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承安”是金朝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璟的第二个年号，是其在位期间的一个重要阶段。而承安宝货，这一由金章宗在承安二年铸造的银质货币，作为当时金朝经济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是章宗试图通过货币手段来稳定国家经济、缓解财政危机的重要举措。本篇就与大家一同分享承安宝货相关的信息及精彩拍品。

金章宗统治时期，金代由盛转衰，当时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经济危机逐渐扩大。同时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水旱蝗灾和黄河三次大决堤，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金朝经济陷入困境。政府税收减少，而赈灾和军费开支却不断增加，国家财政陷入危机。

为了应对这些危机，金章宗采取了多项币制改革措施。他首先下令废除耗资巨大的铸钱监，停止铸造铜钱，转而依赖纸币来满足流通需求。随后废止了交钞每七年换发的限制，允许交钞无限期流通，这使得交钞成为了一种无限期流通的纸币。

然而，这些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停铸铜钱反而导致大量铜钱被贮藏，铜币流通量大幅减少。同时，纸币的无限增发导致其贬值，面值越发行越大，引发了滥发。《金史-食货志三》中记载：“时交钞所出数多，民间成贯例者难于流转”，反映了纸币滥发导致的流通问题，最终还影响了边防军需物资的购买和官兵工资的发放，货币信用急剧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金章宗于承安二年（1197年）推行了新的币制改革，将原来铸造的五十两银铤，改铸为面值一两至十两的承安宝货银铤。这种货币分为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和十两五种规格，法定一两可兑换铜钱二贯（即二千文）。承安宝货整体呈铤形，两端椭圆，中部略微束腰。以出土的一两半宝货为例：其通长约4.7cm，端宽3cm，腰宽2.1cm，厚0.6cm，重约59g。表面带有水波纹状的铸纹，铤首横刻楷体汉字“承安”，腰部多为竖刻楷体汉字和押字，右侧为“宝货壹两半”，左侧为库押和部押。

《金史-食货志三》记载：承安二年，尚书省在建议发行承安宝货时就表示：“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五等，每两折钱两贯。”由此也可知，铸行承安宝货是为了取代碎银，并与纸币、铜钱相对应，是直接流通的白银货币，金朝政府明确了其与铜钱、宝券保持兑换关系。史书记载，金章宗时期曾用承安宝货银发放官兵薪俸和边务军需，此外，除了赋税、军费、俸禄之外，还用于商业流通。

承安宝货在铸行初期，得到了金代政府的很大期待，其用途很广。《金史-食货志》记载：“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但其在流通后不久，大量出现了民间私铸，多降低银质而杂以铜锡，导致民间逐渐拒绝使用。最终在承安五年（1200年），承安宝货被迫停铸，仅正式铸行了短短三年。

承安宝货因其短暂的流通时间和稀少的铸量，虽然在史料中有所提及，但其外部特征并未得到详细记载。由于缺乏实物证据，导致一度出现过对承安宝货的误解，甚至有人根据曲解的史料伪制成了承安宝货方孔铜钱。不过随着自1981年以来，在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地，陆续出土了多枚一两和一两半的承安宝货银挺，澄清了之前的误解，证实了承安钱实际上是一种异形银质货币，而非方孔铜钱。

综上所述，尽管承安宝货的外形源自银铤，但其明确标明兑换币值的做法，与之前主要作为称量性货币的白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做法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通性计值白银货币。因此，尽管承安宝货的存在时间短暂，但它在货币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为后人理解古代货币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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