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四日起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改行法币政策后，中国正式走上以纸钞为主币的管理通货制。由于实现了币制的统一，至七七抗战前物价仅有轻微上涨，工商贸易等均转趋繁荣，法币政策堪称成功。抗日之战虽终获胜利，但战火波及皆为较富庶的省份，除沿海港口全数失陷不能收取关税外，沦陷区无税可征，各地的税收也都锐减，战费及各项开销则极为庞大，物价指数上扬自难避免。

之后爆发的国共内战更是火上加油，通货膨胀更严重至无法收拾的地步。以发行额而言，抗战前法币发行约十四亿余元，胜利时已是五千五百余亿元的惊人数字，八年暴增四百倍。以汇率来说，七七抗战日前，美金一元兑法币三元四角，官价与市价同。胜利时官价为廿元而市价是四百三十九元，民国三十七年(1948)八月官价剧跌为一万二千元，市价四十八万元，实值上贬了十四万倍。若以黄金为例，则抗战初期每市两合法币一百元,其余同期分别是十七万五千元与六亿元，涨幅六百万倍,贬值程度已使币信无法维持。

为挽救颓势，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在八月廿三日发行金圆券，法币以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以金圆为本位币，每圆法定含金0.22217公克，计划实施金本位制。金圆券发行额在十月底前尚未超出原定的二十亿元，故初期的确暂时稳住了场面，但兵败如山倒加上无款可筹，金圆券的失败是必然之事。

国府在军事上连番失利，九月济南、十月东北的锦州、长春、十一月沈阳、十二月关键性淮海会战的惨败，重要城市先后落入解放军掌握，入不敷出又无法自外获得贷款，债台高筑下金圆券在极短期间内即重蹈法币无限制发行的覆辙，发行额在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底暴增至二百余亿元，至四月底南京失守时已达到了以兆计算的天文数字，物价较改币初期已膨胀一百万倍。当时财政山穷水尽，收入仅及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已。且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和谈失败，在民国三十六年一月返美任国务卿后推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停止对华援助，不打算对摇摇欲坠中的政权伸出援手。

试想有谁会借钱给业绩直线下降、管理一塌糊涂、眼看就要倒闭的公司？金圆券币值一落千丈后即告崩盘，而民众也纷纷自行开始使用银元，除上海的中央造币厂在三十七年十一月恢复生产银元外，各省亦自行筹银制造。银元虽可通行，惟数额较大时，要金条才能应付。在此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段，中央银行曾规划制作新版金银币多款，但均未发行，其中特别在三十八年间以银铜试制多种金币样，因主客观情势的急遽变化无疾而终。在通货急遽膨胀时，发行不能兑换的纸钞已毫无作用，但因没有足够黄金未能实施。

当时试制小型金币的银铜样，留存至今者皆为罕见之品。此为金圆券开始发生通货膨胀初期，政府为维持金圆券信用，在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经行政院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以金圆为本位币，每圆之法定含金量为0.044434公克(按：即贬值五倍)，由政府铸造交由中央银行发行之。”在这种构架下，中央造币厂筹备雕刻了一系列的金币,币面标示分纪值与纪重两种，一般认为是在成都的四川厂进行。两面内齿采用类似袁大头五分镍币之边饰，背面的嘉禾设计亦类似袁大头。

纪值系列

1、币正面除年号“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外，标示“金币”两字，背面“贰拾元”，直径19mm，只有铜样存世。

2、中心有圆孔设计，正面除上方为相同年号外，下方是“当银元贰拾元”六字，背面为嘉禾环绕圆孔，上端镌刻“金”字，直径2mm，仅见满穿之镍样。

3、设计同上，正面下方则是“当银元拾元”五字，直径17.5mm，有未穿孔银样及铜样币两种。

纪重系列

1、币正面设计为梅花形图样中有一“金”字，绕以链条形饰圈，国名与年号分列上下。背面为直排“伍钱”两字，绕以嘉禾。直径28.2mm、齿边，分别有银样及铜样币两种。

2、设计与上同，背面为直排“贰钱伍分”四字，直径21mm，也是只有银样及铜样币两种，亦见有单面铜样。

3、形式与中心有圆孔设计的1-2类似，但正面国名与年号上下分列，两侧为“贰钱”两字，背面完全相同，有银样及铜样币两种。

4、与2-3同，两侧为“壹钱”两字，直径17mm，有银样及铜样币两种。

此计重系列应是以国民政府在民国十八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权度标准》，规定重量计量以公斤为标准并与市斤通用，即1公斤等于2市斤，1市斤为16两，1两为10钱重31.25公克，1钱等于3.125公克的标准来计算。

