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作为社会商品交易媒介的制钱和铜元，由于面值过低难以满足商业交换发展的需要，于是经各地官方批准，为扩大信用货币的单位，以满足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需求，大面额的铜元票开始发行，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即是其中之一。该套铜元票面额共计伍拾枚、壹百枚和伍百枚三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由官方统一印制和发行的铜元票。

据史料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清政府批准设立北洋银元局（全称“北洋银元铸造总局”），同年6月开始筹备设立，11月开始试铸银元和铜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经发行当十铜元票，面值有伍拾枚、壹百枚和伍百枚三种，其“枚”系指当十铜元，1枚当10文铜钱。如，面额伍拾枚，可以兑换50枚当十铜元，即500文，故有的伍百枚铜元票上加盖“准作制钱五千文”戳印，说明该票亦可充当钱票使用，与制钱固定比价混合流通。

三种面额的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均为竖式，设计风格、版式特征和颜色一致，惟有票幅尺寸不同而已，其中伍拾枚票为75×116毫米，壹百枚票为78×127毫米，伍百枚票为93×153毫米。

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伍拾枚

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壹百枚

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伍百枚

铜元票全部采用石印技术印制，正面为兰黑/黄色，双色套印，背面为赭石色。正面四周有由中国传统的花纹图案组成的边框，边框四角分别印有大写（篆书）和阿拉伯数字面额，如“五拾”、“50”字样。主体图案为双龙戏珠，宝珠熠熠闪光，双龙尾部呈自然下垂状。下面印有钞票名称“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三行横式排列。票面中间位置印有面额，竖式排列。面值右侧印有“×字第×号”，左右印有印制时间“光绪三十一年造”。票面最下端正中位置印有警示用语“认票不认人”字样。

背面四周亦有由中国传统的花纹图案组成的边框，边框内印有铜元票的发行布告，竖式排列，全文如下：

“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督察院右都御史参预政务大臣商务大臣练兵大臣直隶总督部堂袁，出示晓谕事。照得本部堂前经奏明于天津设立北洋银元局，铸造铜元，质精工细，行用已久，商民称便。现在直隶各属制钱愈缺，急应推广行使。本部堂特饬银元局分设北洋铜元兑换局，并饬印造北洋铜元官票，使远近商民既便取携，复无亏折，以济钱荒而维圜法，除札行司道关局外，合丞示仰本省官商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后开章程行使，倘有从中弊混梗阻等情，一经本部堂查觉，立即严惩不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此票通行本省，无论何处不拘年限，均可赴北洋铜元兑换局，换取北洋现铜元，亦可照牌价兑换银两。

本票准抵北洋现铜元一律行使，凡当商钱业业盐务及百货店铺一体通用，所有本省钱粮厘课税捐及一切官项，均准以此按照时价，合计现银作数交纳。

此票系属官票，如有私刻假造者，照私铸例制罪。

此票是与北洋现铜元无异，如有关卡局署及各州县藉词不收或吏胥人等留难需索汇该商民赴辕呈控，查实重惩。

光绪三十一年×月×日示”。

这份发行告示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代表直隶省政府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发行事项做出的公示说明。在公告中，详细地向百姓解释了为什么要印发铜元票，目的、意义、使用办法，以及禁止伪造等。这份布告也使我们知道在北洋银元局内还另设立有北洋铜元兑换局，铜元票的印制具体由铜元兑换局负责完成。从名称上看，铜元兑换局不仅承担印制铜元票，还具体负责铜元票的兑换工作。

这三种面额的铜元票，正面字第、号处，以及背面时间处都是空白，系发票时由经办人手工填写完成，这也是当时钞票防伪手段之一，发票时再填上印制编码，可以防止假票的出现。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官方发行的铜元票，印刷量很小，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很高，它的发行与袁世凯关系紧密。

