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铸币史是中国铸币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据文献记载，台湾海峡形成后中国大陆居民迁入台湾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越之争历时近二百年，至公元前334年越为楚灭，越人滨于江南海上，流散江南各地，有的渡海至台湾、澎湖。古越族登陆台湾后，与台湾原住民经漫长岁月的磨合已融为一体。

台湾开辟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台湾海峡的制约，与大陆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交流难以及时沟通，更难以互动以促进社会发展，致使其发展严重滞后于祖国大陆，其中台湾铸币的发展不仅滞后于祖国大陆，同时还具有特殊性。隋唐时，有大陆居民渡海至台湾、澎湖，特别是在宋朝，东南沿海居民渡海至台湾、澎湖谋生者很甚多，他们登陆台湾后主要居住于台南一带滨海地域，开垦种植、贸易经商。彼时中国大陆早已是封建社会，铸币已行用多年，这些移民携带在大陆的货币进入台湾，在移民生活区使用。

台湾地区由台湾岛及附属岛屿组成，澎湖是台湾所属的主要岛屿，与福建的泉州毗邻，系福建沿海泉州、厦门和漳州一带的海上门户，岛上的居民多来自福建沿海一带，因其于大陆相近，其发展明显早于主岛。澎湖在宋朝时行政区划上一度隶属泉州府晋江县，其间还有官兵长期驻守，不仅有大量大陆居民迁入从事经济开发，在商品交换中还使用大陆的钱币，澎湖率先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几乎与大陆同步，“近年于澎湖之吉贝屿、姑婆屿、鸟屿、大屿、八罩岛等处，均有‘宋墟’之发现，出土有瓷片及钱币等物”①。

元朝时政府特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这是中国在台湾诸岛上设立的第一个政权机构。元朝澎湖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工商兴贩，以乐其利，来澎湖的商船由岁数十艘增至数百艘，“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差科”②。

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小琉球漫志》云：“台地用钱，多赵宋时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钱质小薄，千钱贯之，长不盈尺，重不越二斤。”③

由于官铸宋钱在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均有流通，因其精美被誉为精钱，日本、越南等国、地区大量仿铸、私铸，所谓“钱质小薄”④的宋钱即应包括日本、越南的仿铸和私铸钱。

明朝时由于明初政府对澎湖实施“尽徙屿民，废巡检司而墟其地”⑤的政策措施，澎湖一度成为不设防的荒岛，致使澎湖的社会经济发展一度倒退，货币流通也一度发生梗阻。直到明朝中后期政府为加强海防，在澎湖设置游兵，并鼓励大陆居民移居该岛，局面才有所改观。

明万历十八年（1590），葡萄牙殖民者发现台湾并称之为“福摩萨”，此时葡萄牙殖民者已通过广州都指挥使黄庆以岁纳二万两白银租用澳门为贸易场所，实为侵略据点，并声称台湾是澳门的附属地，意欲侵占台湾。

荷兰殖民者进驻爪哇后，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特组建在东方拓展殖民地的武装集团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后武力侵占澎湖，荷兰殖民者曾数度派军舰至台湾勘测港口，并在大员附近建造临时城堡。明天启四年（1624）七月十一日荷兰殖民者撤离澎湖时率二千六百余人入侵台湾。

荷兰侵占台湾三十八年间，使用的货币多种多样，其因事制宜，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货币，在台湾本岛以使用荷元为主，辅币为其本土的银斯图弗，进出口贸易结算则使用对方乐于接收的货币，台湾与东印度公司各商馆的货物调运，则按荷兰本土币制计价，金额单位为盾、斯图弗和便士。

荷兰人入侵台湾期间，西班牙殖民者也于天启六年（1626）至崇祯十五年（1642）侵占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台湾省基隆市）一带，并在当地使用西班牙十字银饼比索和里尔。

荷兰、西班牙银币等

永历十六年（1662康熙元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其子经、孙克塽先后继位，至永历三十七年（1684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归属于清，台湾在南明郑氏治理下历二十三年，郑氏政权安抚教化少数民族，屯兵开垦种植，发展农业生产，积极组织开展内外贸易，促使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登上一个新台阶，台湾由原始社会形态进入封建社会，台湾的铸币也随之进入新阶段。

