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百姓为何不用白银 成色尴尬令人却步

http://www.shouxi.com 2018-01-16 09:22 首席收藏网 发表评论

在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物价经常高得惊人,随便在苍蝇馆子里吃个简餐,费用都往往令常人无法承受。金庸小说中,郭靖第一次见到未来的妻子黄蓉,就花了近 20 两白银吃饭,简直相当于在当代的顶级会所里吃珍稀动物,非常下本。时代稍早的梁山英雄们财力有限,但林冲、武松等人在路边小店吃肉喝酒时,也往往拿出一把碎银子结账,不知店家该如何找零。

听说“三碗不过岗”,武松掏出了一锭银子买酒

这种挥银如土的场景随着电视剧的广泛传播而深入人心,甚至固化了人们对古代人日常货币的想象。事实上,白银成为日常交易货币的历史并不长。无论林冲、武松还是郭靖,都不可能体验电视剧中的生活方式。

白银是什么钱?

从出现货币以后,中国古代长期有“上币”和“下币”的区分,前者用作赏赐、军费等大额支付,后者则供人们日常交易。

先秦《管子》中提到,当时的上币是珠玉,中币是黄金,下币是刀布。秦代则以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汉武帝后全国通行五铢钱,上币则有“白金三品”、白鹿皮等。

在唐朝以前,白银作为货币都极其稀少。像电视剧《琅琊榜》中以白银来赈灾和行贿的情节,在该剧所反映的南北朝时期不可能发生。

唐代频繁的内外战争,促使朝廷发掘出新的大额支付手段。除了继承自南北朝的绢帛外,白银也开始有了货币的功能,用来赏赐、进贡和支付军费。不过,此时白银的主要用途仍是制造器皿的原料,而非流通于世的“钱”。

元和年间(9 世纪初),唐宪宗就拿出内库绢布六十九万匹、银五千两来支付军费。从两种货币的比例看,白银此时仍十分稀少。白银真正成为大行其道的大额支付货币,还要等到商业大兴的两宋时代。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宋朝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岁币”。1005 年宋真宗签下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要向辽输纳绢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白银的比例较唐宪宗时代提高了很多。等到 1141 年宋金《绍兴和议》,南宋向金朝输纳的岁币就变成了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白银已经成为了和绢帛平起平坐的大额支付货币。

不过,白银在宋朝还远远没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北宋时期钱币

北宋时期,即使官方全部垄断银矿开采,白银的全国产量也不过二十万两上下,加上定期的巨额外流,国内的白银相当稀少,几十克的购买力便非常之高,无法用于日常消费。一般小额交易用的都是政府铸造的铜制“制钱”,价值比白银低得多。

理论上,北宋时代的一两白银可换一千文制钱,实际银价还经常高至一千五百文到一千八百文,有时甚至涨到两千文。而在武松等人喜爱的那种非法出售牛肉的小饭馆里,吃一顿四斤熟牛肉加十八碗村酒的大餐,饭费也不过五、六百文。如果有人像电视剧里那样,在茶馆里随手掏出五十两的银元宝结账,效果恐怕会像基督山伯爵钱包中的五十万法郎债券一样惊人。

在货币特别稀少的地方,人们连一般的制钱都用不起,而以其他货币替代。如四川人不但长期使用不值钱的铁钱,还率先使用了纸币——在一匹罗需要一百三十斤铁钱的情况下,“交子”这样的纸币显然对大家都很方便。

而南宋朝廷因匆忙南撤,通货带得少,很快也就遇到了四川人的那种困难,便学习其经验,在全国发行纸币“会子”。元代建立后学习南宋,搞单一的纸币政策,严禁白银流通。白银作为大额支付货币的地位受到影响。

但是,由于货币政策混乱,元代不断发生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所以民间还是要储蓄白银来保值,官方对此也只能时弛时禁。不过,如果张无忌真的在大都用白银请赵敏吃饭,肯定也会遭到群众举报。

明朝初建时沿袭元制搞单一纸币,结果照例通货膨胀,大明宝钞和元代纸币一样沦为废纸。巨商富民权贵每有大额交易,还是离不开金银。

明代银锭

到明英宗时期,朝廷终于承认了白银的现实地位,将其定为国家税收的法定支付手段,米粮都要折算为白银入库,称为“金花银”。到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时,税收力役都要一体折算为白银缴纳。白银从此成为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至少缴税时离不开。

白银有多难用?

