵金属，退出了货币的舞台。另据史料记载，王莽覆亡时，国库中的黄金约有80万斤，大部分都是币制改革时收兑而来的。

4.货币危机

新朝覆灭之后，东汉恢复铸造“五铢”铜钱，“黄金”退出流通，实物“布帛”在一定范围内取代了“黄金”的地位，在大额交易与财富储存方面发挥了货币的功能。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国陷入长时期的分裂与战乱，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历经三国两晋、五胡乱华、南北朝的混战，货币经济基本崩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货币的质量严重下降，无文钱、剪凿钱、水漂钱、虚值大钱充盈于市，甚至在南朝萧梁时期，还大范围以“铁”为原料铸“五铢”钱。史料中关于梁武帝信佛，舍身出家，大臣们先后花数亿枚钱为之赎身，这些钱就是“铁五铢”。

二:实物货币走向前台，生产力破坏严重，经济倒退，在很多战乱频繁的地区，粮食、布帛等重要生活物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铜钱完全退出流通领域。

然而大乱之后必有大治，隋朝统一中国，铸行标准“隋五铢”铜钱，将历代大小轻薄、不合标准的铜钱作为原料收兑，回炉重铸，货币经济得到恢复。

不过，这时的“度量衡”出了问题。秦汉的度量衡制度经数百年的演变，(升、斗、石/分、寸、尺/铢、两、斤)换算制度未变，但是单位值出现分化。例如，重量单位1斤，南朝的1斤由250克逐渐减至220克左右；北朝却大幅度增加，1斤暴增为660克左右。

这对于“五铢”铜钱来说，出现实际重量与名义重量的不统一。因为，对于南朝旧制，“隋五铢”重如其文；对于北方隋制，“隋五铢”实际重量在二铢-三铢之间。

5.唐代变革

历经多年战乱，唐朝建立，推行各类新制度，解决了隋朝未能解决的问题。唐高祖李渊用北朝(大斤、大尺、大斗)的制度统一了南朝，只在天文、医药等方面保留了南朝旧制；同时铸造“开元通宝”，使铜钱发展为一种“名义货币”，不需要标记重量。

唐代开元通宝背上晋

唐初“开元通宝”铜钱，枚重4克左右，合北朝大制的二铢四絫，正好是一两的十分之一。这又反过来影响了衡制，“钱”成为一个十进制的重量单位，取代了“铢”，十钱为一两，沿用至今。因此“开元通宝”取代“五铢”，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时，由于唐朝刚从数百年的战乱中重建，实物经济仍然占据着一定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唐代绢帛作为货币价值尺度使用广泛，如唐代法律中，关于各种犯罪金额(赃款)，都需要折算为绢帛匹数来定罪。

二:唐初建立的财政制度中，收入主要为租庸调制，简单归纳:租是粮食、庸是人力、调是物产；官俸军费等支出，也以实物为主，铜钱的使用空间并不大。

在这种半实物半货币的经济体制下，唐朝初年保持了比较低的物价，陆续铸造的“开元通宝”逐渐取代历朝“五铢”旧钱，与经济发展保持一种相对平衡。

但好景不长，“安史之乱”爆发，成为了中国货币史上又一个重要拐点。

唐军在战争中全线溃退，自给自足的“府兵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军费开支“货币化”；同时，黄河中游被叛军占领，运输线被切断，导致京城长安物资匮乏，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官员俸禄中“货币”支付比例加大，实物支付减少，官俸支出亦“货币化”；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势力扩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下降，使得以“租庸调”为基础的财政制度崩溃，“两税法”与“禁榷专卖制”走向前台。此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货币”比例增加，实物比例下降，财政收入“货币化”。

由于这三个“货币化”，唐代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转折，货币需求量爆发，铜钱无法满足经济所需，“钱荒”成为了一种常态，从而影响了唐宋以后中国货币制度的走向。

6.铜矿枯竭

北宋的货币，有铜钱，有铁钱，铜铁钱又分大小不同的币值，此外还出现了纸币。这些不同材料、不同币值的货币，以国家法令形式，在规定的行政区域内使用，形成不同的货币区。这些货币区的货币制度又随着时间不断调整与变化。因此，北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货币制度最为复杂的时代。

复杂的根源在哪里？还是得抓住“钱荒”这个主旋律:

北宋的各项制度，是从晚唐五代一直沿用并继承下来的，“货币化”的程度，有增无减。此外，不抑制土地兼并，商品经济加速繁荣，造成货币需求量，呈几何级数暴增。

北宋为了应对货币需求，一方面，执行严格的“钱禁”与“铜禁”政策。“钱禁”，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毁钱铸器，保证现有货币不减少；“铜禁”，禁止民间使用铜器，保证所有的铜原料，都用来铸造铜钱。另一方面，完善造币厂管理制度，提高生产效率，使北宋铜钱的年产量，达到唐朝平均年产量的十倍以上。

即使这样倾尽全力地增加铜钱供应，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满足货币的需求。所以说，北宋货币中，铁钱、大钱、纸币、货币区这些复杂的问题，都是由“钱荒”所衍生出来的。

随着北宋铸币的巨量消耗，东南地区铜矿几乎枯竭。北宋中期，广东韶州地区发现了大铜矿，支撑几十年。到宋徽宗继位的时候，广东的铜矿也开采殆尽。于是，蔡京主持的币制改革，当十大钱、夹锡铁钱、全国性的纸币陆续出现，朝令夕改，损害了上上下下各阶层的利益，动摇了北宋的统治基础，为“靖康之难”埋下了隐患。

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北宋，是中国货币史中，“青铜文化”最后的辉煌，而从此巅峰过后，青铜铸币也开始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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