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银行一词源自意大利语Banca，原意为长凳、椅子，是早期货币兑换商的营业用具。英语中这一词汇演变为Bank，意指存钱柜。在现代社会，银行作为与国家主权、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金融机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银行按类型可分为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本文将与大家分享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部分历史信息及精彩拍品。

自1845年西方国家开始在中国设立银行机构，随后的五十多年里，外商银行在华势力不断扩张，逐渐控制了通商口岸的金融市场，与中国传统的票号、钱庄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商人和政府逐渐认识到，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仅承担着放贷与存钱的业务职能，更关乎国家财政经济的安全。

盛宣怀，作为近代洋务派实业家的代表，曾在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中发挥重要作用。1896年，他被任命为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而此时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中央也迫切需要进行经济“改革”。于是，在盛宣怀奏准清廷后，中国通商银行于光绪23年4月26日(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

尽管通商银行名义上为商办，但毕竟是奉皇帝旨意开设，且盛宣怀本身属于官商，得到清廷大力支持得通商银行具有浓厚的官商性质。该行创办资本的主要投资者多为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和商人。因此，虽然形式上是商办的民族资本银行，但实际上处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僚势力控制之下。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是该行的创办人与大股东，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250万两，并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预计分5年摊还，至光绪28年还清后纯留商股。

通商银行成立后即获得了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至此中国终于有了正式的本国纸币可与外商银行纸币分庭抗争。除了发行纸币的特权，通商银行还兼办代收库银的业务，在全国多地设立分行，业务一度蒸蒸日上。然而随着在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北京分行遭焚毁，天津分行也因管理不善发生巨额亏空，各地分行业务受到严重影响，至光绪31年仅剩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清帝国的覆灭和盛宣怀退出商界和政界，通商银行逐步发展成为一家纯粹的民营商业银行。但由于时局动荡，掌权人多次更替，与各势力的关系也起伏不定，业务问题频发。尽管最终获得加发新钞的权利，但仍在1934年上海发生了挤兑风潮。国民政府当局授意杜月笙出面维持，同意由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通商危机，这一风波才得以平息。

随着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通商银行的所有发行事宜移交中央银行办理，并在1936年春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此后，通商银行即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控制，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为“小四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月笙、骆清华赶回上海筹划各行接收清理事宜，同时将上海分行及所属沪区各支行复业，并在1946年将总行由重庆迁回上海。但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经济濒临崩溃的当时，银行正常业务难以开展，杜月笙、骆清华等进行抽逃资金，至上海解放前夕除一些房地产外，通商银行基本只剩了一个空架子。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通商银行的官僚资本部分进行了接收，并将其转化为公股，从而使通商银行成为公私合营银行体系中的一员。这一转变标志着通商银行从旧时代的官僚资本控制向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的过渡。1951年5月，通商银行与新华、四明、中国实业、建业等四家银行共同组建了联合总管理处。到了1952年12月，通商银行进一步与上海其他59家私营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联合，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和整合，通商银行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也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通商银行，其历史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金融变迁应对西方资本入侵的缩影。通商银行的历史不仅是一部金融史，更是一部社会史。它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反映了国家财政经济体制的变革和金融市场的演变。通商银行的兴衰成败，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金融业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也揭示了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中国通商银行已成为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其历史和拍品不仅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关注，也为研究中国近代金融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通商银行历史信息和存世实物的回顾与研究，可以帮助现今的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金融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未来金融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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