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爆发，华北地区唯一具备机器造币能力的北洋机器局东局被联军攻占，破坏殆尽。尔后该地被法国占用作为军营，未能原地重建。次年九月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暨北洋大臣，大力推动新政，提倡“练兵、制造二者相辅相成”，废科举、办新军、设学堂。经朝廷批准于隔年在山东德州择地新建“北洋机器制造总局”，仍简称北洋机器局，原铸造银洋所①没有恢复。袁世凯另请设立造币专门机构，此即“北洋银元局”成立缘由。

北洋银元局的肇建

新局由随袁来天津主持北洋实业的周学熙筹组。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周以天津地处“南北交通，华洋辐辏，商务特盛，得随时消息市面之盈虚，以酌鼓铸之缓急”，选择空旷近水之区建厂。又以前机器局设备“因陋就简，更阅兵焚，残缺太半，拟即旧机，配置新机，期利铸造”，添购机器在西窑洼（现天津大悲禅院旧址）闲置之淮军护卫营地新办“北洋铸造银圆总局”②，设于督府附近也方便管理。同年十一月十六日（1902年12月15日）正式开铸，简称“北洋银元局”，不再附属机器局，成为独立运作之专业造币局厂。

该厂虽然名“铸造银圆总局”，但实际生产却以铜元为大宗。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整顿币制，厂名改“直隶户部造币北分厂”，三十三年八月再改“度支部造币津厂”。宣统二年四月奏裁各省铜元厂，全国仅留六个分厂，该厂被列入裁撤并入天津造币总厂。由于名称多次更迭，本文简化时称“津厂”，以别于“津局”（北洋机器局）及“总厂”（造币总厂）。

银币的“元两之争”

北洋银元局开铸前，朝野已为本位币重量应以库平七钱二分或库平一两何准争议多年，即所谓的“元两之争”。邻近京畿的津厂，在总厂开工前自然成为试造样币的场所。一、“两制”银币设局之初，袁世凯主张造一两银币，光绪二十八年海关报告书中记载：“袁宫保急图整顿，即拟铸一两重之银圆，实于北方不无裨益。从来洋圆虽按两计，并无一两重者，若能照一两广铸行使，当有准则矣。果能各直省通行，商务必大为获益”。日本正金银行受委托代办模具，经洽询日本大阪造币局认为，若以边缘凸起处为准，钱币的直径应为其14至15倍；如以钱币本身底板的厚度为准，则直径应在17至18倍。依此一两银币的直径应比七钱二分银元加大一成为宜。一则可防止新旧混淆，二则直径与厚度的比例大，轻敲时音脆，可避免声音混浊而不易分别良劣，造成百姓的误会。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1903年6月）模具25组完成交付③，试作六、七千枚。但清政府此时对币制单位仍举棋不定，元两之争尚未有结论，并未发行，由存世实物可断定此为“户部一两”系列银币，有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及五分面额。经实际测量，一两的直径为43.4mm，较通行银币的39mm左右约大一成，为中国龙银尺寸最大的。其边缘高起处为3.1mm，比例14∶1，与文献记载符合。惟其重量竟有36.2g、37g等多种，以贵金属币最大误差为千分之三的规定来说，与标准库平一两的37.3g差异颇大。由“两”字笔法从“人”或从“入”可分为两版，留存数量极少。筹划之际朝野都寄予厚望，却无疾而终。

“户部一两"，模具由日本大阪造帀局雕刻
北洋一两帀模

元两之争在各执一词的状况下讨论多年，期间币制单位章程反复，造币厂制作样品呈报，皆无结果，光绪三十三年（1907），津厂制作的“北洋一两”银币，是元两之争中最后的一两银币。此币的设计与户部一两相同，正面除将“户部”二字改成“北洋”外，其余不变；背面则只是将发行年份更新，并将厂别英文由HUPOO改为PEIYANG。北洋一两只有一种面额，由其背面火焰下龙珠有3个极细微的小点或非常明显的凸点，可分成俗称的“无点”及“三点”两版。根据各钱谱，北洋一两的重量也有多种记载，如34.2、35.2、37.2及37.4g等，厚度在3mm以上。耿爱德著《中国币图说汇考》页331上虽记录为51.2g，超过其他样本三至五成，但其直径相同（43.5mm），厚度3.5mm，与一般所见差距有限，可能是笔误或排版疏忽。

