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常关，即清朝中前期所称的榷关，其原型最远或可上述到周代，已有数千年历史。是一种在水陆交通要道或商品集散地设立的征收通过税的机构，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本篇就以这种机构和制度，及有关的银锭藏品为视角，与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历史及信息。

在清代前期，基本继承了明代的制度，将内地关卡分为工关和户关。简单讲，工关负责主要征收竹、木和船只等税款，由于隶属于工部管理，因此被称为"工关"，其收入很多用于支持朝廷的修缮工程等。户关则因归属于户部管辖，因此被称为"户关"，主要征收百货税等，所得收入主要用于国家日常开支。例如乾隆时期京师崇文门、直隶天津关、安徽凤阳关、江西九江关以及湖北武昌关等。

清朝经过顺、康、雍三朝的调整后，榷关制度在乾隆朝基本得以最终确定，到了乾隆十八年，已经遍布全国11个省份。其中户关数量众多，在整个收入中占据了很大比例，超过90%。盐课和商税的大幅提高成为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商税的增加就主要来自榷关收入，例如从清朝初到乾隆中期，榷关部分的税收，从约60万两逐步增长到500余万两，财政比重从约4%上升到12%左右，占比显著提升。

虽然计税方法和征收对象没有太大变化，但清朝时税收关卡数量较明朝时期增加了许多。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开放了五口通商，并在沿江口岸开设了商埠，设立了海关，由洋人负责对外洋船只和货物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这些海关被称为"洋关"或"新关"。与此同时，清朝早期设立的工关和户关则被称为"常关"或"旧关"，主要负责对中国帆船和货物进行检查和征税，成为国内的税关。

鸦片战争后的时期，常关的地位衰落显著，主要原因是其税收明显减少。相比之下，海关和厘金成为除田赋外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例如，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的厘金收入约1600万两，关税总收入约为2600万两，但其中海关税就约2400万两，而常关税收仅约不足300万两，仅占总收入的约3%。这个时期起几乎所有的常关税收都在减少，导致常关总税收急剧下降。

晚清时期常关收入急剧减少的结果，是来自于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商品流通方面的变化，如淮安关作为河南、山东两个粮食大省的关口，在清前期税收状况非常好。但后来由于黄河改道，而苏北一带的黄豆、豆饼等逐渐从青口出海，外来货物也从青口入港，从而导致光绪时期淮安关每年的征税总额，仅约乾隆时期的10%。类似的情况还有浒墅关，也是由于晚清时期运河淤塞，以及长江中上游粮食流通减少，使得浒墅关无法维持，最终在同治四年停止征税。再如凤阳关，原本是乾隆期重要的户部常关，曾相当繁华。然而随着清朝后期淮河沿线水灾频发，商品流通大幅减少，导致凤阳关的收入逐渐下降。

除了以上流通方面的原因外，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国门大开，也让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以国内贸易为主的商品格局被改变。随着清廷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款，沿海和长江的通商包括航行权利被夺取，以及被迫解除不准外国船只从北方装运豆货等规定，进一步导致由清廷管理的常关口岸被侵占。所以虽然长江流域的商品活动仍然繁荣，但已被掌握在列强手中，清廷无法正常收取如九江关、芜湖管和夔关等地的常关税。

再者，交通工具方面，轮船、火车等运输工具，相较当时传统的木船、木车等交通工具，在载重、速度和综合运费等方面优势巨大，而当时这些先进交通工具的，往往在由外国公司来经营。所以清廷用于向木船等征收的常关税部分，以及用火车运输不通过传统常关关口的税收等，自然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厘金税也分走了常关税的一部分份额，到了清朝末期，厘卡数量众多，咸丰末年约有2500处左右，同治年间约有3000处左右，这样庞大的厘金局卡必然对常关税的征收产生了影响，这点在发表于首席收藏的《厘金制度填补军饷空缺 过度征收加速清廷覆灭》中也有部分提及。虽然综合以上多种原因，加之当时战争频发，使得常关税在清末迅速萎缩，不过作为一项重要的税收办法，其仍旧在历史中留下了浓重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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