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有文物收藏者从日本购回一批原为罗振玉旧藏的古代铜活字，并邀请国内钱币学、金属学、版本学、文献学和印刷史学科的学者进行鉴定研究，于3月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早期青铜活字重大发现学术论证会”。与会学者初步认定，这批活字是中国古代青铜活字，制作年代在宋元时期。这是印刷史研究中第一次发现中国早期铜活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作者较早接触并研究这些铜活字，在论证会上发表了观点。现将有关情况和观点报告如下。

一、 铜活字的基本情况

这批铜活字共97枚，均有不同程度的锈蚀。按照形状、规格、大小等可分为五种类型。

活字装在一个带两层屉板的小木箱内，每层屉板分为五十格，每格内安放一枚活字（图1）。木箱外贴白纸签条，墨书“北宋官铸铜活字”。箱内附有大正元年（1912）东京帝室博物馆就此批铜活字开具的“假预证”及信封，说明铜活字原为罗振玉所有。

二、 铜活字的合金成分

鉴于铜活字的文物属性，对该批金属活字样品适合采用X 射线荧光表面无损分析方法。我们使用中国钱币博物馆配置的美国尼通（Niton）XL3t-800手持式合金分析仪（激发源：X射线银阳极射线管，X射线束直径：3毫米，最大激发电压：50千伏，信号收集时间：30秒）。检测几枚金属活字样品的合金成分为：

X荧光无损检测的深度只有金属表层几十微米，如果金属表层没有锈蚀，该检测相对准确；如果金属锈蚀严重，检测出的成分就是表层锈蚀产物的成分，与金属本体合金有较大差异。该样品检测数据，应是铜活字表层的合金数据，因锈蚀严重，作为合金主体的铜含量明显偏低，作为配料的铅、锡含量则偏高。其中，微弱的铁含量不是铸造合金时有意添加的，而可能是铸件在后天使用条件或埋藏环境中有铁元素沾染所致，当然也不排除冶炼铜料本身夹杂。虽然该数据是铜活字铸件表层的合金成分，仍可对铜活字合金进行定性，即是铜铅锡三元合金青铜。这与历史上中古时期铜钱的合金配比相似，可以与中国钱币博物馆藏相似锈蚀状态的钱币进行合金比较。

这两枚是元代江西地区铸行的“至正之宝”权钞钱，一枚面值“伍分”，一枚面值“壹钱伍分”，都是表层灰绿色锈蚀，且有深度，表面也有氧化锈蚀层剥落情况，有些剥落的地方由于磨损还露出了青铜的金属光泽。我们对表面锈蚀层和裸露出青铜光泽处分别进行了X荧光检测，发现这两枚的氧化锈蚀层合金含铜偏低，含铅、锡偏高，与该批铜活字表层检测情况一致；钱币青铜本体裸露处的检测，如背“伍分”钱，含铜67.9，含铅16.6，含锡14.1，含铜量很高，正好反映了这枚钱币铸造的合金比例。据此，推知该批铜活字也应是以铜为主体，以铅、锡为配料的铜基三元合金，具有中国古代青铜合金的特点，且与古代青铜钱币合金具有很大的相似度。

中国古代铜钱合金铸造分前期的青铜铸币和后期的黄铜铸币两个阶段，二者之间的界限在明代嘉靖朝，明代嘉靖以前的铜钱基本都是铜铅锡三元青铜合金，嘉靖开始，逐渐用锌矿石和提炼的单质锌为最主要配料铸造铜锌黄铜合金钱币。中国古代铸钱是铸铜业最主要的活动，其合金配比、铸造工艺对其他铸铜行业有直接影响，从存世铜合金文物看，明代铸钱采用黄铜铸钱以后，大量的铸铜行业也逐渐用黄铜合金代替青铜合金，铜活字也应不例外。因而，大致推定，该批青铜活字铸造的下限应在嘉靖朝所处的明朝中期之前。

三、 铜活字的存世状态

这批铜活字基本都是灰绿色外观，表面有层皮壳，铜活字角部和边缘多有磕碰，破损处表层脱落，露出鲜艳的灰绿色氧化肌体，脱落层是深度矿化层（图6），如铜活字的“年轮”，是该批铜活字锈蚀氧化历程的产物。剥落的表层下，还有不均匀的矿化物，再其下才是青铜合金的金属本体，能从矿化层剥蚀最多的地方看到青铜合金的金属色泽。说明该批铜活字并未全部矿化，仅限有一定厚度的表层，铜活字的核心仍是青铜本体。