郑氏收复台湾后，以台湾为抗清复明的基地，视为明廷的“东都”，一切定式遵循明制。官府收支和民间贸易结算，大额用银，小额用钱，银钱兼行，与明朝的货币体系一脉相承，流通秩序井然，台湾开始自铸铜钱行使，台湾货币史跨入新时期。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内外贸易活跃，市场扩大，对铜钱的需求增多，郑成功及其继承者郑经铸“永历通宝”铜钱投入市场流通，同时，对早期移民使用的宋钱，则允许继续流通使用。

据康熙二十三年（1684）成书的《台湾府志》记载，郑氏在台湾税赋征收，税征稻谷九万二千一百二十八石，其他各类税赋的税率均以银两计征，大陆移民男子年届十六岁者，每月纳丁银（人头税）五分，每丁岁纳银六钱，岁征银共一万零九十二两，凡“店肆街坊”⑥之房屋每间征厝饷（房屋税）银六钱二分，岁征银三千八百八十七两七钱二分，出港食盐每石征盐税银二钱，岁征银两百两，入港货物税征银一万三千两，连同船泊税、制糖税、渔税等，岁可征银四万九千八百七十两，彼时台湾市场交易结算和民间收支普遍使用银两，银两与铜钱兼行。

郑氏使用的铜钱，除自铸的“永历通宝”外，还有日本的“宽永通宝”铜钱，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志》载：“台湾所用之铜，来自日本。德川幕府亦辄以宽永钱助饷，岁率数十万贯。”⑦当时，西班牙银饼比索也是台湾通用货币，与银两、铜钱相辅行使，对外贸易结算，对西方使用彼时世界贸易通用的西班牙银饼。永历二十四年（1670康熙九年）七月郑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非正式通商条款中，钱款金额均以比索作价。黄叔璥《赤嵌笔谈》卷二记载当地“交易最尚番钱，红毛所铸银币也”。⑧

台湾归属清政府之初仍使用南明永历通宝，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奉旨开铸“康熙通宝”背“臺”字钱，回收前朝旧钱，背台钱于三十一年（1692）奉旨停铸。清朝时，台湾货币流通，大额用银，小额用钱，兼行纸币，实施与大陆统一的货币制度。乾隆初，市场银价下滑，钱价增昂，台湾民间交易以行使铜钱为主，市场流通的铜钱十分紧缺，台湾市面每两番银换钱原有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文，后降至一千文，乾隆四年（1739）六月，番银仅换小钱八百一十二文，士兵不满情绪日涨、商业困苦、钱铺歇业。福建台湾镇总兵章隆、知府刘良壁等呈报闽浙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王土任要求调拨铜钱一万串应急。

郝、王认为“台地钱价，其贵大于寻常，况兵丁远戍，所支粮饷银，以之换钱为日用薪水，操演办公，较前更觉拮据。”⑨经奏报动用库藏黄铜器皿共九千八百余斤，配以白黑铅斤，鼓铸“乾隆通宝”万余贯，运台供军饷。次年，巡抚王士任又奏请购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铜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城开铸“乾隆通宝”制钱，背为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运台制钱四万八千余贯，投入市场，台湾制钱短缺的困境才得以缓解。省城应台湾府之请，先后于乾隆四年（1739）、五年（1740）铸钱两批近六万贯运送台湾，其中第一批是以宝台局名义铸的乾隆通宝背满文“宝台”字钱。

台湾建省前长期隶属福建省管辖，市场行使的银两和制钱主要依靠省城福州调拨，台湾与福建关系密切，币缘深厚。台湾白银的使用同样以两为单位，与大陆一脉相承。《台湾府志》所载乾隆二十年（1755）台湾府所辖的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和淡水、澎湖等二厅的岁入、岁出表均以“银两”列计。台湾县的岁入正供等七项收入合计为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七两二钱八分三厘，岁出分巡道俸银等三十八项支出合计为二千三百七十四两八钱四分六厘。台湾官府财政收支均以银两核算，但在银两的使用中，却有因事制宜的灵活措施。

