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唐朝爆发了一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几乎葬送了整个帝国的叛乱。因为发动叛乱的两位主角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因此历史上被称为安史之乱。这场叛乱不但是整个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后来的史学家甚至将它视为，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重要的分水岭。

货币经常被比喻为是现代国家的名片。实际上，在古代它更像是一个政权或王朝的出生证明。因为一个政权只有铸造发行了可以流通的钱币，才标志着它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否则就像是个黑户一样而不被认可。因此，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或王朝的更替，都非常重视钱币的铸造。也因此，所铸造的钱币，不但重量足够，而且工艺上也很精美。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两枚钱币，却铸造的都非常粗糙、简陋，它们就是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

虽然这两枚钱币的外形都不够好看，但是，知名度却很大。特别是得壹元宝，铸造的比顺天元宝还要粗糙，反而更加珍贵，钱币收藏界因此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数量少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们见证了我国古代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安史之乱。有人可能猜出来了，这两枚钱币就是安禄山、史思明称帝时铸造的。没错，是他们铸造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叛乱的主角安禄山虽然首先称帝，但是他却没有铸造钱币，反而是他的配角史思明铸造的，并且两枚都是他铸造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安史之乱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二百多年，过往的一切也都早已灰飞烟灭、尘埃落定。但是，有关记录那场叛乱的文献资料，因为都是从平叛一方的正统立场来撰写的，几乎看不到叛乱一方的任何原始资料。这就难免会因为选择性的遗漏，而妨碍我们全面了解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

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新出土的、使用安史年号纪年的墓志铭，就是想尽量试着从叛乱一方的语境，来解读当年的历史。实际上，这类资料除了墓志铭之外，还有当年叛乱者铸造的钱币，也记录了叛乱一方很多鲜为人知的信息。

安禄山是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从位于今天北京的范阳起兵，拉开叛乱序幕的。当时的唐朝，因为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武备松懈。而安禄山却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因此叛军一路势如破竹，以每天60里的速度急速南下，当年十二月便攻占了东都洛阳。第二年（756）正月初一，安禄山就在洛阳正式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摆出了要与大唐争夺天下的架势。唐玄宗去四川避乱，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称帝，这就是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安禄山很有利，可以说是一片大好，可是就在他准备与唐朝一决高下的时候，内部却发生重大变故。正如所有的强势集团的衰落、瓦解，首先都是从内部开始一样。安禄山反叛势力的瓦解，首先也是从内部开始的，只是表现的更为极端和血腥而已。安禄山是被他的亲生儿子所杀。原因也和所有的宫廷剧一样，都是因为父子猜疑。

玄宗幸蜀图

称帝后的安禄山，因为眼疾失明而性情乖张，更加反复无常，且肆意滥杀。被立为太子的安庆绪，担心地位不保，同时也是为了稳定大局，竟然于至德二年（757）年初杀了他的父亲安禄山后，即位称帝。于是叛军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这就拉开了第二位反叛主角史思明登台的序幕。

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单从姓名上，就能判断出他们都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胡人。这些粟特人，来到中原地区之后，都给自己起一个汉化的名字，往往以国名为姓。安禄山来自安国，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史思明则来自史国，位于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以南。

史思明和安禄山虽然名字是粟特人的，但是他们又都有很深的突厥背景。

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去世，母亲阿史德氏最初是突厥的一位女巫，后来改嫁给在突厥军队供职的粟特军官安延偃，因此冒用安姓，叫安禄山。“禄山”是粟特语明亮一词的转译。史思明本姓阿史那，属于突厥王姓，原名阿史那崒干，史思明是唐玄宗给他起的汉语名字。

无论是安禄山音译自粟特语明亮的“禄山”，还是唐玄宗给史思明起的“思明”，都有崇尚光明的意思，这明显是受波斯拜火教的影响。因此，我们说安禄山和史思明严格地讲，都属于伊朗系的粟特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新旧《唐书》都称他们为“营州杂胡”，“营州”是，今天辽宁省朝阳市的古称，所谓“杂胡”，更是一语道出了他们的混血身世。

安禄山像

安禄山和史思明自少年起，就一同在营州长大，并建立了童年的友谊。因为他俩都会说多种民族的语言，据说史思明会六种，安禄山会九种，比史思明还要多三种。他俩成年以后，都曾经被任命为“互市牙郎”，这是一种负责边境地区贸易的官职。两位来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年，就这样一下跨入了唐朝的体制内。后来他俩因为，在唐朝边境地区的对外战争中，有勇有谋，骁勇善战，多次立功，受到嘉奖，而一路升迁。