无面值系列

1、此币正面上方为“中华民国”,下端年号“三十八年”，中心梅花图样绕以链条形饰圈，背面嘉禾设计类似袁大头，但未标示面额，一般是认为在四川成都造币厂筹备雕刻。直径38mm，只有重26.2公克银样，由于币面无标示“金”或“金币”字眼，有说是恢复银本位之试制一元银币样，亦有认为是一元金币银样，但上海造币博物馆藏有一只背面铭文“壹两”之币模，故应为“金币壹两银样”。

另据钱币大师马定祥哲嗣马传德告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曾出现“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壹两”银样一枚。系父子俩在淮海中路思南路口对街一由绍兴人黄某经营之钱币摊时，店主声称数日前有人持之兜售，但因未曾听闻故出价较低而没有成交。马老随即请黄某再遇此币予以购入，但此后未现。若确有此物，历经半世纪未再现，依常理判断，应列入已永久遗失的珍品之一。

以上在金币方面共计有八种版式，材料则有银铜之别。由于是在动乱时期所制，资料十分欠缺。在泉界文字论述的记载中，以耿爱德与葛拉汉(David Graham)在美国集币协会《集币家》杂志所发表之“Coinageof the Chinese migré Government 1949-1957”(1949-1957年间中国流亡政府试制币)最为完整②。耿爱德是著名中国机制币大师,在华居住达四十七年。而葛拉汉是在台湾当时主要负责经援运作的美国驻华共同安全分署(Mutual Security Missionto China)，即后来之“美援公署”③。俩人对中国钱币均极深入，加以身份特殊，故集有上述除所谓之壹两银样外的全套，据文中表示：此系列1、2是雕刻师董益谦在台北所准备，没有发行过任何金制成品，只有银样及铜样保存在台湾银行、中央银行、财政部及台北中央造币厂。

按董益谦河北沧县人，民国前五年生,天津造币厂雕刻学校毕业，民国二十五年进上海中央造币厂，次年七月辞职赴山西，二十七年在成都分厂复职任雕刻技士，上海租界内发行之民国二十九年版伍分、壹分铝辅币原模即财政部秘令其所雕刻而成的。三十八年迁厂时未至台北，仍返回上海，造币厂复工后担任雕刻技师④。由于董氏从未到过台湾，不可能在台雕刻模具，故耿氏此部分资讯有误。而董益谦技艺承袭自天津造币厂洋雕刻师乔(L.Giorgi)，故仿袁大头镍币之边饰有脉络可寻。

综合以上所述，此八种版式之金币模具出处可排除耿氏在台北制作之说，其它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上海中央造币厂进行，此推论乃因动乱后在上海所流出较多及上海造币博物馆藏有一只铭文“壹两”之背模。另则如一般书谱所载出自成都，即是董益谦在四川厂时之作品，上海造币厂所存币模是其复工归建时缴库。至于是否有部份模具在台湾，有待进一步地查证。

结语

整体来看，中央银行筹措金本位制用金银硬币之构想可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当金圆券匆促上场时所计划的民国三十七年版伍角银辅币虽在一个半月内即将模具准备完成并开始生产，但没出厂前已无法运用而销毁。而三十八年版的“金币贰拾元”，以其铜样的尺寸来看，其成品约重5公克，应该是按原发行办法的“每圆法定含金0.22217公克”的金本位制设计。但紧接着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贬值五倍后立即被作废。诚如筹备者所言：在通货急剧膨胀时，发行不能兑换的纸钞已毫无意义⑤，而即使是贵金属硬币，其上标示的面值也已与现实脱节。

在兵败如山倒的局势下，一切都是白费心机,试图制作金币不如直接制作金条。在局势动荡及物价激烈波动双重情况下，纸钞如粪土,只有大额用金条、小额用银元才能应付。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些国民政府在大陆崩解离析前于兵荒马乱时期筹备发行的金银币，留给后人无限的心惊与感慨。在当前金融海啸冲击下，全球陷入萧条与通货紧缩之际回顾此经过又是个截然不同的情景，百感交集让人不胜唏嘘。

注释：

①有关法币及金圆券之发行状态，本文系参考前中央银行国库局副局长党恩来(宇平)1983年在台北《钱币天地》杂志所发表“中央银行钞券发行史料”系列著作内之数据。

②“Coinageof the Chinese migré Government 1949-1957，by Eduard Kann ＆ David Graham”，ANA《The Numismatist》1957。

③此单位初始是由1948年7月美国在上海成立之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多次改组而成。1962年改称国际开发总署驻华美援公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 AidMission to China)。由于台湾经济逐渐健全，美国在1965年6月底终止对台湾的经援。

④《上海造币厂志》p.28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⑤耿爱德写信询问未透露名氏者有关成都造币厂制“民国三十九年足金一钱”时得到的答复，见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 (中国币图说汇考)p.440。

（作者:孙浩 转载自中国钱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曾发表于《中国钱币》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