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早期资本家族故事:小校经阁与实业银行

http://www.shouxi.com 2017-12-08 09:34 首席收藏网 发表评论

中国实业银行,系民国4年(1915年)由中华民国财政部筹办,至民国8年4月正式成立。而它与上海早期金融资本家家族刘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日“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稿件,详细讲述了他们间的历史,以下为《上海早期金融资本家家族之小校经阁刘家》全文:

人要“先定个小目标,挣一个亿,定个规划,看几年挣到一个亿。”这是2016年中国首富王健林先生的小忠告。此言一出,举世哗然。王先生此言的受众不知为何许人等,无意中却透露出一个财富顶尖阶层的底裤。一亿人民币,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个类似于无限大的财富梦想,在中国富人的眼中,只是个小小目标,你若没有这样的目标简直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理想青年、中国梦的践行者。

财富顶层的高度让人不能望其项背,甚至不能望其大腿,然而反过来想想,王先生的建议从他的角度来说还是善意的,那就是“人要有目标”,虽然把目标定义在金钱的层面未免有些低级,然而不这样一定有虚伪的成分,这是当下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不能苛责首富先生,首富先生赢得大面积的艳羡,也是因为其身价,并不是说他曾经做过的慈善贡献。一个人若没有目标,浑浑噩噩朝夕以肚圆是竞,或者沾沾自喜于碎片知识,看几个微信朋友圈链接,到处转发,人云亦云,一无己见,那他的结果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同样,若是一个家族没有目标,大家各自谋食,其延祚也不会长久,这是丛林法则的一部分,符合自然界的进化规律。反之,如果目标确定,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则家族兴旺的梦想不会遥远。本文要讲述的上海小校经阁刘体智,便是一个执着于耕读小目标的强悍家族后人。

刘体智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耕和读的差别惟在于对象不同,前者面对的是土地,后者则是典籍,耕耘典籍亦如在田间劳作,其艰辛程度不会下于稼穑。耕读传家的精义其实就在于执着,一代人复一代人的耕读,读好了考取功名,进入仕途,家族可以随之脱离耕种谋食,跃身而为书香门第,读不好,继续耕种,繁殖,培养下一代。这样的家风其结果是必然而可以预知的,没有一个执着于耕读的家族,在数代子孙的努力之下,会出不了一个秀才甚或举人(一定出个进士则不敢说),家中出了一个秀才或者举人,家族在当地就具备进入仕绅行列的资格,这种成功,这种坚持之后的喜悦是必然会实现的,这样的小目标实际操作性很强,适合于农耕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国民,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则不确定,五十年或者一百年,都是可能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小目标一定会实现。小校经阁的刘体智家族就是这样,在经历了漫长的耕读生涯之后一刻得到了充分的爆发。

刘秉璋

刘秉璋(1826—1905)字仲良,安徽庐江县刘墩村人, 清咸丰十年(1860)进士。刘家可以追溯的历史是明末为避战乱从江西迁至庐江,距刘秉璋考中进士已有200年左右的耕读家史,其间也出过一些读书人,有小功名,因此在庐江也算是书香门第。刘秉璋饱读圣贤之书,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生逢乱世,投笔从戎自然是题中之义。同治元年(1862)刘秉璋应李鸿章之招加入淮军赴上海,次年转战江苏福山、太仓和浙江嘉善等地,镇压太平军;后又驰骋苏、皖、鲁、豫、鄂五省镇压捻军。军功卓著,成为李鸿章的心腹襄助。刘氏家族的发达从刘秉璋开始,并一发而直至巅峰,原因在于刘秉璋是集读书和军功两者为一身的大成者,两者得一,高官厚禄可期;兼得者,以天下为己任,其人生境界旨在平天下,其功德在乎三立。

刘秉璋生有五子,五子中老大刘体乾娶了李鸿章的侄女,老五刘元之则与李的幼子李经迈是连襟,同为晚清重臣的刘李两家实际有通家之好,而刘家日后成就最高的老四刘体智,自小就在李氏家塾中与李家子弟一起读书游玩,这种延及下一代的抱团世谊有着仅次于血缘关系的唇齿相依情谊。作为高级官僚阶层的官二代,刘体智在李家受到的绝对是当时最高级的精英教育,其英语老师更是前美国驻华领事毕德格,朋友圈中尽是李家的门生故吏及其李氏一众子弟,是真正的接班人阶层,已经完全超越于一般的耕读成功为官为商的小目标,学习的俱是经天纬地的济世之能,而且,在这样的朋友圈中,刘体智得以饱览诸家收藏,对金石古籍有着刻骨的喜欢,早早练就了文武双全的本领。

