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北京时间9月18日消息，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又利用类似手段发动七七事变，正式拉开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里，中国不仅需要抵挡拥有装备优势的日军进攻，还要防备来自各个领域的“阴招”，其中，曾有专家学者指出，日本曾在二战期间秘密印制大量假钞，意图摧毁中国的战时经济。

印制巨额伪币“真假难分”

据环球时报称，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依靠武力胁迫发行的“军票”在中国许多地方不通用，致使日军在华物资采购时阻力很大。为改变这一状况，日本陆军提出“通过伪钞破坏法币工作”的计划。据日军秘密武器研发机构——登户研究所原工作人员伴繁雄所著《陆军登户研究所的真空》一书称，作为对华“经济谋略”的一个环节，日本陆军将制造伪钞当做一项秘密工作。

1939年，日本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制定“对华经济谋略计划”，目的是“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制度，继而搅乱中国国内经济，毁坏蒋政权的经济能力”。负责实施该计划的部门被称为“松机关”，总部设在上海，分部或活动据点设在便于搜集情报的要害地区。“松机关”同时还负责伪钞在中国的流通工作。“松机关”负责人由日本陆军参谋冈田芳政中佐担任，但实际负责事务的是受陆军委托的企业家阪田诚盛。阪田为使伪钞在上海流通，不但与上海青帮头目的女儿结婚，还将“松机关”总部设于蒋介石心腹杜月笙的家中。

制造伪钞工作称为“杉工作”，由登户研究所具体负责。必要时，登户研究所还能以政府大臣名义全部或部分借用民间企业印制伪钞。负责实施此项绝密计划的是登户研究所第3科科长山本主计少佐。第3科利用从德国购买的高性能印刷设备，经过多次试制和试行失败之后，于1940年制造出逼真伪钞，开始小批量伪造法币，并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松机关”。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占领香港，迅速将被扣押在此的多台印钞机运至登户研究所，大量印制伪法币。据曾在印刷厂工作的大岛康弘回忆，由于仿制逼真度很高，“几乎不存在真钞与伪钞之分”。当时预计日产量达10万张，面额相当于中国国内货币流通量的约10%。负责将伪钞每月2次通过海上运到上海的则是在战争期间共培养了2131名间谍的日本陆军中野学校的毕业生。

据称，登户研究所在战争期间共印制了金额达40亿元的伪法币，相当于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初期2至3年的军费总和，对中国经济市场造成严重伤害。在日本陆军参谋总部看来，第3科制造的伪法币不仅可扰乱中国经济，还能扶持汪伪政权和培养收买亲日分子，同时为日本陆军购买军需和战略物资，甚至支付日军士兵的生活费。

虽然日本陆军在1942年通过印制最高面值为5元和10元的伪法币一时获得了巨大“成果”，但后来美英通过空投，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供面值千元和万元的法币，使伪法币渐渐失去作用，日本陆军的对华经济战宣告失败。

历史罪证险些被销毁

1944年以后，由于频繁遭到美军战机轰炸，登户研究所不得不将第1科、第2科和第3科分别疏散。当时，第1科和第2科被疏散至长野县伊那地区，第3科被疏散至福井县武生市。因为缺乏原材料，第3科只好借用加藤造纸厂来制纸。但印刷工厂半数器材和技术人员当时均被疏散，加藤造纸厂内新建设施推进缓慢，器材安装也不到位，第3科到战争结束再也没有印出一张伪钞。

由于利用国家权力伪造他国货币是违法行为，日本战败后为销毁证据，将登户研究所第3科假币印刷厂的设备和资料全部烧毁，并严禁原职员说出真相，加之上世纪70至80年代在该研究所旧址修建新的大学校园，令历史留下一段空白。《朝日新闻》称，2006年，巴川造纸厂制作完成企业史料。

时任该企业常务总监吉田宏光称，编纂史料的目的是“将曾是历史空白的战争期间的活动公开”。即将退休的吉田担心“偶然发现的珍贵史料会因自己退休而遗失”，在明治大学的询问下，吉田将这些史料向对方公开。2010年4月9日，明治大学开设和平教育登户研究所资料馆，向民众公开日军战败时证据被毁的秘密活动痕迹，并将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的主题定为“纸与战争——登户研究所与氢气球炸弹和伪钞”。

《东京新闻》称，明治大学校园内至今仍保留着当时印有日本陆军标志的消防栓，但代号“26栋”的伪钞仓库因建筑老朽已被拆除，代号“5栋”的伪钞工厂原本也准备解体处理，但在市民团体的要求下得以保存。(丰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