安禄山因为认杨贵妃为义母，更得到了唐玄宗的宠信，而被破格提拔，最后竟然成为了唐朝在边境地区，所设立的十大兵镇中，唯一的一位身兼平卢（东北）、范阳（北京）、河东（太原）三镇的节度使，独自统率主要由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组成的近20万人的精锐队伍，兵力最多，拥有了反叛唐朝的实力。而在安禄山的一路升迁的过程中，史思明始终都是他的左膀右臂，立下了汗马功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唐玄宗最宠信的这两位胡族将领，最后竟然成了他的掘墓人。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发动叛乱时，史思明充当先锋，亲率精锐一路南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攻占洛阳、长安两京。安禄山称帝后，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留守老巢，负责经略河北，占有十三郡，拥有兵马八万余众。

安禄山被其子刺杀后，叛乱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郭子仪乘机借助回纥，后来改称回鹘人的力量，收复了长安、洛阳。识时务的史思明，眼看大势已去便归降了朝廷，被任命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仍然驻守在范阳老巢。

郭子仪像

此时安禄山已死，史思明也归顺了朝廷，叛乱眼看就要被平定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朝廷的一个轻率决定，使得刚刚归顺的史思明又再次反叛。几近收功的平叛事业前功尽弃，一下子又重新回到了平叛的起点。

到底是一个什么举动，导致已经归顺了朝廷的史思明，又叛乱了呢？

实际上，史思明这次叛乱完全是被迫的。早已被叛乱折腾苦的朝廷，对史思明的归顺始终不放心，害怕他再次反叛，于是就想设计暗杀他。结果计划败露，无可选择的史思明，于是被迫召集部众，再度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并于乾元二年（759）二月进兵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先击败围困邺城的唐朝九路节度使，率领的六十万大军，解救出被围的安庆绪。随后他又将安庆绪杀死，返还范阳称帝，国号为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这样一来，天宝十四年，爆发的安禄山叛乱，最终演变成了安史之乱。

史思明称帝并安顿好北方的老巢之后，快速南下，于第二年（760）四月再度攻陷洛阳。此时的史思明，刚刚称帝还没有取得全面的胜利，甚至可以说还是立足未稳。但是，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重大决定。

很多人可能认为，史思明会和他的前任安禄山一样，直接发兵攻取长安，消灭唐肃宗，或者是迫使唐肃宗和他的父亲玄宗一样，去蜀地避难。但是，史思明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决定要在洛阳铸钱！

大家可能会有点困惑，史思明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急着去铸钱呢？难道他是因为手头紧了，想通过铸钱来筹措经费，或者是为了便利洛阳民众用钱，以此收买人心？

为了便于分析史思明铸钱的目的，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当时唐朝流通使用的是什么钱。

唐朝一直铸造使用的是“开元通宝”钱，这是唐高祖李渊，在刚一称帝时铸造的。因为大小适中，铸造精美，很受欢迎就一直延续使用了下来。乾元元年（758）七月，为了筹措经费，补充财政空缺，唐肃宗曾经铸造了一种“乾元重宝”钱，重量虽然仅比开元通宝钱略重一点。但是，朝廷却规定一枚乾元重宝钱，等于开元通宝钱十枚，这属于虚值的大钱。

唐朝政府通过这种通货膨胀的手段，从百姓手中收敛到了一批财富，解决了财政困难。因为尝到了甜头。于是又变本加厉，于第二年又铸造了面值当五十枚开元通宝钱的“乾元重宝”重轮钱。因此，史思明占领洛阳的时候，唐朝流通的钱币，虽然只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两种名称。但是，却有三种面值，分别是：面值当一文的开元通宝，和面值当十文、当五十文的两种乾元重宝钱。

这种背景之下，史思明想铸造钱币，会铸造什么钱呢？他是选择开元通宝钱，还是选择乾元重宝钱？如果是选择乾元重宝钱，是铸造面值当十文的，还是面值当五十文的呢？

实际上，上述三种都不可能是史思明考虑的选项。因为，如果那样，史思明就仅仅只是一个图利的私铸者，而不是称帝的反叛者了。作为一个有政治追求的叛乱者，史思明不可能再去铸造唐朝的钱，他一定会是另外铸造一种新的钱。