青年刘体智与乃父一样志存高远,初出黉宫,以父荫任晚清户部郎中,并两度赴日本考察实业,甫一出山即进入金融业,担任大清银行芜湖分行总办一职,总办即现在的行长,后改任大清银行安徽分行总办,等于从市分行上调至省分行行长,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了,那是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事,刘体智29岁,正是放手大干的而立之年。中国银行业起步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至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清政府方才有了自己的国家银行,这时距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金融命脉由外国银行重新掌回内国银行自己手中。

宣统年间,皇朝虽已垂暮,银行业时期则尚处幼稚,大清银行当时作为国家银行其业务范围涵盖了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的双重使命,形式上分为特别业务与普通业务两类,特别业务包括发行钞票、经理国库及地方官款、收付向外借款,经办赔款、盐款、捐款、关税、云南藩库等,并救济市面;普通业务包括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大清银行管理走的是双轨制,即总办帮办等管理者由朝廷派遣,经理协理等经营办事人员为各行聘用,这种制度名义虽曰各行其事,但实际是延续了官府衙门做派,因为经营人员无法不听命于派遣官员。

业务庞大,管理孱弱,经营状况实不乐观,腐败花样各处滋生,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大清银行总办张允言就因厚德银行亏欠大清银行巨额债款不能追回而被降职。而有着和刘体智相同背景的杭州人叶景葵,六月取代张允言任总办,完成了一系列银行转制工作,将濒临危亡的大清银行拉回中央银行的轨道后,九月亦不得不离职,据孔翔贤先生所撰《大清银行行史》所记,叶的离职是触动了那些老人的利益而被骗逼所致,然而就是叶氏不走,清朝气数已尽,当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之夜不经意的一声枪响,清朝政府应声而倒,大清银行的改弦易辙已无法避免。而刘体智这样学贯中西又身负二代使命的洗马神清其实是大清银行最为稀缺的精英人才,亦于九月与叶景葵同时去职。

刘体智在出山之前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回国后在淮军大本营任大清银行分行总办,实际是淮军的强力财政支撑,该职位实际依托的是李鸿章刘秉璋的军阀背景,而清政府灭亡大清银行改组,刘体智便无意恋栈了,离职之后的刘体智依然是继承了李鸿章一脉实务救国的余续,先后创办了和丰轮船公司、裕新纱厂、杨子面粉厂、永宁保险公司、中和印刷所、恒顺信托公司等,这些公司几乎都是当时国家的亟需。和其两次日本考察密不可分,内中亦多见日人的影子。刘体智创办公司,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在,但是走官商的路数,他更多的任务是决策和提供资源,并不亲力亲为参与经营,而这也是成功的关键,这些公司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刘氏实际是功不可没的。

如今位于外滩源的原中国实业银行大厦

刘氏真正用心所在依然是银行。1915年,北洋系财政总长周学熙下台,中国银行总裁李士伟与之共同进退,亦被免去总裁一职,两人遂邀来前国务总理熊希龄、钱能训及国内著名实业家等筹建中国实业银行,行名应和了当时实业救国的浪潮,1919年4月正式成立,总行设在天津法租界12号路。额定资本2000万元,分为20万股,每股100元,商股公股各占一半,公股由中国银行承担,商股向社会招募,实收资本300余万元,在北洋系的银行系列中,只能算是中等规模。该行在北洋政府支持下享获发行兑换券,钞票上面是著名的“河马负图”图案,流通颇广。

1932年总行迁至上海,改为总管理处,刘体智即于此时出任总经理一职。中国实业银行虽然取义于实业救国的主旨,但是经营的还是一般商业银业务,包括储蓄、信托、仓库等。在天津、汉口、青岛、南京、厦门、杭州、苏州、无锡、镇江、济南、芜湖、北京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章程及机构设置均有大清银行及其传承者中国银行的痕迹。20世纪30年代初期,实收资本为350余万元,公积金94万余元,存款已超过4000万元,在全国重要商业银行中居列第八位。