由于国防的重要意义，台湾驻军最多时达五万余人，为鼓舞士气，适时发放兵饷是必要之举，官府曾多次铸造军饷银饼，以个数计算发放军饷。道光十七年（1837）至十八年（1838）张温在台湾发动起义，台湾地方政府为筹集军饷开始铸造银币。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之乱，军费剧增，财政窘迫，无瑕顾及台湾，台湾地方政府将台南府库所存的纹银提出，召银匠改铸为六八（六钱八分）银币，借以支付军饷，维系地区政局稳定。连横《台湾通史》记有“咸丰三年，林恭之变，功围郡治，塘报时绝，藩饷不至，而库存元宝数十万两，滞重不易而行。乃为权宜之策，召匠鼓铸，为银三种：曰寿星、曰花篮、曰剑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钱八分，银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库’两字，所以别洋银也。是为台湾自铸之银”。⑩

军饷银饼择要有几种。道光寿星银饼，俗称“老公饼”，含银成色96%，直径39.5至四十毫米，重量26.5至27.5克，正面中央为拄杖寿星图案，左上缘篆书汉字“道光年铸”，右上缘篆书汉字“足纹银饼”，中间下缘以汉字“库平柒式”标明面值重量，背面中央为两耳三足鼎图，其四周上下左右分别为满文“台湾府铸”四字。大清国宝银饼，直径四十一毫米，重量二十七克，正、背面的文字和图案饰纹与道光寿星银饼基本相同，略有差异之处有二，一是正面右上缘四个篆书汉字为“大清国宝”，二是正面中间下缘，寿星长须处是汉字“足纹”，不是“库平柒弍”。如意银饼又称“花篮银饼”，成色98%，直径39.5至四十毫米，重量26.6至二十七克，正面中央主为聚宝盆图案，盆腹有简写汉字“宝”，盆内盛珊瑚、元宝、灵芝等，还有万年青以示满清万年，聚宝盆两侧各有两个汉字，右为“府库”，左为“军饷”。

笔宝银饼又称“剑秤银饼”，成色98%，直径39.5毫米，重量26.6克，正面中央为聚宝盆，盛满珊瑚树等，盆腹有两个汉字“宝盆”，两侧各有一个汉字，右为“军”字，左为“饷”字，下缘中间两行竖写四个汉字“足纹通行”，背面中央两枝笔交叉，中间饰纹似元宝，上端为如意，右侧为星辰图，其上一个汉字“府”，左侧似灵芝，其上有一个汉字“库”，下端为两行竖写四个汉字“六八足重”以示面值。同治寿星军饷银饼直径38.8毫米，重量二十六克，正面中央图案为拄杖寿星，左右上缘两侧分列篆书汉字“同治元年、嘉义县造”，下端中间寿星长须处有一方形小戳印，似“谦”字，背面中间汉字“军饷”，两侧各有汉字两个，右为“足纹”，左为“通行”以示成色，下端中间为古数码字“⊥〨”（六八，即重六钱八分），以示面值，上下缘还有象征“万事、如意、圆满”之图案饰纹，手工打印，制作粗糙。

谨慎军饷银饼，也称“谨性军饷银饼”，成色95%，直径三十六至四十一毫米，重量二十五至二十七克，正面上端横书“军饷”，下端为签字花押，背面上端横书汉文两字“足纹”，下端竖写汉文两字“通行”，正背面饰有花星各一，或各二，或各三，或各四，花星的形态各异，有四瓣、五瓣、棱形之别，有的还有象征万事如意的图案，有边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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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铸银饼的同时，原欧洲占领者的货币“番银”继续流通使用，康熙三十六年（1697）地理学家郁永河游台后所著的《禆海纪游》记载：“市中用财，独尚番钱。番钱者，红毛人所铸银币也。圆长不一式，上印番花，实则九三色。台人非此不用，有以库帑予之，每蹙额不顾，以非所习见耳。”⑪

台湾在光绪十四年（1888）升格为省后，经济又有新的发展，市场流通的铜钱短缺，政府从德国购入机器，于光绪十六年（1890）铸造半毫（半角）、壹毫（一角）、贰毫（二角）三种银辅币投入市场替代铜钱行使，台湾机制银毫的问世标志着台湾地区的铸币技术已由手工浇铸进入机械制作的新阶段。