这种坑口是典型半干半湿坑，即埋藏条件随着季节的变化，地下水位下落或上升，导致埋藏青铜活字频繁被地下水淹没又露出，从而加速青铜活字的氧化锈蚀。半干半湿坑比干坑和湿坑锈蚀氧化状态更重，俗语说的：“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就是对主要坑口锈蚀状态的形象表述。

比照存世青铜实物，尤其是古代青铜钱币，对了解该批青铜活字的坑口和锈蚀年份有借鉴意义。因为古代青铜钱币和铜活字都是小铜件，锈蚀氧化情况具有可比性，且古钱币铸行从先秦到近代一直延续，出土地域广阔，坑口丰富，可以作为一个坐标系对该批青铜活字的出土地域和氧化年份进行大致的标识。从存世青铜钱币的坑口看，中国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较容易出土该种灰绿色半干半湿坑的青铜钱币，这批青铜活字出土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的可能性较大；从出土该种坑口的青铜钱币看，明代前期的“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是最晚的具有该种特点的青铜铸币，推想该批青铜活字的入土时间大致在明代前期及以前（图7）。

洪武南坑（直径24mm）

从该批青铜活字的存世状态分析，该批青铜活字系出土品，不是传世品；出土锈蚀矿化状态与中国南方出土的一些青铜钱币及其他青铜文物相似，推测该批青铜活字出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其锈蚀矿化状态显示与明代前期及以前的青铜钱币类似，推测该批青铜活字最晚入土时间在明代前期。

四、 铜活字的铸造加工工艺

中国古代有范铸法、失蜡法和翻砂法等铸造工艺。其中，范铸法，尤其是陶范铸造技术，在世界独树一帜，创造了灿烂的夏商周青铜文化，但在南北朝时期被新的铸造技术取代，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失蜡法不是中国本土发明的铸造技术，是在佛教传入我国后，失蜡法铸造佛像的技术也逐渐传入我国，存世唐代佛像就有失蜡法铸造的。翻砂法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是中国古代铸钱业的重大创造，大致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发明了翻砂铸造工艺，被中国铸造业普遍采用。在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及其以后的时期，范铸法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失蜡法需要先行制作蜡模，成本很高，主要用来制作神像或复杂的器物；翻砂法型砂可以反复使用，成本低，铸造技术相对简单，是铸造青铜活字的理想选择。

观察这批铜活字的制作痕迹，发现正面（图8）和背面（图9）基本都是铸造态，表面颗粒感非常强，比范铸法和失蜡法的铸造面都明显粗糙，应是砂型表面粗糙态的反映；文字笔划有明显的拔模斜度（图10），利于脱模。从制作形态看，基本认定是翻砂法铸造而成。铜活字形制较为简单，与古钱币相似，在铸造上难度相当，极有可能二者采用一致的铸造技术和工艺流程。

铸造态和拔模斜度

青铜活字采用翻砂法铸造，流程与铸钱相似，当与《天工开物》记载无异。若有不同，就是母模问题，《天工开物》记载的翻砂铸钱采用精铸铜质母钱做母模，该批青铜活字的母模应是何种形态呢？理论上讲，木料、铜料和泥料等都可刻做字模。其中，木模虽不需要烘干，但表面光洁度不如抹光的泥模，又重量轻，舂型脱模不如泥模便利；铜模刻制不易，成本很高，难以推广；泥模容易修整，表面光洁，晾晒烘干后强度增大，可反复使用，且容易脱模，应是首选。考虑到中国古代从新石器时代就有发达的制陶技术，陶拍、陶印等一直被广泛使用，泥陶质的字模很可能作为古代铸青铜活字的母模。

翻砂法铸造青铜活字在浇注完成后，打开砂型，取出铸件，把活字从铸枝上掰下，再磋磨修整边缘和底部（图11），方才制作完成备用。

侧面挫痕

五、 关于东京帝室博物馆开具的暂存证

与铜活字一起保存在箱内的一件日文“假预证”（图12），带信封，由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寄给居住在栃木县的和贺暲次郎，其文如下：