二、“元制”

银元局首批正式投产的是“光绪二十九年北洋造七钱二分”版银币，样式与津局所出“北洋造光绪元宝”相同；应是币制单位未定，沿用原设计以便宜行事。币模系该局自行雕刻，仅更动背面年度标示。津厂产制的“北洋造”银币，皆“光绪元宝”，有二十九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及三十四年等四个年份，形式一致。其中三十一年版只有贰角银毫一种，其余的皆为面额壹圆一种。没有出现过宣统年号的北洋造银币。根据《海关十年报告》（DecennialReports），标示“29th”的光绪二十九年版北洋银币是民间提交银锭委托制作的④。国外资料显示，光绪三十一年二角银币可能亦为民间委托银元局热衷造铜元。

这座袁世凯下令创办的造币厂虽然命名“北洋铸造银圆总局”，但银币生产却呈半停顿状态，实际上以生产铜元为主，袁氏甚至于被形容为铜元泛滥的罪魁祸首⑤。究其缘由，乃是现实的压力所致。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极思改革推动新政，但所需庞大的经费，加上赔款数额惊人，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的财政都非常困难，除了节约之外必须开辟新财源。而中央的预算要靠各省缴交及摊派，故地方督抚莫不以造币余利做为筹款的首要途径，并自此获利。故北洋银元局以当时铜钱缺乏，“私钱充斥，银价日疲，仅铸银元，不足以纾市面”，生产获利较高的铜元。袁世凯在光绪三十二年五月《铜元余利短绌军需支款无著另筹款补折》，银元局“约岁可得银七八十万两”可见一斑。该局所造铜元的种类既多且杂，简单的说，正面有“北洋”两字铭文的“光绪元宝”十文、二十文及“光绪通宝”零用一文铜元，皆其所造，各版铜元模具是该局自行设计与雕刻制作。此外，亦有冠“户部”铭文的光绪元宝五文、十文及二十文等三种面额铜元⑥，背面坐龙与北洋龙银设计雷同。两种背面英文标示，分别为PEIYANG及HUPOO。

北洋造“户部”铜元

由关册⑦所载可知，正式开铸之初有当五、当十、当二十铜元三种，然而却无面值五文的“北洋”铜元存世，虽津厂也造有中心“直”大清铜币五文铜元，但系光绪三十二年（1906）整顿币制改直隶造币分厂后所制。户部造币总厂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落成后，开铸的是“乙巳大清铜币”，故津厂初期所造当为“户部光绪元宝”。尔后总厂开工，津厂生产的再改币铭为“北洋光绪元宝”，面值仅有十文及二十文两种。

特别要指出的是，“户部光绪元宝二十文”有两种设计。一种的龙形同银币，本文以“北洋龙”称之；另一款与户部一两图形近似，俗称“户部龙”。户部龙仅二十文一种，其制作时地说法不一。事实上，这是在民国六年（1917），武昌造币厂以光绪二十九年请日本代刻“户部”模具中未使用的二十文铜元改刻而成⑧。“光绪”年号的“直”一文，是民国6年武昌造币厂以日本代制的“户部”模具中未使用的二十文铜元改制而成。皆可分细版多式。户部北洋龙二十文、十文、五文等三种铜元是北洋银元局开铸时制作，泉界已无异议。

