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于白银具备体积小、价值高、容易分割、易于熔铸、便于携带等天然的货币属性，作为一种保值、购买力极强的贵金属，自古以来它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古代社会，作为货币的白银是一种称量货币，使用时要检验成色、秤定重量，其型制与规格，因时代不同而异，但多被铸成各类饼、锭、铤等形状，且多以重量单位“两”作为货币单位来计值流通，故亦称“银两货币”。白银货币是中国传统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唐朝银两货币

唐朝以前，因受到商品经济的规模和金银冶炼技术的限制，白银很少以货币的形式出现。白银在唐代开始具备货币的基本功能，其价值尺度主要表现在赋税、赏赐、进贡和军费等方面。唐朝一些边远地区为了运输方便，向朝廷缴纳赋税时曾将庸调所收的布帛折合成银两运至京师国库。此外，在一些特殊场景、特殊地区白银还可以代替铜钱、布帛来充当支付手段。如元稹在《钱货议状》中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也有“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郭外相连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的描述，可见用白银作货币是岭南地区独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因为岭南地区的银矿较多。

唐代白银货币主要包括银饼、银铤和银锭三种型制。其中银饼呈圆状，制作比较规范，重量不等，铭文有的錾刻、有的墨书。京城铸造的银饼铭文一般錾刻铸造部门、人员、工匠姓名、重量、时间等；地方铸造的银饼铭文一般有地点、时间、银料来源、重量、贡纳官员及职务等内容。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银饼22件，其中4件铭文为錾刻，浇铸成型，表面有锤揲痕迹。这4件是庸调银饼，系首次在国内出土发现，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和考古价值。唐初，庸调都需缴纳绢或布，开元、天宝年间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庸调便折合成银两。因为庸调银饼是地方缴纳给官府的税银，需入国库管理，故银饼上都有錾刻的铭文，以备考察验收。

（唐）怀集县开十庸调银十两银饼

唐朝银铤主要呈长条形块状，一般形体较大，又可分为平首或弧首直身形，以及平首束腰形。从出土数量看，以直身形为主，束腰形数量很少。银铤上面大都有铭文，多有述及年代的，这就为我们判断银铤的具体年代提供了方便。建国以来的考古工作中，唐朝银铤的出土发现地点，多以唐两京地区的西安、洛阳为多，如西安北郊大明官遗址、洛阳隋、唐宫城遗址等。传世有唐代“杨国忠进”银铤，重2046.3克，长31.6厘米、宽7.4厘米、厚1.14厘米，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该银铤系浇铸而成，表面锤槌平整，略显锤痕，正背面均有因使用时验明成色留下的凿痕。正面刻有“鄱阳郡采银丁课银壹铤伍十两”、“专知官乐平县尉卢枳典程晟匠张洽”字样；背面刻有“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字样。银铤首起三字“鄱阳郡”錾明是地名，“采银丁课银”代表铸造此银铤的来源。唐朝银铤原料主要来自各项税收，税收中有些是由朝廷直接派“专知官”负责，铭文中 “专知诸道铸钱使杨国忠”，就是杨国忠代表朝廷专管地方铸钱事宜的例证。从铭文考释来看，它承载的信息量很多而且内涵丰富。铭文标明“五十两”，实际重量为2046.3克，表明铸造得非常规范标准（唐伍拾两银铤重量在1950～2115克之间）。这件银铤是我们研究唐金银铸币的珍贵资料，是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

（唐）鄱阳郡采银丁课银杨国忠进五十两银铤（正）
（唐）鄱阳郡采银丁课银杨国忠进五十两银铤（背）

唐朝银锭主要呈船形，顾名思义，外观为一艘船的形状，型制比较特殊，锭面呈中间狭两头宽的束腰状，两端由上至下呈斜面梯形状，出土极少。今考古发现和传世的唐代船形银锭多以五十两为主，一般是素面，没有铭文。

（唐）五十两船形银锭

二、两宋银两货币

两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大中城镇为中心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货币流通领域极其繁荣。宋代币制以铜钱为主，铜钱的铸造量、流通量都很大。但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铜钱已不能完全满足商品经济的需要，金银等贵金属货币开始在商品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银在两宋社会发挥的主要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别是用于一般交换；用于官民间交易，商人算请榷货（盐茶钒等）可以按一定比例缴纳金银代替铜钱；用于同境外进行贸易往来；用于馈赠、贿赂等支付与储藏；用于官方赋税等收入中；用于官方财政支出等。