刘体智上任后,改良法国万国储蓄会“有奖储蓄”的办法,将15年一期改为8年一期,且每年开奖四次,最高奖高达1万元。这一举措开创了国人举办“有奖储蓄”的先河,对公众的吸引力极大,1934年,中国实业银行吸收的储蓄额高达6133.7万元。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银行界对此也是颇多微词,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因为要推行他的“航空奖券”便借舆论打压刘体智,这时候刘体智的晚期遗老势力已经不能和新生的国民党势力相抗衡,只得委屈停办,并由此引发了1935年上半年的一场挤兑风波,好在刘体智也是经历丰富,周全安排之下,中国实业银行安全度过挤兑风潮。中国实业银行虽然没有被挤兑风潮挤垮,却逃不过国民政府财政部对其进行改组,刘体智即于此际辞去总经理一职。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取消了该行的钞票发行权。至1937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饬令该行将原有资本350万元按百分之十五折成商股526,110元,另由国民政府以复兴公债抵充,加入官股3,473,890元,合成资本总额400万元,派傅汝霖为董事长,周守良为总经理,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与中国通商、四明、国货银行合称“小四行”。

中国实业银行股票

1937年7月1日,另拨资本50万元,设立信托部,专营一切信托业务。抗战爆发后,总行迁至汉口,1938年8月迁至重庆,多数分支行处先后停业。1939年呈准官股改由侨商周颂年等承受,恢复为商办银行。1940年加入华侨股份400万元,资本总额增至法币800万元,1942年资本改为中储券400万元,实收400万元,分为4万股,每股100元。1943年11月8日汪伪政府财政部颁给钱字第942号营业执照,董事长朱博泉,总经理兼信托部经理许密甫。1945年总行迁回上海复业,行址设在北京路130号,先后有上海、南京、杭州、汉口、重庆、青岛、天津、北京等地20余处分支机构恢复营业,经营储蓄、信托及银行一切业务,兼营出租保管箱、仓库等业务,领有国民政府财政部银字第607号及经济部新字第605号营业执照。

1948年资本调整为金圆券240万元,分为24万股,每股10元。1949年9月20日前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于8月21日颁布的《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及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颁布的《华东区私营银钱业申请登记验资办法》完成登记验资手续,资本人民币17,200万元,增资17,200万元,合计34,400万元。1951年5月,该行与新华、四明、中国通商、建业等四行在金融业内首先组成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底加入公私合营银行。

中国实业银行加盖银行上海地名拾圆

1935年之后,刘体智虽然还是中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但是他并不参与其经营活动,只是挂职而已,他的人生华彩于此刻另启新章。他在沪上新闸路筑小校经阁,两层八角,玉兰其围,黄砖外显,绿瓦其顶,占地匪广,典雅气质,雅士出入,豪客咸集,城市山林,殊胜无匹。躲进小阁,刘体智收集金石碑版,研究古籍善本,收获颇丰,他收藏甲骨近三万片,精拓成秩供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研究使用;搜集宋元明古籍善本有10万册,欲补齐四库全书之所删;他不仅是民国时期收藏青铜器最多的大家,更可贵的是,他都会想方设法找来出土青铜器拓片,编入他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他对古文字的痴迷外人不知,但从他以篆书写日记这点来说,实已前无古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隐名编撰《异词录》,对其亲身经历的一些大事件留下可信的记录,甚至不避亲讳,澄清其父并非是中法战争的实际领导人,要知此战是晚清中外战史上唯一的一次胜战,其秉笔之心直追古之太史。这一切就是刘体智的幸福时光。49年后,刘氏所有的收藏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尤其以甲骨文最令人惊叹,要知目前全国所有博物馆的甲骨藏片在10万左右,刘氏一人贡献就占近三分之一,上海之所以说是甲骨文的研究圣地,就是因为这处小校经阁。

小校经阁藏书楼

刘体智别名晦之,安徽庐江人,清光绪四年(1878年)生,曾任芜湖大清银行督办,中国实业银行董事、总经理。1962年7月去世。刘氏子嗣众多,绵布全球,其中不乏大器者,家族遗风,流波不绝。(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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