白银是否足金足两,大家几乎没法判断。

首先,铸造银锭用的白银的成色就很可疑。明清时中国人的铸造技术有限,无法提纯出 100%的白银,还有私铸者故意掺入锡、铅等普通金属,以次充好。

鉴定白银的手段也不够靠谱,如明代后期,由于成色优良的银子在铸造中会出现细密的纹路,人们常把足色的银锭称为“纹银”。结果私人银铺发明了各种造假手段,如摇丝、画丝、吹丝等,都能在成色不足的银锭上制造出“纹银”的特征。

清代银锭

到了清代,情况才稍有改观。银锭制造比以前规范,原则上要经过有关部门发给执照。为保证银锭的质量,各地还往往有信誉较佳的大商号联合铸银。如北京有松花银、天津有化宝银和白宝银、上海有二七宝银、苏州有苏元锭、扬州有扬漕平银、镇江有公议足银等等。

不过,市场上有这么多成色不一、价值不等的银锭,还是会给交易造成不小的困难。

当时,由于纹银的地位深入人心,国家税收和一般物价仍以纹银为标准,即使在乾隆时代铸造技术提高、很多银锭的成色超过纹银之后,大家仍然以纹银的银两数来为商品标价。同时,为解决银锭成色鉴定的问题,明清两朝发展出了发达的地方公估局体系,主要凭借眼力来鉴定银锭的真伪和成色,并从中收取鉴定费。

各种银宝的成色

市场上的银锭如此成色不一,标价时却又以统一的“纹银”作计量单位,这自然不太公平。因此在现实中,即使商品明码标价为多少多少两纹银,商家也不能对什么样的银锭都收一口价,否则总有一方会吃亏。

如果支付用的银锭的成色比纹银更好,那支付时就可以比定价少付一点,这种情况被称为“申水”(加水、申色);如果成色较低,则需比定价多付一些,称为“贴水”(补水、贴色)。

可见,虽然这类交易以“纹银”定价,但纹银在此已不再是真实的银锭,而是一种衡量商品价格的计量单位,或者叫“虚银两”。到了晚清,各重要口岸都发展出自己的虚银两,如上海的九八规银(元)、汉口的洋例银、天津的行化银等。

而在以纹银为标准的交易中,用各种真实银锭所需多付和少付的幅度各有不同,它们之间也就可以以此区分。比如说,一只重五十两的银锭,如果因为成色好、可以当作五十二两四钱来用,就会因多值了二两四钱,而被称为“二四宝”。相应的还有二六宝和二八宝的银锭。如果能多值三两白银,这只银锭就会被称为“足宝”、“足色”或“十足银”。

这些成色上的问题,足以令不常从事商务的平民眼花缭乱。而中国衡器制度的混乱,又为大家判断手中的白银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比如说,一两银子到底应该有多重,清朝各地的标准就有极大差别。即使是被政府用作标准的库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各个部门的标准也有差异。

如海关有关平,每两重 37.68 克;漕运有漕平,每两重 36.65 克。在各城市中,有流行于长江流域的湖南湘平,每两重量相当于库平的八钱一分一厘七毫;北京市平则是每十两相当于库平的十两五钱。从北京到湖南,差别竟达到库平的二钱三分八厘三毫。

甚至在同一个地区,政府标准下一两银子的重量都不一定相同,藩、道、盐各部门的库平皆有参差。在对外贸易中,银锭价值的换算也极为复杂。如从 1857 年起,上海商界与外国银行议定,货币收付一律用“规元”为计算单位。具体的换算方法是,将一只银锭的实际重量加上“申水”再除以 98%,即得出相应的“规元”数字。如此繁琐的计算方式,用于专业的进出口贸易尚且过关,对普通人来说就实在太麻烦了。

如此繁琐的货币折算,给货物流通造成了巨大的不便,也不乏有人为此疾呼。康有为就曾在《公车上书》中提到,元宝和银锭太难使用,不但形状不便携带,而且成色和衡量标准都不统一,一会儿要多给一会儿要少给,“轻重难定,亏耗滋多。”更不堪的是,政府自己在出入账时还用不同的银两标准,大平入、小平出,两头赚钱。(来源:三秦都市报 作者:何苞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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