“大清铜币”中心“直”的二文、五文、十文及二十文铜元则是造币总厂落成后由其颁布的祖模进行生产。批量发行之丙午"大清铜帀”中心“直"五文、十文及二十文铜元。以户部造帀总厂颁布的祖模加刻后进行生产，此为所谓的"部颁龙”版。自岁次丙午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生产。可能祖模耗损后各分厂自行重刻，造成细部差异而有所谓的“部颁龙”与“地方龙”之分。其中直二文为样币，没有发行

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元年银铜币制额

下列北洋银元局开铸后各年度制额明细表数据中，光绪二十九年及卅年为津海关资料；另1906-1910年间，英国驻华领事曾向伦敦外交部呈报中国各省造币厂制额，系各地领事洽请当地官方提供资料，因辛亥革命而中断，经比对部分与美国造币厂年报（U.S.MintReport，USMR）所载相同，应皆来自该局⑨。此表以中历为准，民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始改用西历。币制整顿后，津厂产额统计并入总厂。

北洋银元局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元年(1903-1909)制额：

1.银币约25461841枚（3.73%），铜元657404779枚（96.27%），合计682866620枚（100%）。

2.光绪二十九至三十一年（1904-1906）造壹圆银币为二十九年版，约5110675枚。宣统元年生产的应为三十四年版。

3.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1903-1904)所造铜元为“户部光绪元宝”，三十一年为“北洋光绪元宝”，三十二年起为“大清铜币”中心直。各版确实衔接日期，无从查考。

4.铜元滥造的高峰是光绪三十一年，北洋银元局产额的高点是次年。

宣统二年（1910）起，总厂分厂两者的产量合并计算，未列出。以此结算，津厂开办至宣统元年止的七年间，计出银币25461841枚左右、铜元657404779枚，总数超过6.8亿枚。经初步比对，上表数字与现市面各版银铜元能见度尚称符合，由于所造铜币形式众多，由上附图可见一斑。

天津市面银铜币通行概况

庚子事变后，天津市面动荡“银根枯竭、钱业疲累”，设局造币既可纾缓通货缺乏，也可杜绝私假劣钱。据津海关年度报告，开铸之际因该埠宝银、银元等“往年系出口比进口多二三倍”，发行的铜元“不敷市面之用仍需多加机器”，随即因日俄战争（按：1904年2月─1905年9月）进口现银大增反较出口为多。光绪三十三年，因当十铜元滥发，制钱几近消失，先前禁用的私钱，多由火车运往东北。原本每百枚可换银元1枚，年底时跌至150枚；物价飞腾，无论所得为铜元的工人或以银为薪水者皆受累至深。次年铜币“已见大加整顿，现时平至125枚矣。其功在一面将私贩铜元入口之人获拿惩办；一面令铜元局暂时停铸，至能平检尔。今银洋一元合铜元125枚之市，铜元局业已仍旧开炉鼓铸矣”。经比对各年产制状况，与海关报告描述一致。关册中之“铜元局”即津厂。

年度产量表也说明因“制钱缺乏，民生为苦”制作的北洋零用一文是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发行，总数2297万枚。这未标示纪年的小铜板，产制年代得以明确。据1905年度之美国造币厂报告，津厂厂长表示受指令制作一文制钱并且已完成，其描述之设计与北洋零用一文吻合，即模具在光绪三十一年制妥。

考查铜币大臣陈璧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八（1907年6月18日）奏折上记载自二十八年六月开办至三十三年三月底止，四年十个月间计制造“大银元5,711,901元，二角小银元152,091枚”、铜币四种“共折合当十铜元682,180,520枚”。上表的大银元至三十二年累计约511万枚，差异不大，足见外文资料来源可信。奏折中历年造银铜币“共得余利银1,934,631两”有余。余利支出中，公积抵款最巨，约41%，其次在教育及医疗部分占29%，建造武备学堂及淮军军火等22%，花红4.94%，剩余用于劝业会所等为3.1%，运用尚佳。