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和澎湖长达五十一年的统治期间强制推行占领地货币政策，利用货币大肆掠夺台湾的资源。

光绪二十三年（1897 明治三十年）三月，日本政府公布《货币法》，改革币制，实行金本位制，以《马关条约》获得赔款白银二亿两和退还强占的辽东半岛而获得的赎款三千万两合计折合英国金币三千八百八十余万镑，为币制改革之准备金。规定原发行的一元银币与一元金币等值兑换，自十二月七日起，原有的一元银币须兑换新券，方得与一元金币并用。

依据日“台湾总督”建议，复经九月二十一日的货币会议讨论，对台湾的币制改革概括有三：一是，《货币法》⑫之实施于台湾，不以明文规定；二是，台湾之主要通货，以凿印之一元银币充之，并按时价即金银比价核算，使用于一般公私交易上；三是，原来允许用于缴纳租税及公课之外国银币与私人凿印之粗银今后禁止使用。

日本政府于十月二十二日，以命令形式公布《关于凿印银币使用之件》（凿印银币使用办法）⑬，该办法有三条：其一，凡由政府凿过圆印之一元银币得于台湾按照其时价，用于缴纳公共收入及政府之支付。但政府用于支付时，须获得对方之同意。其二，前条所称之圆印，按照下列形式制定，加凿于向政府交换完毕之一元银币之表面。银标直径一分五厘。其三，外国货币及私凿印章之货币，今后不准用于缴纳公共收入，但有特殊规定时不在此限。

已打戳记的日本银币

日本本土币制为金本位，作为占领地的台湾使用的主要货币却是日本本土回收后加凿印后的旧银币，日人北山富久二郎将这种制度称为“流通银块之金本位制”，又称“金核本位制”，日本政府视回收之旧银币为银块，凿印后在台湾虽仍作主要货币流通使用，但在交纳政府规定的租税时要按时价折合金币适时调整，同样一枚日本银币，未加凿印前，在日本本土可兑换金币一元，加凿后，在台湾兑换金币不足一元，通常折算只有0.893元，这种货币政策是对台湾人民的经济盘剥。

日占期间台湾流通使用的金属硬币均系日本本土铸造，其币材有金、银、铜、镍、铝、锡等，面值分为二十圆、十圆、五圆、二圆、一圆和五十钱、二十钱、十钱、五钱、二钱、一钱、半钱、五厘、一厘。

日本战败后，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十月二十五日，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签署投降书，中国政府正式接收台湾省，恢复在台湾省行使主权，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和澎湖列岛长达五十一年的血腥统治结束。

台湾光复之初，市场流通使用的货币主要是三种，一种是日本银行兑换券，二是由旧台湾银行背书的日本银行兑换券，三是旧台湾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台湾光复后，南京国民政府考虑到大陆行使的法币已发生通货膨胀，预计法币的贬值将进一步恶化，特指令中央银行印制“台湾流通券”，作为台湾回归后行使的货币，暂不纳入法币体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经反复权衡利弊，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决定不在台湾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将已印制好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封存，仍由旧台湾银行发行纸币行使，作为过渡权宜之计。民国三十八年（1949）六月，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予大量金银和外援的支持下台湾省政府公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和《新台币发行办法》，由台湾银行发行两亿元新台币。

自发行新台币以来，台湾一共铸发了五套流通硬币。

民国三十八年（1949）八至九月，财政部分别指令中央造币厂成都厂、台北厂在原新台币伍角样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重新试铸台湾省“民国三十八年有线版伍角样币”，九月，台湾银行在中央造币厂成都厂、台北厂各自试铸的伍角样币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并呈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核准后于九月十二日后委托台北厂铸台湾省“民国三十八年伍角”硬币由台湾银行正式发行。同年底，成都的国民政府返台，银本位制中止，此时银币兑换新台币三元，新台币伍角银辅币因亏损较大而停铸。台湾伍角银币是民国三十八年（1949）六月国民党颁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和《新台币发行办法》后铸造的，在金属含量上依然遵守伍角银币银七铜三的传统，由于当时的测量精度问题和新设备的第一次使用，实际铸造中含银达72%，铜占比28%，伍角之后相继有壹角、贰角硬币等铸发，总称为台湾省的第一套流通硬币。