两宋时期，因白银是赋税征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故对其成色非常重视。据南宋《居家必用宝货辨伪》一书记载，当时白银已有十几种名目，有“金漆花银”、“浓调花银”、“茶色银”、“大胡花银”、“薄花银 ”、“薄花细银”、“纸灰花银”、“细渗银”、“鹿渗银”、“断渗银”等。当时银铤有官铸和民铸两类，一般民间铸造的银锭上刻有店铺的名称、时间、工匠姓名，并表明银两成色等。官府铸造的银锭上面则有州名或“盐务税”、“出门税”等字样。

两宋时期银两货币的基本型制是铤状，早期银铤延续了唐代风格。两宋银铤的出土比较多，范围较广。根据目前所见出土宋代银铤的型制分析，主要有长方扁形、束腰形等，以束腰形最为普遍，因此束腰形可能为宋代银铤的主要样式。束腰形银铤的基本型制为两端为平首或弧首，中间束腰，正面四角微微翘起。大量的出土实物表明，北宋银铤两端为平首，面宽背微窄；南宋银铤锭两端为弧首，面背宽度基本相同。

（北宋）“角面并全”五十两银铤
（南宋）“京销银锭”二十五两银锭

北宋银铤上的铭文比较多，一般是竖行书写，由右向左排列。主要内容为银铤的用途、时间、重量、铸地、铸造者的官职等。铭文全部錾刻而成，所以很不规范，彼此差异很大。南宋银铤上的文字较少，只有用途、重量、铸地和铺户名。铭文大多采用戳印方法而成。

两宋时期的银铤有统一的标准，根据它们的重量、尺寸的不同，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铤五十两，中铤二十五两，小铤十二两半。今所见宋代银铤的重量大致有以下三等，一是1850～2030克（约合宋衡制50两）；二是914～988克（约合宋衡制25两）；三是418～597克（约合宋衡制12.5两）。

三、金代银两货币

金朝在对辽、宋的战争中通过掠夺及索要“岁币”获得了大量的金银。攻下辽燕京(今北京)后，把燕地之金、帛皆掠归本国。金灭北宋后，使汴京（今开封）“府库畜积，为之一空”。而且，南宋每年向金朝交纳的“岁币”中白银数量基本在20～25万两左右。故金朝府库白银储量较大。

金代白银货币分大小两种形式：大者，为五十两银铤。虽然《金史》中未记载其形状，但我们可以从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了解到它的型制和特点。从发表的拓片和实物资料可以看出金代银铤形制特点：两端呈弧形，中间呈束腰状，正面微凹，有波纹，背面呈蜂窝状麻面。其形制大体同于南宋银挺。铤面錾刻铭文。根据铭文，金代银锭可分为贡银、税银等几种。

(金)“大定廿一年”五十两银铤

小者，为承安宝货银铤。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以银铤的形式一直存在于金朝的流通领域，起初官铸每枚银铤重五十两，折合铜钱一百贯，这样就给流通造成不便，因此存在“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的现象。加之纸币贬值、铜钱短缺等因素，因此铸造小重量银铤以便于流通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金政府于承安二年（1197年）开铸自重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的银铤，命名为“承安宝货”，规定“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并制定了私自销毁熔铸、截留的奖惩办法。承安宝货银铤在使用初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流通不久，民间私铸蜂起，私铸者多在银中掺杂以铜锡，造成银锭成色降低，劣币充斥市场，致使众多商肆倒闭，导致商民拒用。面对如此局面，政府不得不于承安五年被迫下令停铸。

由于承安宝货银铤从开始铸造到停铸只有短短三年，又因无实物流传，加之史书又没有明确记载，故人们对其形制一直不甚明了，民国时期的一些钱币学者甚至指出其形制为圆形方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地区陆续发现了几枚承安宝货银铤，彻底解决了承安宝货的型制问题，并为研究金朝银两货币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该类银铤为两端呈弧形，中间呈束腰状，表面四周均有水波纹，背呈蜂窝状。上首正中横凿“承安”二字，腰部竖凿文字两列，右边为“宝货壹两”或“宝货壹两半”，左边为“库”、“部”二字和押记。承安宝货银铤流通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其在中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历史上官方第一次以白银铸造并正式标明法定纪值的货币，对以后元、明、清乃至民国的白银货币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承安宝货”一两银铤

四、元代银两货币

元朝推行钞法，由于以白银作为发钞准备金，使得白银取得了与纸币同等的地位。元政府对金银实行国家买卖政策，在流通领域，人们按纸币的面额可折换成白银，白银也可以兑换成纸币，从而白银的流通更为广泛，成为一种主要的通货。