美工第七号 假预证

一 商龟骨文片 六十八片

一 宋铜铸字 九十七个

计贰点

清国大学士罗振玉携入石本馆へ买上出愿ニ付预候也

大正元年十二月三日 东京帝室博物馆

和贺暲次郎殿

这一证书使用的是当时通行的候文文体，经日本学者帮助释读，这是一张“暂时保管证”，由帝室博物馆颁给和贺暲次郎，证明罗振玉将六十八片商代甲骨、九十七枚宋代铜铸活字拿到帝室博物馆，申请博物馆收购，暂时保存在馆内。

“美工”或即美术工艺品；“假预证”即暂时保管证书；大正元年即1912年，此时已入民国，“清国大学士”或就罗振玉的遗老身份而言；帝室博物馆即今日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前身；“石”即“右”字，指右列两种物品。

在明治末期，有一位医生名叫贺暲次郎，于1888年在东京齿科学校教书；1897-1899年在台湾守备混成旅团台北卫戍病院任职；1903年和1905年在《产婆学杂志》和《产科妇人科学杂志》（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书）上出现过名字，所占篇幅甚小，或是行医广告。罗振玉向帝室博物馆出售甲骨和活字，为何博物馆发给和贺氏一张暂存证？推想或许是他受罗振玉委托办理此事。

罗振玉（1866－1940）是清末和民国著名的收藏家、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古董商人。他向日本帝室博物馆出售铜活字，暂未见到记载，但他在日本出售大量甲骨则为世所知。据胡厚宣统计，日本收藏的甲骨共有7667片，经罗振玉之手卖出的就有5745片。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甲骨225片，也经过罗振玉之手。不过这225片甲骨，是罗振玉先卖给藤朝太郎，后归茧山龙泉堂，再后于昭和二十七年（1953）由东京国立博物馆购入的，并非罗振玉在大正元年求售的这68片。

“假预证”的纸墨在百年以上，文体、书法符合大正时期的风格，信封、邮票与文书内容、时代相符。这些铜活字原由罗振玉收藏，是可信的。

六、中国明代以前关于铜活字印刷的记载

中国是印刷术及活字印刷术的故乡。在北宋庆历间（1041-1048）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关于金属活字印刷的明确记载见于元代，关于铜活字印刷的明确记载则见于明代。

元代王桢《农书》后附《造活字印书法》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

王桢造活字印旌德县志，是在大德二年（1297）。他说的近世，尚在此前。当时使用的锡活字因油墨问题未能推广，但其制造工艺对研究罗振玉旧藏活字有重要帮助。

明代盛行用金属活字印书，现存较早的，有无锡华氏和安氏等家族排印的多种活字本书，自称“活字铜版”。不过，对这些活字究竟是铜质的还是锡质的，学界存在争议。

明人关于铜活字印刷的明确记载也有数处：

唐锦《龙江梦余录》卷三（弘治十七年刻本）：“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其法盖起于庆历间。时布衣毕昇为活板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令坚……其费比铜字则又廉矣。”

陆深《俨山外集》之《金台纪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近时毘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

邵宝《容春堂集》后集卷八有《会通君传》即华燧传，略云：“会通君姓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利玛窦《天主实义》卷上（明万历三十五年燕贻堂刻本）云：“又观铜铸之字，本各为一字，而能接续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万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质有文而不可增减焉者。”

这四条记载，除了邵宝说的“铜字版”即华氏会通馆的“活字铜版”外，其余三条对铜活字的描述都很明确，唐锦、陆深、邵宝的记载都在弘治间，时当1500年前后。明代使用铜活字印刷的文献依据是充足的，而且应该有更早的源头，惟其印本尚须甄别。如果华氏、安氏等家族使用的活字能确定为锡活字，则与元代的锡活字一脉相传。

七、罗振玉藏铜活字与已知朝鲜古代铜活字均不相同

在汉字文化圈，除了中国，古代朝鲜也使用铜活字印书，而且记载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流传实物多。根据曹炯镇著《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有实物或印本存世的朝鲜古代汉文铜活字计二十七种，它们是： 高丽时代的铜活字（遗存单字“㠅”）。

高丽时代（宣光七年，1377）兴德寺铸活字，即印《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的金属活字。

