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新疆尘埃落定后，迪化银圆局铸造了“中华民国元年饷银一两”银币。此币正面全为汉文，外圈的“中华民国元年”为逆时针旋读，内圈是对读的“饷银一两”；背面为交叉的双旗图案和“壬子”纪年。泉界俗称其为“壬子币”。 此币颇为特殊，也让人充满疑惑。它是新疆唯一未列维吾尔文的银币，也是新疆唯一兼用阴阳历的银币；更特殊的是，它背面的双旗图案本是当时的国旗——五色旗，却与标准五色旗的横条排列不符，使用的是竖条排列图案，还加铸了花饰。

“壬子币”在史料中的记述极其简略，对为何如此设计语焉不详。钱币大家孙浩先生认为，五色旗使用竖条排列，可能是辛亥革命时，因路途遥远，传至塞外的信息有误所致。我倒觉得，或许是有意为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迅速成燎原之势。仅过一个月，在全国24个省中已有14个正式脱离了清政府的统辖，清王朝已岌岌可危。

武昌首义成功后，同盟会会员也是哥老会首领的刘先俊来到新疆。他一到新疆就加紧联络革命志士和新军中的进步军官，并与伊犁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积极筹划准备起义。但由于奸细的告密，消息被新疆巡抚袁大化得知。刘先俊等被迫于1911年12月28日仓促起义，遭到了袁大化调集的军队围攻镇压，惨遭失败。刘先俊等人被捕后慷慨就义，只有少数人趁夜突出重围逃至伊犁。

迪化起义失败，刘先俊等烈士殉难的噩耗传至伊犁，革命党人群情激奋。当时伊犁的革命形势要比迪化好许多。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新军湖北四十二标标统杨赞绪就借换防之机，携部属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等来到伊犁，并联络当地的革命志士在此建立了同盟会组织；同时运动新军、联络哥老会，串联少数民族头面人士，秘密开展反清活动。

经过了长期而充分准备的伊犁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7日晚8时起义，起义军士气高涨，包围了伊犁将军衙门，伊犁将军志锐仓皇逃逸。起义军请出了卸任伊犁将军广福主持大局，最后满清官兵迫于起义军的声势，停止了抵抗。

翌日，以广福为都督，杨赞绪为总司令的新伊大都督府成立。

其实促使伊犁革命党人抓紧时间举义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伊利将军智锐和刚从新疆调离的陕甘总督长庚，以及新疆巡抚袁大化、辅国公载澜等保皇派密谋，企图迎接宣统帝西迁，在阿尔泰建都。外借沙俄的保护，内联蒙、甘、新各族封建王公，割据西北，继续负隅顽抗。

获知此消息的湖北革命政府，立即通过上海都督陈其美，由其经俄国发电报通知了伊犁的革命党人。杨赞绪、冯特民、李辅黄等为打消保皇派的妄想，遂加快了起义的步伐。

伊犁军政府成立后，袁大化立即调兵遣将，计划将其一举消灭。双方经过激战，在乌苏城形成对峙。新疆提法使兼镇迪道杨增新趁机毛遂自荐，愿率队赴前线助战，得到袁大化的同意，遂组建了自己的武装。

但此时，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他电令袁大化停战，与伊犁革命党人和谈。

袁大化见大势已去，又惧怕革命党人报复，遂去职。后保荐杨增新继任，与伊犁军政府和谈。当年7月8日，双方达成协商条件十一条。杨增新任新疆都督，承认共和。在“统一”的旗帜下，伊犁都督府被撤销。

杨增新是1907年才来到新疆的，在阿克苏、迪化、巴里坤等地历任道台。辛亥革命前夕，又调任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袁大化的退缩，让他登上了新疆的政治舞台，他也成为了清末民初新疆政坛的风云人物。

杨增新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他治理新疆也是沿袭传统的方式。

在任新疆都督后，依然实行封建专制的独裁统治。对新疆的革命党人，他采取先安置监视使用，事后逐一免职，再伺机剪除。特别是随着“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举起屠刀，杨增新也和革命党人翻了脸。将杨赞绪明升暗降夺取兵权，杨赞绪自知不妙，逃离了新疆。冯特民、李辅黄等20多人，被杨增新暗中收买部下杀害。杨增新对维吾尔起义领袖铁木耳也是先抚后杀；对哥老会则直接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在施政上，他却选择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倒是对民众实行轻徭薄税。但他对新疆的治理，还是以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统治，致使新疆各方面停止不前。

