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同治通宝样币新线索 或可推测出制造时间
http://www.shouxi.com 2023-12-07 10:06 首席收藏网
此前曾经讲述了由法国巴黎造币厂制作的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的来龙去脉,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的模具系1866年由时任巴黎造币厂首席雕刻师的阿尔伯特·巴雷(Albert Barre)制作,样币本身总共制造了1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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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方面信息分析,这可能是当时法国人德克碑(Paul 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和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正在与左宗棠商讨的福州船政局计划的一部分。虽然最终确定的方案中引入机器造币的部分并未被采纳,但是作为向中国官方提案目的而制造的样币,机制同治通宝背满文宝浙样币可算是晚清机制方孔钱币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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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坊间流传认为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系为1866年访问欧洲的斌椿一行制作的说法,此前《机制同治通宝背满文宝浙钱》一文中也已经从多个角度加以论证。从斌椿一行访欧的定位、主事者赫德的立场、中国和欧洲之间信息传递所需的时间、使团成员的记录(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等各角度否定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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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斌椿访问欧洲的一行人中,张德彝(原名德明)是个颇为特殊的存在。此前我们在《1866年中国人的欧洲钱币之旅》系列中介绍过这个目光灵动的少年,他出身镶黄旗汉军,是北京同文馆培养的第一批外语人才,随斌椿出行时只有19岁。
他一生多次出国,从随斌椿出行开始,人生的大半都在国外渡过。作为一个半世纪前少有的精通外语的中国人,他对异国的事物保持着好奇心,并在自己的日记中详加记录。对于他的八次海外经历,分别整理成文留下了《航海述奇》、《二述奇》、《三述奇》直至《八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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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同治通宝背满文宝浙钱》一文中我们提起过1866年5月12日(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张德彝和广英等人参观巴黎造币厂时,一行人首先前往东楼参观钱币博物馆。张德彝的《航海述奇》中记录说:
"又至法国钱局,东楼所集乃天下各国古今金银铜钱。案上置大玻璃匣,每匣只盛一国钱。见有中国古钱,青铜钱、红铜钱、铁钱、锡钱,以及当十钱、当百钱、当千钱。其余他国钱,文字皆难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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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是张德彝最后一次参观巴黎造币厂的钱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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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7月25日(同治十年六月初八),张德彝随因天津教案出使法国的崇厚再次来到巴黎时,又一次前往巴黎造币厂参观,他在《三述奇》中留下了一段有趣的记载:
"初八日丁卯,阴,冷。未初,随星使往观铸钱局。见造有他国金银宝星,大小不一,形似洋圆。又有本国教中所用之金银牌,形如甬字,长六七分,宽四分,厚分馀。所造皆用转压机,大者长一丈,两首铜锤大约一围;小者长五六尺,两首锤大如瓜,转时只用二三人,而大者需八九人。其馀烧切银铜,与前次所看无异。所造之钱,多埃及与南阿美里加者。登楼看集钱之玻璃匣柜,所存之钱,增有二金钱,仿造中土制钱,面有“同治通宝”,背有满文二字,亦有中土之元宝大锭。看毕回寓。"
既然称之为“仿造中土制钱”,可见必然是形制与中国制钱相似而又有明显区别的钱币。无论这种钱币是否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这份记录都可以从侧面证实五年前随斌椿出行时张德彝并未见过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如果他当初曾经见过的话,这件展品想必会引起他的联想,留下的记录自当有所区别。
张德彝这一次见到的到底是否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呢?
“增有二金钱”的“增”字表明,这件展品在五年前参观时并未陈列在巴黎造币厂博物馆中,是本次参观时新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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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国邮政博物馆(Musée de la Poste)收藏的巴雷家族档案,在1866年3月2日的信中, 阿尔伯特·巴雷请求币章委员会主席允许使用他雕刻完成的模具来制作十枚此种样币。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很可能是制作于1866年3月到4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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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收藏于法国巴黎钱币博物馆的一套三件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模具上,有“CHINE 1 SAPÈQUE 1870”的标注。弗朗索瓦·蒂埃里(Francois Thierry)和弗朗索瓦·乔奥(François Joyaux)给出的解释是在1879年11月20日造币厂规定修改前,雕模师有权直接与希望在法国制造钱币的外国使领馆来往,在钱币模具雕刻完成之后,才会与巴黎造币厂签订实际生产钱币的合同。1870年的时间点很可能是巴雷将模具交给巴黎造币厂博物馆收藏的时间。合理假设巴黎造币厂博物馆收藏的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是与模具同时入藏的话,1870年到1871年7月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新作为展示品陈列也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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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金钱”的描述或许是由于机制同治通宝背满文宝浙样币的铜质精良,成品呈金黄色,隔着玻璃柜不易区别材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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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以解释的,是《三述奇》中钱币上的满文,按照字形来比较,与“宝浙”的满文有明显的区别,反而与“宝泉”比较接近。不过考虑到从未发现带有满文“宝泉”的同治通宝机制样币,更没有出现在巴黎造币厂钱币博物馆的藏品中,作者仍然倾向于这可能是《三述奇》传抄时的误写。
假如将张德彝《三述奇》中记录的这种钱币视为机制同治通宝背宝浙样币,那么说明在1871年当时,10枚样品中至少有两枚在巴黎造币厂钱币博物馆的收藏中,很有可能是以正背面分别呈现的方式在展示。
声明:本文转载自“南洋钱币志”微信公众号,作者:李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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