元朝白银货币的型制主要是银锭，仿铸自宋、金朝。依据形状，我们将宋代以前银锭称为“银铤”或“银锭”，元朝银锭也称之为“元宝”。“元宝”一词唐已有之，其后历代皆有铜钱称元宝者，但银锭定名为“元宝”则始于元朝杨湜所提。至元三年（1266年），《元史》中记载：至元三年（1266年）杨湜“加诸路交钞都提举，上钞法便宜事，谓：‘平准行用库白金出入，有偷滥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宝’，用之便”。这就是“元宝”一词出现在银锭上面的最早记载。

（元）“至元十四年·扬州元宝四拾九两九钱”银锭（正面）
（元）“至元十四年·扬州元宝四拾九两九钱”银锭（背面）

元银锭有重五十两、二十五两、五两三种，五十两银锭存世不多。银锭铭文字样有“扬州元宝”、“辽阳元宝”等，表示银锭铸造之地。因为元朝银锭一直鲜有出土，所以解放前对其基本没有研究。建国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元朝银锭也陆续有所出土。

图片 （元）五两银铤

1977年9月，吉林省农安县三宝人民公社广山店生产队出土2枚银锭，均呈束腰形，锭面微凹。其中一枚锭首横书两行文字“蒙山银课”、“天字号”，下直书六行文字。另一枚锭首横书两行文字，分别为“蒙山银课”、“元字号”，下直书五行文字。这是出自元代蒙山银场的岁课银锭，它的出土，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是我们研究元代蒙山银矿史、采冶技术、管理机构、制度、银课兴革以及货币制度和白银货币形态的珍贵实物。

通过考察目前存世元代银锭的型制和成色，我们可以看出元朝银锭的基本情况。纵观元朝银锭的外形，其两端外圆弧都较南宋金时期的银锭大些，特别是元朝晚期的银锭最为明显，边缘上折，表面较凹，又是明朝银锭变成船形的前身。铭文有镌刻和戳记两种，文字较长，内容涉及银锭的用途、铸造机构、相关官员、银匠和纪年等。元朝银锭的型制，早晚各有不同。早期的平准银锭和税银锭，都是两端外圆弧、两侧内圆弧，外表形似南宋和金代银铤的形状。

通过考证银锭上的铭文，我们可知元朝银锭的收缴和铸造的程序和管理办法。工匠在铸造银锭时，现制作出金属模具，浇铸先将白银熔化后再注入模具，稍加震荡平整表面后自然成形。银锭上面的铭文是成形后加工而成。

五、明代银两货币

明朝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生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明中期以后，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和频繁，货币经济也迅速发展繁荣。随着政府财政需求的不断扩大，银两逐渐成为主要支付手段。隆庆元年（1567年），政府直接规定，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这标志着国家承认了白银货币的合法地位，白银作为主要的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万历初年的“一条鞭法”，规定各项赋税皆用银折纳，从而更加确立了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白银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这是明代中后期货币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

明朝白银货币主要是铸成两端翘起的船形银锭。我国银锭的型制在明代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元时期的白银，一般铸成束腰形的铤状。自明代初期起，铸造的长度变短，厚度增加，束腰较小，周缘增高，特别是两端更为突出，似为翘翅，整体犹如轮船造型。

从出土的官府铸造银锭实物来看 ，一般大锭重五十两，其次三十两、二十两、十两。另据史料记载，还有重为五两、三两、一两直到一钱，更轻的则重一钱或三、五分。还有一种性质比较特殊的大银锭，重量可达五百两，应为镇库之用。

（明）十两银锭

明代一般把五十两重的银锭称为“元宝”，如《金瓶梅》第十四回，描述李萍转移财产时写到，“搬出六十大锭元宝，共计三千两，叫西门庆收取人情，上下使用”，这里提到的就是五十两重的银锭。小的银锭则称为银锞、小锞、锞儿等，零碎的银子称为碎银，如《醒世恒言》卷一六提到“锞儿”，每个锞儿重10两。《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回提到，重“二三两小锞儿”。《金瓶梅》第五十六回提到“三五钱一块的零碎纹银”。

因白银在铸锭过程中，会形成螺旋形的同心细丝纹，从纹路排列、清晰程度以及银锭的颜色即可直观地看出银锭的含银量，成色越高，银锭的纹路越多越清晰，颜色越白。由现存的史料看，明人已能从银锭铸造时留有的特殊纹路和色泽判别银锭的含银量。

