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友堂是从外省移居到四川富顺县鸿鹤镇定居的，他们在明末就已经从事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了。道光七至八年间(1827-1828年)到成都参加乡试的李维基，与陕西盐商兼茶商的高某一见如故。自流井(今自贡市)“李四友堂”经营盐业历史远肇明代。清乾嘉时，李氏维基、维均、维圻和维墀四房取堂名“四友”。

道光初年，李维基赴省参加乡试，与陕西籍巨商高某相识，高某得知自流井盐业利润极厚，意欲投资盐业。李遂与高订立“出山约”，议定高出凿办资金银3000两，“四友堂”出井厂基址，共同凿办新井，井灶股份各占50%。

李高合资后，陆续开办卤井7眼，火井3眼。7眼卤井日产卤200余担，3眼火井日产天然气可烧盐锅600口左右。李维基自道光初掌管“四友堂”产业，直到道光末年病故，长达20余年。这期间，他除了大力开办井灶外，还广置田产，“四友堂”原来年收租谷仅10余担，到李维基病殁时，年收租谷已达400余担。

四川省人物志上记载＂兴隆＂总号的史料，为求慎重再查找第二份史料＂自贡市盐业志＂依然是同样的记载。

李详庵，李维均之子，李维基之侄。《李氏族谱》称他“颖敏、谨厚、寡言”。在李维基任总办期间，他作为助手料理盐场事务。李维基死后，即由他继任总办，从道光末到同治十三年、计有20余年。其间适逢“川盐济楚”，李祥庵在此前后先后开凿卤、火井100余眼。日产卤水数千担，日产天然气可烧800多口灶。他趁两湖淡食之际，同他的亲家王朗云以及王相荣、陈辉廷等盐业巨头合组销楚盐号，三，四年间，获得巨额利润。合组盐号解体后，又各组盐号。李祥庵组织祥兴泰，继续运销楚盐。

李德山，李祥庵堂弟，在李详庵作总办时，他协助堂兄办事。1874年，李祥庵病死，他继任“四友堂”总办，直到1890年。李德山经手新凿的卤井主要有：大山、大源、大德、大江、顺龙、双福等井。其中双福井与他人合资，“四友堂”占1／6的股份。此井产黑卤，浓度产量为自贡第一，日产高达1000余担。

为了将贡井卤水输往自井，1876年李德山创办输卤管道——大生视，每日输卤3000余担，大生枧主要是输送自产卤水，也购买部分卤水。在运销方面，李德山撤销祥兴泰，而在重庆新设大生厚盐号，经销楚岸(两湖)和计岸(川盐计口授盐的地区)的食盐。在綦江设大生美盐号，在仁怀设协兴隆盐号，分别运销綦、仁边岸的盐。其中协兴隆与陕帮田、刘二姓合办，李、田、刘三姓各出白银2万两。

协兴隆总号设仁怀县城，从仁怀到贵阳沿途设分号70余家，经销各州县食盐。大生美总号设綦江县城，脚店(子号)也遍设綦岸(綦江为中心的川盐销区)。大生厚总号设重庆，其子号遍布计岸和楚岸。

李祥庵、李德山任总办期间，“四友堂”建立了良好的经营管理制度，在管理机构上李四友堂以井、枧、灶、号四房为基本单位，设置掌柜，分管产、运、销各方面事务。每年阴历正月十八日，总办召集四房代表会议，报告上年业务情况，清查各项账目，并决定新年产、运、销计划。而后，总办分别与井、枧、灶、号掌柜面议该房机宜和具体部署。远在重庆、沙市、綦江、仁怀等地的盐号掌柜也须在每年三四月回自贡向总办报告营业情况，商议问题，并决定新年计划。

井、灶、枧、号各房掌柜以下，设管账和帮账各1人，管理财务和业务事宜；掌柜不在时，代行掌柜职权。“四友堂”三大灶有火圈500口，烧盐工人100多人。三大灶每日需煎3000～4000担卤水(每担重300余斤)，共有1200余人的挑卤工人承担这一繁重劳动，巨额成盐又由数以千计的担盐和盐船工人运往各地。