清末天津第一家机器造币局是李鸿章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设立的宝津局，在其创建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天津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明代永乐开始，拱卫京师，漕运兴盛，成就就了一个地位重要且经济繁荣的天津。清朝末年，天津成为通商口岸，比当时的京城还要繁华和现代。可是1900年爆发“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在外敌的蹂躏之下，昔日繁华的天津城几乎变成了一座废墟。当时的天津城及其周边地区，经过八国联军的大肆掠夺，社会经济严重衰退，市面银根奇紧，周转困难，物价腾飞，货币流通筹码不足。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面临的是一幅惨状的社会状况，要想稳定社会，安抚民心，必须进行金融业的整顿，统一币制。整顿金融秩序，必须要牢牢掌握铸币权，所以设立造币厂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袁世凯向清政府提出重新组建天津地区造币机构的提议。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负责勘查探测营造厂址。周学熙（1865—1947年）,安徽东至县人，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和实业家，最初在浙江为官，后为山东候补道员。这一时期，清廷推行“新政”，提出“上下一心，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辟利源”。1900年，周学熙入袁世凯幕下，是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周学熙成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展示了高超的经营企业的才能。而后袁世凯委派他主持北洋实业，推动了直隶省的工业发展，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周学熙接到建设造币厂任务之后，通过反复实地勘验，最后选定今天津市河北区宇纬路为北洋银元局机关所在地，将原李鸿章淮军护卫营旧址设立为厂房。同时，把原宝津局废墟中尚存完好的造币设备，运至到新厂房，并向社会广泛招幕原造币厂的技师和工人。同年10月，北洋银元局厂房建好，11月，正式铸造铜元和银元。

北洋造光绪元宝银元

北洋造光绪元宝当十铜元

直隶省政府发行铜元的本意是为了治理天津金融市场，但这一举措引起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铜元日益贬值。光绪三十年（1904年）1月，一块银元兑换铜元1800余文，兑换制钱1400文，铜元与制钱之间400文的差距，足以说明铜元的贬值程度。第二年下半年，外省铜元大量涌入津门，北洋银元局铸造的铜元积压严重，铜元急剧贬值，“亟应设法疏销”。此时，制钱又及其短缺，形成“钱荒”，造成流通领域筹码不足。在此背景下，直隶省政府决定印制铜元票，投入市场。

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是由北洋官报局印制的。袁世凯到天津上任后，为挽救政治危机，首先提出建立北洋官报局。北洋官报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最初地址在保定。后随直隶总督衙署迁至天津，改组为北洋官报总局，旧址在直隶总督学务所（今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官报局胡同），另在北京、保定设立分局。同年十二月，北洋官报局正式营业，《北洋官报》正式发刊问世，它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官府报刊。

袁世凯最初计划建立北洋官报局，还准备兼营一些印刷事业。为了提高印刷设备和技术，经袁世凯批准，官报局从日本聘请铜版雕刻及印刷、石版印刷、照相铜版、锌凸版制造等方面的专家和技师，又从上海找来从事照相制版、电镀铜版、活版印刷的专业人员。

当时天津地区，社会流通的货币很少，尤其是银元匮乏，给市场交易给来困难，并渐渐扩到其他地区。袁世凯为了弥补银元的不足，向户部及外国银行借款，设立天津平市银号，以该借款的兑换伪准备金，发行纸币，以解燃眉之急，并委托北洋官报局印制。为保证钞票的印刷质量，官报局印刷部专门又派人到日本学习，购买印制纸币需要的各种设备，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很可惜，天津平市银号纸币印好后，却没有使用，全部废弃。

而后，为发挥已购置印钞设备的有效价值，北洋官报局除了自行出版书刊外，开始接受各种社会委托，开展代印业务，如为本省和全国各地的一些银行、官钱局印制钞票。因为当时天津市面钱荒严重，北洋银元局决定委托北洋官报局印制铜元票，缓解筹码不足之窘迫。于是，北洋官报局就承揽了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的印制工作。

通过解读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背面的发行布告，我们可以总结出该铜元票的使用特点：一是此票虽名为铜元票，当在税收交纳时，亦可以折合银两使用。二是此票等同于北洋铜元，在本省各地流通。三是可以随时到铜元兑换局兑换成铜元或按照时价折合银两。此外，为了维护铜元票的正常有序流通，政府还规定任何店铺不得拒收，不得伪造，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清末，虽然各省为了经济利益，纷纷发行纸币，但纸币的发行数量远不及制钱、铜元和银两，所以清末纸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在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很高，北洋银元局当十铜元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且，它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丰富的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愈发珍贵，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文化的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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