津厂之设备及产能

铜币大臣陈璧的奏折中，此时已改名直隶造币分厂，计厂房140间、办公及库房住房84间，设备甚多而造币最主要的印花机有39架；造币机数量颇多，产能是“每日可铸银元一万一千余元，当十铜币六十万枚有奇”。与广东钱局开办时，每架造银元机每日二万五千枚及造铜币机器每日三万枚左右相比，效率似乎不高。

北洋银元局筹建时以旧机搭配新机，其旧机为机器局购自英国格林沃铁厂（Greenwood&Batley），但新添设备来自何处无明确记载。然而自壬子兵变（1913）总厂遭焚毁后，次年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列之《天津造币总厂原有机器统计表》⑩可见端倪。按银元局并入总厂后一度停摆，因总厂被毁乃利用其旧址复办，再改称“西厂”，专造铜币。该表中剔除已在东厂及由东厂移至西厂、焚后修成移至西厂部分，择取“西厂购来”、“已用十年，现在西厂”进行梳理。发现前者自购的，有未注明厂牌因压力不足装箱不用的小印花机8架；后者已在厂十年，意味光绪三十年（1904）开办初期即在银元局的有“日本作山铁工所造”小印花机8架、及广东调用的英国喜敦厂（即伯明翰厂）造小印花机3架，计11架；另“天津北洋制造局”（应系北洋机器局）移交之德造中型印花机3架、英国格林沃造一文制钱小印花机10架，或因老旧或因压力不足，此13架均未使用。两者合计32架，其中21架没有使用，依据此表，操作中的小印花机仅11架，即日本作山铁工所8架及英国喜敦厂造3架。同时编列之《从鲁闽豫运来机器统计表》内，山东济南铜元局在光绪三十三年底裁撤，设备并入津厂的有日本作山铁工所造大型印花机2架、德国造中型印花机4架（另有8架在东厂），计6架。闽豫两厂的设备，均移交东厂。

以上各式机器产能分别是：作山铁工所大型印花机每小时可造大银币1800元、小型印花机每小时可造铜元3500枚；德国中型印花机每小时可造半元银币2200元；英国喜敦厂小型印花机每小时可造铜元3500枚。津厂光绪三十年前后之机器合计共36架、使用17架，机器数量与奏折接近。按大型印花机亦可用来制造二十文铜元，符合“每日可铸银元一万一千余元，当十铜币六十万枚有奇”之数。其余设备多为英国品牌，亦有美德日及国造，许多机器封存未用；除不堪使用者外，显然是滥发铜元造成设备的闲置。承接之原机器局之旧机具“残缺太半”，多数未用。

北洋银元局铜元票

三十一年（1905），直督袁世凯以“现在直隶各省制钱愈缺，亟应推广行使”，饬银元局设北洋铜元兑换局及由北洋官报局印造面值伍拾枚、壹百枚及伍百枚的当十铜元官票三种，“使远近商民既便取携，复无亏折，以济钱荒而维圜法”，用以在直隶地区通行的省钞。

由于民间习以制钱“文”为行用单位，故铜元票正面再加盖硃戳“准抵足制钱□□文”字样。然而铜元生产已达高峰，次年更加泛滥，当十铜元票随即停印，发行不广留存有限。造币机构名义发行纸钞的情况罕见，以银元局发行论枚计值的铜元票，似仅此一家，其他如湖北银元局发行的是制钱票及银元票、四川铜元局发行铜元票。

“北洋银元局”与“北洋机器局”之关系

泉界中有谓北洋银元局是接替北洋机器局，此说有盲点。按北洋机器局原名天津机器局，同治六年（1867）正式开局，光绪二十二年以其规模宏大，负责供应华北甚至于东北地区军火，此名不能反映实情而改称北洋机器局。庚子事变被毁后无法原地重建，乃于山东德州觅地另建新局，全名北洋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沿用原名。