在资本流向上李四友堂在黄金时代产运销独占鳌头，资本逾100万两，每年获取的利润为数颇巨，主张生产优于消费。尽管盐业利润越来越浩巨，李祥庵、李德山却坚持每年每房分银1200两，作为生活费用，分别在端午、中秋、岁末各支400两，平时不得随意动用营业资金。而“四友堂”账房却常常储备白银30万两，作为生产和运销上的不时之需。仁怀总号协兴隆，垄断了贵州数十州县食盐供应，所获商业利润难以计数。但是，协兴隆掌柜与“四友堂”和田、刘二姓议定，每3年请股东去仁怀算账一次，提6万两，3股均分，剩下的全作营业资金。

另“李四友堂”在极盛时期的39年中，拥有的土地数量从年收租谷400石激增至5000余石。“四友堂”在重庆、綦江、仁怀等地的盐号，也用盐业利润大量购进土地。如仁怀协兴隆总号年收租谷(水稻和包谷)达2000余石。

其李祥庵、李德山之后的总办继承人是李绍堂、李燮臣。李绍堂于1891～1894年继李德山作总办；李燮臣于1894～1899年继李绍堂作总办。这一时期，由于销岸缩小，同业竞争，家族内部腐败，“四友堂”进入衰败期。

由于生产锐减，运销失利，负债累累。李绍堂时期，停产黄卤井20～30口。李燮臣时，又停产9口黑卤井。火井生产削减到只烧200～300口盐锅。李绍堂时，大生枧从原来每日输卤3000余担下降至每日输1000余担；李燮臣时，每日只输卤600～700担。盐号的营业情况也日渐不佳。重庆的大生厚、綦江的大生美、仁怀的协兴隆，均因资金周转不灵，受到陕西票号沉重的金融压力。迄止1899年，“四友堂”资债两抵，尚欠白银96万两之巨，实际上已经破产。由于盐业运销的失利家族内部分崩离析，腐化堕落。李绍堂、李燮臣任总办时，一反前任只为家族办事、不置私产的作风，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为小家庭谋取利益。于是上行下效，各房私产日增，而家族产业陷于困境。李绍堂子侄11人各有私人企业，纷纷使用“四友堂”的天然气和卤水烧盐，只付少量租金，甚至分文不给。

“四友堂”弟兄子侄捐官成风，捐同知费银几千两，捐道台费银几万两。甚至“四友堂”在仁怀兴隆总号的掌柜杨渊麟也擅自用号银10万，捐了贵州道台。捐官后，又要维持与官阶相应的排场、享受。李绍堂的儿子李笔春和李裕如均捐道台，挥金如土，为闻名一时的公爷。李笔春以道台资格长住重庆，与地方高级官吏往来应酬。只要高兴，随时赠人白银3万、5万两，全不在乎。李祥庵妻和李德山先后死去，两场丧事所费，各为数万两。“四友堂”一族数十人，每人都自持家资百万，任意挥霍，纵情声色，一年365天，天天都像过元宵佳节，夜夜六胡、朝朝大烟。男人在滥赌嗜烟之外还广取妻妾，浪迹花街柳巷。

到了李星桥时期，1899～1911年继李燮臣为“四友堂”总办。他上任时，继承债务96万两，族人侵吞产业，账房空虚，入不敷出。他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挽回这个家族已经败落的命运。他与族人立下规矩：除每房每年支银1200两外，不得格外支取，私人租佃“四友堂”火圈卤水，必须付租金、卤价。他加凿正龙井成功，新获天然气可烧盐锅300余口；整理仁怀协兴隆盐号业务，撤销四友堂兴隆总号掌柜杨渊麟，并追索捐官耗银10万两。但是，也没有能挽回“四友堂”的颓势。

1911年，李星桥不得不在族众面前，交卸了“四友堂”的大印，结束了四友堂的辉煌历史。另在川锭的税锭中我们见到一种匠人由＂兴隆号＂所铸的税锭，我个人认为他和＂四友堂＂是有关系的；因李氏家族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在四川从商扎根，在从盐业荻取丰厚的财富后李氏族人多人捐官加爵，其中不乏道台及同知（官至四品及五品），要知道清代同知及道台的职权就有一项是专管＂盐、糧、钱＂的，这官职也为李氏家族的事业提供了方便性，及增加代为官府倾销铸锭的可能，综观上述的家族历史、官商背景及家族实力，我认为四川税锭上的兴隆号应该和＂四友堂＂是有关系的；当然银锭本身不会说话，我们只能从所发现的史料及实物来推证它，不过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本文作者：深圳客 来源：川锭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