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夔关是指四川东部的夔州府，即重庆奉节，自唐宋元明以来，始终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榷关。清代的夔关是中国最大的商税榷关之一，号称“长江第一关”，是四川及中央户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设关榷税，上以裕国课，下以通商民”。一语道破清政府设立税关的目的：上利于国家富裕，下易于商民买卖。 早在清政府建国初年就在全国各地的水路要道设立众多内陆常关，对过往商贩收取名目各异的关税。据统计，顺治、康熙时有内陆关卡38个，雍正时有36个，乾隆时有40个。

可见，清政府对关税收入的重视，视征收关税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动商品流通、便利百姓生活的主要目标。同时，这些常关均奉行清政府“大处用银，小处用钱”的货币通行准则，对来往常关货物征收税银或税钱(后需折换成银两)，再将收到的白银铸造成各类关税银锭。

夔关，设在四川东部的夔州府(今重庆奉节)，自唐宋元明以来，始终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榷关。清代的夔关是中国最大的商税榷关之一，其主要职责是对过往川江的商船征收的商税，“货之出荆襄，达吴粤，与夫诸货之入蜀者，无不道经三峡，途出夔门”。是四川及中央户部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目前发现夔关银锭有十两、五两、二两半三种。其中十两的形状为圆型，有两种造型，其一，与通常所见的四川标准的圆碗型不同，外形较圆且厚高。锭面有四个戳记，内容分别是关名、时间、匠名和吉语，如“夔关胡永兴五年六月福”。其二，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四川圆碗锭的造型一致，铭文有两种，一是铭文为“四川夔关”两戳；二是“夔关光绪二十七年匠兴顺源”，铭文的排列与光绪年间的标准锭型一致。五两和二两半的为圆饼状，底部呈弧状。通常有三个戳记，内容是关名、时间、银匠。也有关名和匠名两个戳记的。

曾见一件早期夔关的银锭，铭文为“夔州府关四十六年八月银匠胡英”。“夔州府关”是夔关的全称，该锭纪年为“四十六年八月”。清代皇帝在位超过45年的只有康熙和乾隆两朝。因此，该锭至少是乾隆四十六年铸造的。换句话说最迟是乾隆四十六年夔关征收的关税折银。该银锭的匠名为“胡英”，同为该匠的还有“夔关匠胡英二十三年十二月囍”和“夔关匠胡英十二年二月禄”十两银锭及“夔关匠胡英二十六口月”五两银锭等。乍看是同一位银匠铸造的，但只要查清代各皇帝在位的纪年，就会发现同一位银匠说法存在疑问。

乾隆在位是60年，嘉庆是25年，道光是30年，咸丰是11年，同治是13年、光绪是34年。而这4个银锭的纪年分别是46年、23年、12年和26年。假设46年是乾隆46年，那么26年就应该是道光26年。从乾隆46年(1781)到道光26年(1846)，中间跨度66年。

古代一位成人劳动力是以满16岁为限的，假设胡英16岁那年铸造了乾隆46年那件银锭，那么铸造26年那件银锭就是82岁了。一个82岁的老人还会铸造银锭吗？显然不是同一银匠所铸。合理的解释只有是同一银匠铺铸造，使用了上辈银匠胡英的戳记。

如此一来，我们基本可以判断，46年那件应该是乾隆46年铸造的；26年那件是道光26年铸造的；23年和12年两件造型和文字风格接近，并与26年那件也大体一致。因此，可以断定这三件是同一时段铸造的。换言之，道光年间铸造的可能性很大。

可见，乾隆年的夔关银锭和道光年的夔关银锭风格完全不同。除银匠胡英外，铸造夔关十两圆锭的银匠还有“匠昌盛茂、胡永兴、匠胡恒生、匠胡吉士、匠王福兴、官恒茂、王义盛、匠罗兴林、匠王同丰、匠罗达先、周大兴”等十几人，以姓胡的为多数。这类银锭的纪年只有数字，没有年号。锭面还常常打一个或“囍”或“福”或“禄”或“税”等。字体拙朴，铸造粗放。其风格至迟是道光年间铸造的夔关银锭的式样。

另外。五两和二两半的小夔关的匠名也与十两的一致，因此也是同一时期的铸造的。

鸦片战争之前，夔关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常关之一，对来往于四川和湖北的商船征收商业税、杂税、粮税等众多关税，其铸造的银锭式样也自成风格。常见的圆而拙的夔关银锭似乎给我们展示了清代中期四川地区银锭的样式。砸有光绪纪年字样的夔关银锭则是四川后期圆碗型的式样，似乎显示光绪年间的夔关银锭开始采取圆碗型的式样。

声明：本文转自古代金银货币鉴赏，作者:李晓萍 王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