北京诚轩2017年钱币专场拍品，民国三十八年孙中山像台湾省地图伍角银币样币
民国三十八年伍角

伍角银币由所谓的“台湾中央造币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49年12月1日，停止流通时间1982年12月8日，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左侧头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背面为台湾省地图及面值，硬币直径24.0毫米，重5.0克，金属成分银72%、铜28%，发行三十万。

壹角铜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49年12月1日，停止流通时间1982年12月8日，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左侧头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背面为台湾省地图及面值，硬币直径21.0毫米，重4.5克，成分铜95%、锌5%，发行一亿五千七百六十万。

台湾发行的唯一一枚贰角硬币即在本套中，贰角铝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50年5月11日，停止流通时间1982年12月8日，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左侧头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背面为台湾省地图及面值，硬币直径23.0毫米，重1.8克，成分铝100%，发行32749.5万。

第二套流通硬币发行时间为1954年至1955年，币种为五角、壹角。

五角铜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54年5月1日，停止流通时间1982年12月8日，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左侧头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其下为纪月日“五月二十日”，背面为台湾省地图及面值，硬币直径27.0毫米，重7.0克，公布成分铜92%、铝8%，发行27952.4万。此面值铜币可分精黄铜、杂黄铜两大类。

壹角铝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55年7月4日，停止流通时间1982年12月8日，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左侧头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四十四年”，背面为台湾省地图及面值，硬币直径19.0毫米，重1.15克，厚2.0毫米，成分铝99%、镁1%，发行五亿八千三百九十八万。因钢模不同，此面值铝币可明显区分人物头像有无发丝两种。

第三套流通硬币的发行时间为1960年至1979年，币种有壹角、伍角、壹圆、伍圆四种，发行年份壹角有民国纪年五十六、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年六种，伍角有民国纪年五十六、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年五种，壹圆有民国纪年四十九、五十九至六十八年共十一种，伍圆有民国纪年五十九至六十八年十种。

五十六年壹角铝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67年8月21日，停止流通时间1982年12月8日，正面图案为兰花、其下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五十六年”，背面为面值及饕餮纹，硬币直径19.0毫米，重1.15克，成分铝99%、镁1%。

五十六年伍角铜合金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67年8月21日，停止流通时间1982年12月8日，正面图案为兰花、其下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五十六年”，背面为面值及饕餮纹，硬币直径23.0毫米，重3.70克，成分铜65%、锌34%、镍1%。

四十九年壹圆铜合金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61年9月15日，停止流通时间1982年12月8日，正面图案为梅花、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四十九年”、下为“台湾银行”字样，背面为面值及蝴蝶兰图案，硬币直径25.0毫米，重6.0克，厚1.6毫米，成分铜55%、锌27%、镍18%。

五十九年伍圆铜合金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70年10月31日，停止流通时间1982年12月8日，正面图案为蒋介石左侧头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五十九年”，背面为面值及饕餮图案，硬币直径29.0毫米，重9.50克，成分铜75%、镍25%。

第四套流通硬币发行时间为1981年至1997年，币种为伍角、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五种，按发行年份分类，伍角有民国纪年七十、七十五、七十七年三种，壹圆有民国纪年七十至七十七、八十一至九十、九十四至一〇〇九年三十四种，伍圆有民国纪年七十至七十三、七十八、七十九、九十七、九十九至一一〇年十九种，拾圆分民国纪年七十至八十六、九十二至九十九年二十五种，伍拾圆（梅花）有民国纪年八十一、八十二年两种，伍拾圆（兰花）有民国纪年八十五至九十年六种。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台湾商户计价时惯常采用“四舍五入”的做法避免找零，市场对小面值硬币的需求不断下降，伍角、贰角和壹角硬币逐渐退出流通市场。

七十年伍角铜合金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81年12月8日，正面为梅花图案、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七十年”，背面为面值及传统图案，硬币直径18.0毫米，重3.0克，成分铜97%、锌2.5%、锡0.5%。

一一七年壹圆铜合金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81年12月8日，正面为蒋介石左侧头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一一七年”，背面为面值及环周格状纹，硬币直径20.0毫米，重3.8克，成分铜92%、镍6%、铝2%。

