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附近曾发现日本奈良时期和同开珎缩字版银钱和長安常歓(古同"欢")银钱各一枚。其中“長安常歓”文字环读，与中国先秦圜钱中的共屯赤金、桼垣一斤的读法接近。和同开珎缩字版银钱与西安何家村唐朝窖藏出土的五枚和同开珎银钱中的其中一枚版别近似（注1）。和同开珎银钱在日本其非常罕见，而同时所出的長安常歓银钱更是闻所未见。

長安常歓银钱钱文隶中带楷，古拙圆浑，结体奇特，富于变化，书法类似北齐泰山经石峪金刚经。

歓是歡的异体字，是唐代流行的写法。日本正仓院宝物帐中就使用过歓字，之后使用至今，取代了歡字本体。此钱制作精良，金属成分与铸造工艺与目前所知中国各地发现的和同开珎银钱相似，加工方法尤其一致，从钱背看尤为明显，说明两者在时代、铸地方面有着紧密的关系，当为日本早期铸造。

据《续日本纪》记载，和铜元年（708年）二月元明天皇诏告天下，设置铸钱司，令三宅麻吕为铸钱司长官，负责铸钱，同时五月开始行用银钱。这里所说的银钱即和同开珎银钱。

同月，元明天皇设置造平城京司，筹划迁都平城京事宜（注2）。和铜二年（709年）正月，元明天皇下发诏书追究盗铸和同银钱者的责任；至和铜二年九月，诏告天下废除银钱，改用铜钱；到和铜三年九月再次禁止银钱。和同开珎银钱从行用到被禁仅一年多，存世稀少且小版众多。

在《续日本纪》和铜二年、和铜三年的诏书中显示，流通使用和同开珎银钱之前，还有过使用其它银钱的记录：和铜二年（709年）正月元明天皇诏曰“……向者颁银钱，以代前银，又铜钱并行，比奸盗逐利，私作泛滥，纷乱公钱。自今以后，私铸银钱者，其身没官……”。至和铜二年八月，诏告天下“废除银钱，改用铜钱。”和铜三年九月重申“禁天下银钱。禁断和同银钱。”（注3）

在此之前的《日本书纪》记载，683年天武天皇下令使用货币，其后694年至699年还设立有铸造货币的役所。（注4）由于文献语焉不详，加之实物空缺，一直无法判断究竟铸造的是哪种钱币。有日本泉家认为，天武天皇铸造的货币，就是和同开珎之前的银钱。

此问题在1999年得以解决：奈良明日香池遗址（飞鸟池工房遗址）发掘出土33枚富本铜钱以及钱范、钱树、铜渣，与富本钱时出土的丁亥年（持统元年，687年）木简（注5），证实了《日本书纪》的记录无误，并揭示了日本天武天皇铸钱的真相。

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丰货、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一样，富本钱也采用吉语做为钱文。富本钱目前所见均为铜钱，并无富本银钱的记录与实物。和同开珎银钱之前的银钱到底什么样子，中日两国泉家一直在探求究竟。

推测1：長安常歓银钱或为和铜元年初，铸钱司在开铸和同开珎银钱之前，为迁都平城京一事而特铸。

根据《续日本记》记载，这种银钱与后来的和同开珎银钱一起参与了流通使用。平城京的面积虽然只有长安城的1/4大小，但其结构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从朱雀街将城市分为京东与京西两部分，也有着“东市”、“西市”等名称。（注6）对于即将迁都的元明天皇来说，能够让规划完整、布局合理的新都平城京长治久安、人民安乐是他莫大的期盼。

長安常歓银钱不以重量或年号为铭，环读的方式也与同时期的中国钱区别明显，环读方式风格复古，应是受两汉以来流行的铜镜与民俗钱的影响。说明设计者的匠心独具，不但注重对中国钱的模仿，又不乏创新之处。

長安常歓银钱继承了富本钱以祈福吉语作为钱文的传统，钱文则演变为四字。長安常歓一词寓意深远，長安意谓长治久安，常歡则有长乐而未央之意。这种有带有祈福意义的银钱，在当时铸期既短，铸量又少，经过历代禁毁改铸之后更是难得一见。

推测2：长安城为大唐首都，又是遣唐使的目的地，还有着平安的涵义，而常歓一词也为当时流行吉语。

据记载，以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遣唐使团于大宝二年（702年)扬帆出海，出使大唐，由楚州登陆，经洛阳到达西安。粟田真人受到武则天的接见，并被赏赐官职和礼品后于庆云元年（703年）经洛阳归国（注7）。

很可能粟田真人在回国述职时，将从中国带回的开元通宝银钱（武周时期的容弱版）上呈朝廷后，天皇据银开元而铸造長安常歓银钱，将其作为对亲贵的赏赐或进献大唐天子的贡品。元明天皇改元和铜后又仿照开元通宝的形式与長安常歓的质地，铸造了和同开珎银钱，所以银和开珎在制作工艺上继承的是長安常歓银钱。如此，便不难理解長安常歓银钱与富本钱一样以祈福吉语为钱文了。

同开珎银钱是日本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稀品种，而近年在中国公、私著录中却屡屡现身。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中一次发现五枚和同开珎银钱，以及这次和同开珎缩字版银钱和長安常歓银钱在洛阳的同时出现，都应该与两国之间的交往有关：日本遣唐使将長安常歓作为对大唐皇帝的贡物带来中国，或是护送遣唐使返日的中国官员将其带回中国（注8）。

结语：

長安常歓银钱历经艰辛来到大唐，最终在一千多年后于中国被发现。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沟通桥梁，这枚银钱的发现有其划时代的意义：

1、发现日本最早铸造并参与流通行用的钱文银钱，并首次揭示其真容；

2、证实《续日本记》中有关“和同开珎银钱之前的银钱”记载无误；

3、承上启下，填补了日本早期货币的重要一环；

4、无论是元明天皇为迁都祈福而铸，或是作为赏赐以及贡物，都应该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带有纪念性质的钱币；

5、長安常歓银钱与和同开珎银钱在中国的一同出土，再一次证实了中日两国之间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渊源，为国际间货币文化交流的典范。

注1：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 1972(3):2-10日本银币和同开宝的定年（34页）
　　注2：《续日本纪卷第四元明紀一》“和铜元年（708年）二月甲戍，始置‘催铸钱司’，以从五位 上多治比真人三宅麻吕任之”；
　　同月戊寅，诏迁平城，詔曰：“……平城之地,四禽叶圖，三山作鎮，龜筮並從，宜建都邑。宜其營構資，須隨事條奏，亦待秋收後，令造路橋，子來之義，勿致勞擾。制度之宜，令後不加。”
　　注3：《续日本纪卷第四 元明紀一》八月“甲申朔乙酉，廢銀錢、一行銅錢。”
　　注4：《日本書紀卷廿九天武紀下》夏四月戊午朔壬申，诏曰：“自今以后，必用铜钱，莫用铜钱。”……乙亥，诏曰：“用银莫止。”
　　注5：铃木公雄《钱の考古学》吉川弘文馆（2002年5月）详见富本钱の发见（154-170页）
　　注6：浙江大学日本文化历史研究所《日本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详见第三章.第一节.律令政治的展开
　　注7：王仲殊《关于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的始末》（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第9号1994年） 注8：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 1972(3):2-10日本银币和同开宝的定年（3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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