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他则采取怀柔牵制的政策以防止动乱。用纵横术来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一方面对各族上层王公支持笼络，一方面又利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回汉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尽量使之互相牵制，而不使一端过于强大。对宗教则采取“为我所用”的策略，使之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他对中央则选择“认庙不认人”的策略。辛亥革命，他拥护共和，遂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袁世凯称帝，他也不反对，受封为一等伯；蔡锷领导护国运动讨伐袁世凯，他依然拥护，继续执掌新疆。直至国民政府，他一贯如此。

他的这些思想意识、统治权术，在“壬子币”的铸造上也都有所体现。

新疆机制币的铸造，肇始于新疆布政使王树楠。迪化银圆局，就是他在迪化官钱局的基础上设立的。1907年6月，王树楠改土法而由迪化水磨沟机械局铸造了机制“饷银”。

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迪化银圆局又铸造了“中华民国元年饷银一两（五钱）”，即俗称的“壬子币”。但此时王树楠早已被解职。该币有“一两”及“五钱”两种面额；它又因背面双旗的差异，分为“两排花”和“四排花”两个版别。

杨增新是在王树楠的推举下来到新疆的。他曾任迪化道台，迪化银圆局就在其辖区，他对新疆的银币铸造应不陌生。“壬子币”的铸造是在他就任新疆都督之后，更是他统治下的直接产物。

所以“壬子币”上的疑惑，也就不难理解了。它之所以没有维吾尔文，这应该是当时杨增新思想意识的真实反映。新疆有十多个民族，他刚执掌新疆，要在各民族之间平衡，不想使一家独大。他是调和民族矛盾的高手，所以不用维吾尔文，却选择在“五色旗”上加铸具有浓郁新疆少数民族风情的花饰，来一并代之。

对于选择兼用阴阳历纪年，那就更好解释了。他既然承认“共和”，就必然要选择“民国元年”纪年，但他又不想引起传统的保守人士反对，更何况他自己就是传统的士大夫，所以又用了农历“壬子”纪年。他要多方兼顾，新旧通吃。

至于币背面的“五色旗”为什么选择竖排排列的图案，其中原因虽然有些复杂，但这也不难解释。一切要从“五色旗”的演化说起。五色旗本是北洋海军的将领旗，是提督所用。由红、黄、蓝、白、黑五道横长方条自上而下排列，它的原意是代表五行。

1911年12月4日，各省都督代表在上海开会，与会者为促进袁世凯尽早逼迫清廷退位，最终确定“五色旗“为临时国旗。当时孙中山在海外，未参加会议。 与会者对“五色旗”赋予了新的寓意。以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联合。表达一种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观念。当时外国人视五色彩旗为虹旗，虹现则雨霁，虹旗出则象征一扫封建专制之阴霾，以实现政治清明。当时的与会者对此颇为自得。

但了解“五色旗”来历及含义的孙中山，事后一直极力反对使用“五色旗”。认为“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体”；甚至对新的寓意也不认同，“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

杨增新是个投机分子，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他1907年才到新疆，早就步入官场的他对“五色旗”不可能不知。杨增新应该不光知道“五色旗”，也深知它的来历，甚至知道孙中山对它的诟病。当时对国旗的使用较为随意，远不像今天这样规范，更没有《国旗法》的约束。当年军徽上用的是五角星，飞机徽甚至用的是同心圆。所以杨增新选择“五色旗”竖排排列图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还是有些感慨。作为阿尔泰出生之人，对新疆有着浓厚的情感，总觉得当下的史学家对新疆辛亥革命的重视不够，评价也不够高。

新疆的辛亥革命有着特殊而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改变了历史进程。特别是伊犁辛亥革命的成功，彻底打破了清帝西迁的梦想，根除了清王朝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直接推动了宣统的退位，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新疆的辛亥革命也和全国一样，最后的成果被杨增新所窃取。“二次革命”后，新疆的革命党人也是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其发展轨迹和结果与全国如出一辙。这也表现出远在西北边陲的新疆一直与祖国内地“同呼吸，共命运”。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民族民主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成果最终被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所窃取。确实杨增新的内心对“共和”并不以为然，在他撰写悬挂的楹联上表露无遗：“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园胜地，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但也不能把杨增新简单地认定为“新疆的袁世凯”，他是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一个复杂历史人物。他面对觊觎新疆边陲的外国侵略势力时，力求自保，维护了边疆的和平稳定。尤其是他多次击退外蒙古军队，保全了阿尔泰，实现了新疆的统一，这是应肯定的历史功绩。

曾是杨增新下属的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评价他：“内心阴鸷，善于机变。表面上没有官僚气派，平易近人，健谈，风趣，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在兴奋或激动时，还偶尔吐露他的真实人生观和统治权术。”其实，“壬子币”就是杨增新“真实人生观和统治权术”的有意无意地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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