五十两银锭上一般都錾刻有铸造地点、重量、来源、年份、官吏或银匠姓名等铭文，铭文大多是錾刻而成，铭文种类很多，题材丰富，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各种侧面，清晰地展现了明代田赋折银的历史演进和折粮银锭称谓的变化。民间铸造流通使用的小银锭一般多无文字，形制轻重不等，以长圆形为主，也有不规则的翅边，正面有细丝涡纹。

（明）“平遥县﹒银匠任友用”五十两银锭

六、清代银两货币

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经济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古代货币演变为近代货币的转折阶段，同时又是一个近代货币体系建立的时期。清朝货币制度基本上是采用银两、制钱平行本位制，并发行纸币。银两是清代的主要货币，在当时上至国家的财政经济各项开支，小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以银两计算。

清朝是中国银锭铸造和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地域不同，铸造工艺流程不同，各地银锭的器型各异、形式多样、名称繁多，地域色彩浓厚，流通状况极为复杂，大体上有元宝形、圆形、长方形、砝码形、腰形、牌坊形等。

（清）“厘课﹒官钱局”砝码形银锭
（清）“台湾府课”长条形银锭

清政府对制钱的铸造有统一规定，但对银两的铸造却没有标准，以致在全国各个地区，形成了银两流通市场混乱的局面。清各省都设有铸造银两的官营炉座，而且允许私营炉座铸造银锭，因为没有统一的管理标准，造成了全国范围内银两的重色、成分各不相同。

清朝银锭品种繁多，主要有大锭、中锭、小锭、碎银等。因浇铸时范中残留有气体的原因，银锭底部大都留有不规则的气体空洞，俗称“蜂窝”。蜂窝的深浅和色泽是当时人们鉴定真假和成色的依据之一。因白银容易氧化，所以银锭表面常被一层黑色和灰白色的氧化银所覆盖。

大锭，又称“元宝”、“宝银”、“马蹄银”，形状类似马蹄，一般每锭重五十两左右。清代早期元宝，具有弧首束腰的特征，呈现锭面内凹、拱身。两端上翘、周边微突的现象。至乾隆中晚期，银锭的形制因流通区域的不同而开始各异。北方承袭元宝锭的形状，南方演变成方形的银锭。元宝多用于巨额支付。元宝一般重量在1850克左右。中锭的形状大多作锤形，也有作马蹄形，称为“小元宝”，每锭重约十两。小锭，又称“锞子”、“小锞”，形似馒头，重一两至五两。如《红楼梦》第四二回描述：“说着，便抽开繫子，掏出两个笔锭如意的锞子来与他瞧。”碎银，即散碎银，又称“滴珠”、“福珠”、“粒银”等，重量不等，大多重一两以下，没有规则的形状，锭面微凹，并有丝纹。

成色，指银锭中所含纯银的比例，通常以每一千份中所占的份数来表示。清朝银锭的用途主要分三类：一是地方留存。各地州县在每年征税完成后，随即上书申请上级机构前来核查，并指派专门官员监督拆封，然后将各种成色不一、形状各异的大小银锭，先销熔再铸成足色银锭，并标明州县名、纪年和银匠姓名等信息。将一部分银两留存在本地，作为各种军饷、官吏的供俸及地方办公费用。这种留存使用的银锭特征非常明显，一般只在锭面砸有一个地名或地名加上银的成色，还有写明纪年。二是上解省库。

每年各州县在完成当年的税银收缴后，除留存本地的部分，其余都需上解省库，这种解银的铸造是有具体要求的，一般必须在锭面标明地名、纪年、银炉或银匠姓名，缺一不可，主要是便于验收。咸丰以后，税种繁多，为区别各类税种，又在银锭上标明不同的税名，如地丁、捐输、津贴、盐课、厘金、关税等。三是商业用银。清代各地商业贸易极为发达，各类经营银钱业的钱庄、银号、票号遍布全国，往来钱数巨大，商业用银数量极大。从存世的银锭来看，商铸银锭占了大部分，是很常见的品种。其特征主要是锭面有一、二个戳记，内容是银号名称或银匠姓名，或者二者皆有。

（清）“江汉关﹒光绪二十五年﹒协成号匠王松”五十两银锭
（清）“宝铨课锭”五两牌坊形银锭
（清）“泰益兴﹒十足色”十两银锭

清朝银锭使用地区很广，包括直隶省（含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等地区）、山西省、东三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山东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 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和新疆省等。

银两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有很多不便之处，如形状和重量多种多样，名称和种类过于复杂，成色高低不齐，这些不仅增加了银两货币的使用困难，而且也限制了银两货币的流通区域。发展到清代中晚期，银两制度的落后性越来越明显，最终被型制整齐划一的银元所代替，在中国使用千年之久的银两货币终于推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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