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铸造的最早银币，就是著名的“上海县号商银饼”，泉界也直接称其为“上海银饼”。此币正反两面均只铸有文字而无图案，正面铸“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王永盛足纹银饼”，背面为“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银匠万全造”。它清晰地载明了此币铸造的时间、地点、人物，引发人们的浓厚兴趣，去进一步深入地探究其铸造缘由。此币看似平常，但它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却浓缩了上海的开埠史。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11月17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宣布上海港开埠通商。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清政府被迫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

上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在与其他口岸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它位于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的出海口，又在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端；近临苏杭，地处中国传统的经济繁华区域，又辐射广阔的两湖、巴蜀、鲁豫；国外的韩、日、菲律宾、甚至马来半岛都与之距离适中。因而外商外资纷纷涌入上海，划定租界、开设行栈、开办银行、设立码头，在列强的干预下，上海开始走向近代化。

至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此时的上海虽刚开埠十余年，但其地位急剧提升。据史料记载，上海仅丝的出口量就增加了约九倍，而茶的出口量更是激增了五十倍，已逐渐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

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大量外国银币也随之涌入，已充斥控制了上海市场，冲击着中国落后的金融体系。在当时流通的银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西班牙本洋”，俨然已成为了主币，所以有“本洋”之称。

其实，上海开埠时西班牙本洋已经停铸。因为铸造该币的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已于1821年独立，开始改铸墨西哥鹰洋。但西班牙本洋虽停铸，却影响犹存，而且物以稀为贵，价格已变得越来越高。加之走私垄断，市面上逐渐供不应求，已严重地影响了市场正常的交易。

西方各国驻沪领事致函上海道赵德辙，要求将墨西哥鹰洋作为主币，与西班牙本洋一律使用。赵接受并发布通告，但却遭到了市场上的本洋垄断者、买办以及货币兑换商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囤积着过多的本洋，而且许多是高价获取的，因此拒绝任何形式的改变。

不仅如此，当时西班牙本洋在流通中，还有“光洋”和“花洋”之分，价值差异极大。“光洋”是指为未加戳记的新银元，“花洋”是指加盖过较多戳记的银元，因为中国的钱庄有在银币上打戳验银的陋习。

因本洋的来源逐渐的断绝，因此上海市面的光洋不断消减，价格逐步提升，花洋的价格甚至减为只有光洋的七、八折，已无法正常流通。据当时被指定为英国驻华使馆机关报的《北华捷报》报道：“上海存有数十万银元，在商品交易中却不能起中间媒介作用。”

货币的混乱严重地妨碍了上海贸易的开展。中国商人遭遇困境，已有钱庄开始倒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议定所有在上海的交易，都必须用“上海两”交割。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倒退，当时中国的金融体制落后不堪。白银是以银锭的方式投入流通，其价值要由成色和重量共同决定，交易时既要称重又要鉴色，十分不便。

银两是秤量货币，需要有秤量标准，平（秤）即秤量银两的衡器。清政府收支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是“库平”，在法律上是全国通用的官平，但实际上各地交易多用的是当地五花八门的市平。

所谓“上海两”就是上海的市平。清初江南各省漕粮皆征收米石，后改征漕银替代，于是就有了“漕平”之设。但其标准重量，各地却又不同，通常冠以地名，上海漕平亦称之为“申漕平”，一两约为36.65克，即“上海两”。

基于这种现状，咸丰六年上海道无奈只得采取新的措施，实行“一弓两弦”的政策。即一边继续推行“鹰洋”，一边铸造了“上海县号商银饼”。对“上海银饼”的铸造，当年在上海的英国传教士雒魏林有详细描述：“首先是把熔化之银制成银板，经秤量后搓平表面，使之光滑平整，接着送去压模。压印的钢模有正背两部分，在钢模上雕刻钱文和银饼图形。背面的钢模与正面的钢模结合在一起成四方箱形，里面夹放着银板，用一大块花岗岩作为压印的工具，石头约有200磅重，放在10英尺的高度垂直向下，银板就被压成银饼”。

“银币的齿边是用很简单交叉的花纹制成的。这种花纹雕刻在8英寸长的狭窄钢板上，放在同样长的铁槽中，这样可以使银币沿着轧槽上的钢板溜过。将银币的边放在轧槽沟中的交叉花纹钢板上，用拇指和食指拿着银币，然后用木锤在银币的边缘轻轻地捶打，这样齿边的花纹就压印出来了。”

币中的“号商”其实是沙船商，沙船是一种底部较平、结构较强的帆船，在沙滩上搁浅时不宜遭受损害和倾覆，适宜于沿海运输。清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南方有大量的粮饷需要不断地运往北京。当时主要的交通方式有陆运、河运、海运三种，而海运是最经济且比较便捷的方式。