朝鲜时代的癸未字、庚子字、甲寅字、庚午字、乙亥字、丁丑字、戊寅字、训辞字、乙酉字、甲辰字、癸丑字、丙子字、己卯字、再铸乙亥字、戊午字（以上相当于明）、洛东契字、显宗实录字、韩构字、洪启禧字、壬辰字、丁酉字、壬寅字、整理字、全史字、再铸整理字（以上相当于清）。

从形制、规格、尺寸、字体等方面比对，罗振玉所藏的几个类型的97枚铜活字，与以上27种铜字均不相同。这些活字不是已知的朝鲜古代铜活字。

八、 带穿孔的铜活字具有中国古代活字特征

这批铜活字中有5枚在印体上有贯通的穿孔（图13）。这是中国古代金属活字独有的特征。

上引王桢关于锡活字的记载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说明在1300年之前，中国的金属活字已经具有穿孔，在排印时用铁条将一列活字穿起，可以防止其左右移动。

朝鲜学者李圭景（1788-1856）对印刷术深有研究，他在《铸字印书辨证说》（《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二十四）一文中对比中国和朝鲜的铸字印刷技术时说：

“中原活字，以武英殿聚珍字为最，字背不凹而平，钻孔贯穿，故字行间架，如出一线，少不横斜矣。我国字式，则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又凹字底，不钻不贯，故字行龃龉。”

聚珍字是乾隆皇帝对武英殿所刻木活字的美称，但武英殿木活字并无穿孔，而且李圭景比较的是“铸字印书”，所以潘吉星先生认为此聚珍字指武英殿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所用的铜活字。李圭景去古不远，又留心印刷技术，故其道出中朝铜活字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铜字“钻孔贯穿”，朝鲜活字“不钻不贯”。

考察朝鲜古代铜活字，确实都不带穿孔。高丽时代传下来的那枚“㠅”字，并不带孔。《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字间笔画交叉，其活字并非规则的四方体。这种形状的字需要用印蜡粘合在版上，也不穿孔。朝鲜时代早期的癸未字、庚子字，“其底如锥”，不是方正的四方体，在排版时也用蜡粘合，所以也不需要穿孔。自甲寅字以后，朝鲜铜活字改进为方正的四方体，排版时相互挤紧，所以也不穿孔。甲寅以后的朝鲜铜活字，传世多有，皆无穿孔。

上文所述是中国活字在元代和清代的穿孔特征。明代居于中间，有一些迹象表明，此时一些金属活字本可能是用“钻孔贯穿”技术排版印成的。如无锡华氏会通馆“活字铜版”所印书，其版面呈现的一些特征，用普通的挤字排版法无法解释，用“钻孔贯穿”法则可很好解释。文献方面，明崇祯刻本《吴兴艺文补》卷三十九，张朝瑞撰《宋登科录后序》述及版本源流时说：“嘉靖壬午，汀守巴陵胥君文相刻于郡之学宫，汴有宗室西亭者，联活字为板，印二录行于世。”仅仅将活字排列起来，并非“联”的状态，张朝瑞说的有可能是用穿条将活字连成一串的方法。 综上所述，活字印体上带有穿孔，是中国古代金属活字的独有特征。这5枚活字，可以确定为中国古代铜活字。

九、我们的初步意见

根据合金成分检测，该批铜活字是以铜为主体，以铅、锡为配料的铜基三元合金，具有中国古代青铜合金的特点，与古代青铜钱币合金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大致推定，该批青铜活字铸造的下限应在嘉靖朝所处的明代中期。根据其存世状态，该批青铜活字系出土品，锈蚀矿化状态与中国南方出土的一些青铜钱币及其他青铜文物相似，推知该批青铜活字出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其锈蚀矿化状态在中国历代钱币中大都有相似的，最晚为明代前期的青铜钱币，推知该批青铜活字入藏下限在明代前期。该批青铜活字系翻砂法铸造，工艺细节与当时铸钱相似，字模有可能采用烘干的泥模。

其中5枚印体带孔的铜活字，符合文献中对中国古代金属活字形制的记载，可以确定为中国铜活字。其他活字的形制、规格、字体均与已知的朝鲜古代铜活字不同，活字反映出来的设计思想和排版工艺也不同，应为中国青铜活字。这些活字的字体风格在宋元之间，铜活字附带的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开具的“假预证”真实可信，罗振玉关于它们是“宋铜铸字”的观点值得重视。这批活字可初步认定为宋元时期的青铜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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