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名赫赫的“北周三品”，是指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政权铸造流通的三种货币，分别是“布泉”、“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这三种钱币铸造非常精湛，钱文采用一种称之为“玉箸篆”书体书写，精美绝伦，在钱币学历史上有“北周三品”之名。

北周政权存世很短，只有短短的25年统治时间（557年—581年），政权更替如走马灯一般，但它铸造的钱币在货币历史上却非常出名，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三千年的钱币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公元557年，宇文觉代替西魏建立北周。北周社会实行均田制，吏治比较清明，“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卷一〇《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遂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国力达到了立国以来的鼎盛时期。这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北方政权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苦难，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534年左右，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两国。为了提高军事力量，与东魏抗衡，重臣宇文泰创立了府兵制度，大规模扩张军队建设，广泛征集兵源，同时加强朝廷对军队的管控力度。府兵制度的实行，需要征集一定数量的士兵，这些士兵需要由政府提供军饷和物资保障。这些士兵既不参加生产，也不承担任何赋役，只是负责军事训练。

北周初期中原地区仍使用北魏铜钱，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武帝宇文邕继位之后，更加重视府兵制度建设，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政府财政开支增大、赤字增高，财政负担与日俱增。

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同时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宇文邕一上台，立即铸造虚值大额货币。

保定元年（561年），“七月戊申，更铸钱，文曰‘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周书》卷五《武帝纪》] 。钱径一般2.6～2.7厘米，最小者2.3厘米；大者3～4.3克，最小者2.1克。面文“布泉”二字玉箸篆书体书写、横读。制作精整，内外廓齐整，古朴端庄。“泉”字中竖不断，一线贯底，是与新莽布泉钱除钱文书体之外的又一显著区别。

武帝建德三年（574年）六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用。面文“布泉”二字篆书、横读，钱币大小轻重不一。大型者，钱径一般2.7厘米，重3～4克；小型者，直径一般是2.3厘米，重2.1克。面文“五行大布”四字篆书、对读，制作精细。钱文可能取广泛流通之意。

《隋书》中说五行大布钱的铸造是“大收商估之利”[《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试图以增加货币投放量，直接财政收入，直接掠夺百姓个人财富。

为推行五行大布钱的使用，北周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建德四年（575年）七月，朝廷宣布“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朝廷规定“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而“布泉”只许进关、不许出关。建德五年（576年）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为名“遂废之” [《通典》卷九《食货》九]，并严令禁止民间私铸，以更加残酷的手段推行五行大布钱。

1949年以来，五行大布钱和钱范屡有出土。如，1983年12月，在河南洛阳涧水东岸发掘1座北周墓[李德方《洛阳涧水东岸发现一座北周墓葬》，《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出土五行大布钱2枚 ，钱径2.5厘米，重3克。又如，临淄齐国故城内曾出土一块五行大布钱范，现藏淄博市临淄区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张龙海《齐国故城出土“五行大布”范》，《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 。钱范长23.8、宽12、厚1.8厘米，滑石材质。钱模两行，每行6枚，钱模径2.5、穿径0.7厘米，有内外廓。

通过考察铸造历史背景，不难发现五行大布钱的铸造，与历史上著名的武帝灭佛运动也要很大关系。

北周初期，佛教僧尼多达100万，占全境人口十分之一，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当时北周的佛教，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寄生虫。佛教势力控制了大量的佛图户、僧只户、寺户等大量劳动力，这使得国家的土地和户口受到威胁，赋税得不到保证。寺院的和尚们不但不当兵，不纳税，且面对灾民时，表现出来的非但不是赈灾，反而趁机吞并人口和土地，使农民生活更加困苦。加上当时的战事、蝗灾、旱灾等因素，加速武帝下令灭佛的决心。

建德三年，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书》卷五《武帝本纪》]。武帝最终强制灭佛，罢佛、道两教势力。在这次运动中，佛像全都被毁铸钱，寺庙被收为国有，寺僧均被勒令还俗，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强者编入府兵。武帝这次灭佛较为彻底，北方佛教势力为此几乎禁绝。通过这次灭佛运动，得到了双赢，一方面极大补充了兵源，另一方面充实了财力。社会经济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有利于当时政权的巩固，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国家的力量也更为强大。宇文邕也成为中国历史是一位少数民族杰出的英才之主。

周静帝宇文衍大象元年（579年）十一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布泉、五行大布钱，三品并行，直至周亡。面文篆书、对读，钱径一般3～3.2厘米，重6～6.1克之间。面文玉箸篆书体、对读。“永通”寓意为永远通行，“万国”表示天下万国皆可通用。字廓深峻，形体厚重，钱文和铸工均臻妙境。

永通万国的铸造，进一步了强化了用大额货币掠夺民间财富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一次币制改革并未推行到原北齐境内。“齐平已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

北周铸造的这三种钱币，都是虚价大钱，如一枚布泉当五枚五铢钱并行流通，已经是货币减重；后又以一枚五行大布当十枚布泉钱并行使用，而实际上这两种钱的重量差不多，这等于又减重成十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引起民间私铸的盛行。当时政府曾颁布禁止私铸的命令，朝廷对私铸钱者和协从者都处以严刑，如《周书》记载武帝下令“铸钱者绞，其从者远配为民”[《周书》卷六《武帝本纪》] 。但是还是无法制止私铸盗铸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铜业同样未能幸免。这一时期的采铜量总体上是比较少的，甚至连政府和皇宫中用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北周钱币在此情况下却能铸造得如此精整，更可见当时工艺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朝廷的重视。

清人戴熙在《古泉丛话》中曾讲到：世称王莽、宋徽宗、金章宗三个朝代的钱为“铸钱三绝”。当代钱币收藏家邱思达进一步认为，“北周三泉无论是钱文还是铸造，都可与三绝相比美，故合称'铸钱四绝'”[邱思达《古钱百咏》，第9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这二人的观点也充分说明北周铸币工艺和文字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而且邱思达还为“北周三品”作诗一首：

五行大布犹可珍，
　　永通万国篆筯深。
　　别有布泉需辨认，
　　四绝称道是玉筯。

因为财政增强，军事力量强大，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中国北方得以一统。12年之后，隋灭陈，最终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作为军事力量强大、政权稳固的后勤保障，北周三品钱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是透视北朝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素材，是可以“证经补史”的物质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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