我们先来看看文献中有关史思明铸钱的记载，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史思明占领洛阳之后，铸造了两种钱，一种是得壹元宝，另一种是顺天元宝。即：“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壹’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通）宝’”。

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铸造货币，不用年号就用国号。但是，“得壹”既不是年号，也不是国号，却被史思明用来铸造钱币，这是为什么？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寓意呢？

得壹元宝中的“得壹”两字，可能就是取义于《老子·第三十九章》中的一段话，即：“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候得一以为天下正”。

作为一个反叛的胡人，史思明可能是想，用铸造一枚“得壹元宝”钱的方式，来表明他也是天下的正统，是位真命的天子，即所谓“王候得一以为天下正”。这表明了他要取代李唐王朝，一统天下的愿望。因此，他铸造了“得壹元宝”钱。

大家知道，安史叛军具有鲜明的胡族色彩，安禄山就非常注重利用祆教、佛教这种带有鲜明胡族色彩的宗教来团聚部众，进行政治动员。安禄山这样做，虽然有利于凝聚叛军的核心力量。但是，也很容易激起广大汉族士人，固有的“夷夏正统”观念的抵触。因此，在文化上、政治上不认同安禄山政权。

史思明应该就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如果要想叛乱成功，不能仅靠武力，更重要的是，要争取广大汉族士人，在文化上、政治上的认同。所以他才会选用中国固有的、被李唐王朝尊奉为国教的、即道教的始祖，老子著作中的“得壹”这一词，来铸造“得壹元宝”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聪明过人！

史思明铸钱，还给洛阳当地寺庙中的佛像，带来了一场浩劫。据大约是唐末五代时期张台的记述，说史思明铸钱所用的铜，都是销毁寺庙佛像得来的。因此，后人有“洛阳古寺铜销尽，都是如来劫后身”之说。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有很大的矛盾。史思明销毁佛像，铸造带有道教寓意色彩的钱币，就是想以此来淡化他的胡人色彩，争取占大多数的、广大信奉道教的、汉族官民的支持。史思明用心之精细，显然超出了以往世人对他的认知！

实际上，这正是史思明不同与他的前任安禄山的地方。在反叛的舞台上，史思明不仅能攻城略地，还知道铸造发行货币的作用，这样既能表达他改朝换代的愿望，同时宣示其帝位的合法性，还能为他的叛乱事业筹集经费，可谓一举多得。这说明史思明的政治才干绝不亚于安禄山，甚至远在安禄山之上。因为，他已经知道了铸造货币的重要性，而安禄山却还不明白。

但是，等“得壹元宝”铸好之后，史思明可能才意识到，“得壹”也可以被解读为“只得一年”，这就让期盼帝祚长久的史思明很是尴尬。于是，他便决定废弃“得壹元宝”钱，按照惯例，改用年号“顺天”重新铸造了年号钱“顺天元宝”。表示他起兵造反，是“顺天应人”的行为。想表达的意思，仍然是要强调，他才是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希望能够统一天下。因此，他自称是“应天皇帝”。

史思明铸造得壹元宝的时候，因为从政治宣传的角度，希望他的货币一定要超过唐朝的货币。而唐朝最近铸造的，是面值当五十文的乾元重宝重轮钱。因此，史思明就规定他铸造的得壹元宝钱，要是唐朝乾元重宝重轮钱的一倍，与开元通宝钱的比值为1:100，即《新唐书·食货志》所记载的“以一当开元钱之百”。

这一方面反映了史思明要通过钱币，在政治宣传上，压倒唐朝的用意。另一方面铸造当百的虚值大钱，更便于从社会上收敛财富，这与他反叛者的身份也相符合。同时这也似乎说明，史思明对通货膨胀的害处还不了解。因为铸造当百的大钱，会很不得民心。好在史思明占据洛阳的时间并不长，铸钱的时间则更短。因此，他铸造的钱币，对社会的危害相对有限。因此，他与安禄山在河北地区还深孚人望，拥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死后他俩甚至被当地民间称为“二圣”，每年还都享受香火的祭祀。

因为史思明最先铸造的是得壹元宝，后来的顺天元宝是由得壹元宝改铸的。因此，得壹元宝铸造的时间很短，大部分又都被销毁改铸了，留存下来的就更加的稀少。因此，钱币收藏界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市面上一枚得壹元宝的价格，也是顺天元宝价格的十倍不止。顺天元宝因为流通使用的时间，比得壹元宝要长，因此有减重的现象，版式上也要更加复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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