七〇年伍圆铜合金币由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81年12月8日，正面为蒋介石左侧头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七十年”，背面为面值及饕餮图案，硬币直径22.0毫米，重4.4克，成分铜76%、镍25%。

七〇年拾圆铜合金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81年12月8日，正面为蒋介石左侧头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七十年”，背面为面值及两枝梅花图案，硬币直径26.0毫米，重7.5克，成分铜76%、镍25%。

八十一年伍拾圆铜合金币（梅花）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92年10月9日，正面为中心梅花图案环放射性花纹、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八十一年”、下为阿拉伯数字公历纪年，背面为面值及一大众小梅花环绕图案，丝边滚面值，硬币直径24.0毫米，重8.3克，成分铜70%、锌24.5%、镍5.5%。

八十五年伍拾圆铜合金币（兰花）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1996年2月1日，正面为“总统府”大楼、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八十五年”、下为阿拉伯数字公历纪年，背面为面值及兰花图案，有盲文，丝边部分空断，硬币直径28.0毫米，重10.0克，双金属外环成分铜75%、镍25%，内饼铜92%、铝6%、镍2%。

台湾地区铸币：

第五套流通硬币始发行时间为2001年，分10圆、20圆、50圆三种面值，发行年份10圆有民国纪年一〇〇至一一〇年十一种，20圆只有民国纪年九十年一种，50圆有民国纪年九十一至九十九、一〇二至一一〇年共十八种。

一〇〇年10圆铜合金币由台湾中央造币厂铸造，铸造时间为2011年1月11日，正面为孙中山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一〇〇年”，背面为面值如意图案，如意中有“国泰”、“民安”交替隐藏字，面值“10”中“0”内有台岛和梅花交替图案，有盲文，硬币直径26.0毫米，重7.5克，成分铜75%、镍25%。

九十年20圆铜合金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2001年7月9日，正面为台湾抗日英雄莫那·鲁道像及汉字名、雾社抗日纪念碑、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九十年”、下椭圆框内隐藏阿拉伯数字公历纪年，背面为面值、兰屿雅美族拼板舟图案，有盲文，硬币直径26.8毫米，重8.5克，外环金属成分铜92%、镍2%、铝6%，内饼成分铜75%、镍25%。

九十一年50圆铜合金币于同厂铸造，铸造时间为2002年4月26日，正面为孙中山像、其上从右向左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九十一年”、下为阿拉伯数字公历纪年，背面为面值、水稻图案，正中大圆形中有“五十”、“50”交替隐藏字，有盲文，硬币直径28.0毫米，重10.0克，成分铜92%、镍2%、铝6%。

台湾地区还铸造有多种普通纪念币，如“蒋总统”八秩华诞纪念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增产运动纪念币、光复50周年纪念币、新台币发行50周年纪念币、千禧年纪念币、蒋渭水先生纪念币等等，同时还铸有多种贵金属纪念币。

台湾地区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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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P2021年9月香港＃E-机制专场拍品，中国台湾地区民国五十六年蒋公九秩诞生纪念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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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清］，朱景英：《海东札记》卷四，记丛琐，《小琉球漫志》，岳麓书社，2011 年 2 月，第 43 页。
　　②［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彭湖》，中华书局，1981 年 5 月，第 13 页。
　　③［清］，朱景英：《海东札记》卷四，记丛琐，《小琉球漫志》，岳麓书社，2011 年 2 月，第 43 页。
　　④［清］，朱景英：《海东札记》卷四，记丛琐，《小琉球漫志》，岳麓书社，2011 年 2 月，第 43 页。
　　⑤［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中华书局，2005 年 3 月，第 4517 页。
　　⑥［清］，蒋毓英：《台湾府志》，康熙刻本，10 卷，1685 年上海图书馆藏。（蒋志）
　　⑦《台湾通史·商务志》卷九，商务印书馆，1983 年。
　　⑧［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一，《赤嵌笔谈》，1772 年。
　　⑨《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五》卷之一百，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版。
　　⑩《台湾通史·商务志》卷九，商务印书馆，1983 年。
　　⑪郁永河：《裨海记游》，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清代 17 世纪撰。
　　⑫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 月。
　　⑬［日］，《关于凿印银币使用之件》（凿印银币使用办法），18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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