北洋机器局存在天津的期间，于光绪十四年（1888）及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被毁前，生产钱币六个年度，其中最后五年是附设局内的铸造银洋所小批量造币。也就是说，担任华北国防重责的机器局在33个年头里，造币事业仅是小配角；重建于德州的北洋机器制造总局才称得上北洋机器局的恢复。北洋银元局成立时，命名铸造银圆总局，亦称“总局”自有其缘由，若谓前身是附设机器局内的铸造银洋所，则属合理。想必是为便宜行事，银元设计与北洋机器局银币相同，因而被误成是其延续。

结语

津厂并入总厂后，除称西厂外，亦有“老厂”之名以别于设置稍晚的东厂。由于专造铜元，也常被称为铜元厂、铜元局，称呼混淆，两厂合一后式微。民初局势动荡，总厂地位逐渐低落；东厂也造铜元后，西厂功能渐失停办。民国五年（1916）北洋政府财政部在银元局旧址成立炼铜厂。据民国十九年财政部钱币司《章制汇编》，西厂旧存大小印花机尚有8架，由精勤工厂保管。全面抗战前冀察绥靖公署改造币厂为修械所后，西厂成为材料处。目前该址为天津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已无昔日风貌。

正门外景。上图是光绪二十八年幵办时所摄，门前种植的小树枝叶稀疏，门额"北洋银元局"。左为瞭望用六角形五级塔型的镇海楼，建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年）。中为光绪三十二年改名之"直隶户部造帀北分厂"。图片虽不甚清晰，由门额九个字，可确定名称无误。

下图为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废户部改为度支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再改名之"度支部造币津厂"。由于与稍后创建的造帀总厂在时间及地点上都非常接近，后来被并入又一再更名，故经常被混淆。各时期名称由此组图片一览无遗，非仅仅是公牍上的称谓。

注释：

①⑦北洋机器局造币始末，请参阅《中国钱币》2014年第三期及2014年第五期拙作。

②所谓“银圆”，泛指近代圆形的机制银币，特指重库平七钱二分或26.7g左右的“壹圆”银币，俗省作银元；由银圆一词派生出的货币单位“圆”，亦俗省作“元”。而中国传统的用银标准是“两”，清政府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规定的每两重37.31256g为准通行全国，称“库平”，一般简化为37.3g。

③大阪造币局100年史编委会：《造币100年》，1971年，第120页。

④刘辉主编：《五十年各埠海关报告1882-1933》册五，中国海关出版社《海关十年报告》重印本。

2009年，第202页。相关记录系载于津海关《十年报告》（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受八国联军战乱及占领后成立都统衙门影响，此报告描述较为详尽故完成及出版日期为1905年，得以记录银元局产制状态。按金银本位时代，各国造币厂均接受民间备料代造金银币。

⑤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宣统二年）：“铜元之滥觞何自乎？光绪二十八年冬间，天津市面银根紧而起恐慌，其时袁世凯为直隶都督，谓此为钱荒所致，于是始铸铜元以救之。———需求日盛，官局所铸，几乎应接不暇，仅阅两三月，而铸出者，数千万枚，获利百数十万两，世凯骤获此意外之利，喜不自胜，以为此源可以意挹之不竭，益日夜鼓铸，不遗全力。……利之所在，孰肯相让，于是争先恐后，百事废置，而惟铸铜元为务”。

⑥李建清：“户部光绪元宝铜元铸局考略”，《湖北钱币专刊》总第七期，2008年。

⑧G.Ros：“CoinsoftheRepublicofChina”，J.N.C.B.R.A.S.，Shanghai，1917。作者为意大利驻华参赞，热衷收藏中国钱币，此讯息来自武昌造币厂厂长。因非本文范畴，详情另行撰述。

⑨RichardN.J.Wright：“China-MintageFigures1906-1910”，T’ungPao，Vol.2No.2，1976。作者理查·伟德，英国人，杂志中文名为《通宝》。原资料档案编号PRORef：FO-228-2203。现应已转存英国国家档案馆（TNA）。

⑩张俊英：《造币总厂》，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93-204页。

声明：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5年2期，作者孙浩，“中国钱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