而且当时海运还有着双向运输的需求。上海地区的土地适宜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百姓也多种棉织布，但这影响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上海每年的口粮，几乎全靠客商从关东、奉天、山东贩运来沪，海运豆麦的诸多便利，使从事海运的沙船业也在豆石贸易中繁荣了起来。

上海开埠初期，外商尚不能涉足沙船业对豆麦的运输，清廷当时对此并未开放，在《天津条约》中明确禁止外国商人从事豆货运输行业。据号商郁森盛咸丰八年（1858年）呈报的关于经营状况的记载，因对外通商而贸易更加繁盛，沙船业也从中受益，上海当地人也大都从事与航运业有关的生计。当时著名的号商就有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等二十余家。

据《上海豆业公所萃秀堂纪略》所记载“沙船、卫船从关东、山东运来豆子饼油为大宗生意。吾业行商，当买卖机关，分销各省，营业为全市冠，以上海用银两曰九八豆规元。”沙船业运输的豆麦所占用的银两数量之庞大，已经能影响整个市场的资金状况，甚至可以规定一种银两的大小了。

沙船业及其所进行的南北货贸易，是当时上海的最主要的产业，在上海的的兴起和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其他一切行业的源头。在上海1990年通过的市标上，就是以开埠时的标志性产业“沙船”为主体，饰之以“白玉兰花”和“螺旋桨”而组成的三角形图案。币面上所铸“足纹银饼”四字，其实并非是指纯银，而是指十足支付之意。当时清政府在银锭上就要求必须要注明年月、地名、匠名以示负责，来保证品质，所以此银饼上也记载得如此详细。

“上海号商银饼”，共计铸有六种。号商有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三家，银匠有万全、丰年、平正和王寿四人，监倾人均是朱源裕。王永盛银饼只有一两，郁森盛银饼和经正记银饼有一两和五钱。

“上海银饼”之所以由号商铸造，真正原因是上海道为了便于厘捐（金）的收解。厘金本是河运漕运针对粮食的过境税，所谓“厘金”，是以“厘”为基准，按古制，百分之一为一厘，因名“厘金”。也就是不超过一分银的低税率，是一种行商“商品流通税”，原本是为了“抽厘助饷”。

清代厘金的征收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清政府为镇压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需筹集巨额军饷，由户部开征厘金。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向清廷奏准，在上海地区开征厘金。咸丰六年，苏松太道后补知府吴煦奉令办理厘捐。

上海当时已成为清政府的税收及饷源重地。它的厘金税率初为值百抽二（2%），后改为值百抽五（5%）。上海厘捐的征收形式多为“认捐征收”，属于包捐性质，其认捐额由同业公会根据行业的经营额与地方厘金局联系确定，并成立行业认捐公所承包。上海认捐公所是按行业设置，沙船业是龙头行业自然是首当其冲，由号商来铸造银饼也在情理之中。

本来铸造“上海号商银饼”是为了顺利收解厘金，用以镇压太平天国。但吊诡的是，“太平天国”的动荡却将“资金、人员”都赶到了上海租界，反而意外地促进了上海的城市繁荣。

1857年2月24日，吴煦在《禀请花洋公估加盖官戳与光洋一律通用》的公文中称：“卑府因奉委办理上海厘捐，据各商贾纷纷相告，佥云如不实力整顿，将见生理萧条，于捐厘亦多窒碍，是以去冬屡为设法调剂，或设店专营鹰洋，或按两另倾银饼，欲除洋钱之币而均市价之平，卒之未见成效，光、花仍形轩轾，必得再为筹画，期于挽此恶习。”清晰的记录了“上海银饼”铸造的背景及缘由。

但此币制造简单，币面只有文字而无图案，容易伪造，发行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赝品，信用坠失，遂停止使用。据《北华捷报》报道：“对商业则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因为每月只能生产三千枚而已。”实际发行时间很短，只有半年。

咸丰七年初，无奈的上海商界对外贸易又改用“规元”为通用计算标准，即豆麦交易用的“豆规元”。据说，因为当时“本洋”的市价恰巧与“规元”的价值相等，商家账册上数字不变，只需改换货币单位即可。

直到几年后的同治年（1862年）初，随着墨西哥鹰洋输入的不断增加，逐渐取代了西班牙本洋在上海的地位，这段混乱的金融状况才告一段落。但铸造在此期间的“上海县号商银饼”，它却见证了上海开埠初期在外国银币冲击下的金融乱象，讲述了沙船业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上海以厘金收解为主的税收状况，甚至还间接地反映了太平天国运动对上海发展的促进和影响。一块小小的银饼浓缩了上海这段“在屈辱中开埠，在混乱中挣扎，在不屈中前行”的开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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