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化研究正在成为世界的热点，全球不少专家开始对丝路进行研究与探索。近日多国丝路研究权威学者最新成果披露，展现了世界最新的丝路文化研究成果，同时揭开了“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历史悬案，更重要的是也证明了唐代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与中亚诸文化的密切关系。其中，唐代钱币曾经是国际货币，并对粟特有不小的影响。

武则天与唐高宗壁画现身撒马尔罕古城

从地图上看，粟特是欧亚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区。粟特现在的地理区域，西边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东南部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粟特壁画中最有名的要数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壁画。大使厅建筑遗存之所以被学界称为“大使厅”，是因为该厅壁画展示了盛唐时来粟特的各国大使和当地的宫廷生活，该壁画由粟特画家完成，却带有鲜明的唐代绘画元素。在大使厅西墙，唐朝的使团手持蚕茧、生丝、白绢，与来自波斯、吐谷浑、高丽等国的使臣，在突厥武士的陪同下一同拜谒粟特王，共庆波斯新年“纳乌鲁兹”。

2002年，日本知名学者影山悦子指出，大使厅北墙所画的则是盛唐气象，墙面由垂直水面分成两部分：左半边是湖水，龙舟上乘坐着巨大尺寸的武则天，伴随着宫女，正在向水中投掷粽子，吸引鱼群；右半边是巨大尺寸的唐高宗，正带着随从在上林苑猎豹，人马杂沓，人物清一色是男性。

影山悦子还推测，粟特画家可能只是听了去过长安的胡人描述端午节的唐朝宫廷场景，揣摩着画出了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乘龙舟的画面。对于伟大的“天可汗”唐高宗——丝绸之路上粟特商队最强有力的保护人和盟友，粟特人心怀感恩，在大使厅壁画上歌颂一番也是合情合理的。

意大利考古学家康马泰则进一步根据历法推算，端午节在盛唐时期，恰好与大使厅西墙和南墙描绘的波斯新年时令重合。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北墙壁画重现了端午节在盛唐时候的场景，这对于汉学家而言特别有价值，因为在中国本土，并没有一件描绘端午节的唐代艺术品存世。

中亚钱币上曾用汉字

根据最新的丝路考古成果研究，中国钱币渗透至西域的过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118—581年的五铢币和王莽改制时期的货泉币；第二个时期是公元7世纪—8世纪期间渗透至中亚的唐代铜币，这种铜币对西域中亚复杂的货币系统影响巨大，尤其对粟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时期，中国钱币的流通范围更为广泛。同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的钱币一起，唐代钱币是作为国际货币被使用的，它们为伟大丝路上的贸易活动服务。当时流通至西域的唐代钱币主要为三种：最常见的是正面方孔四周印有“开元通宝”四个字的钱币；还有一种唐代钱币印有“大历元宝”字样；第三种钱币印有“乾元重宝”字样。

目前，一共有三十件左右的唐代钱币在丝路被发掘，它们都是在古城遗址和定居点的文化层被发掘出来的，比如舒拉卜库尔干遗址的住房内。这说明在西域中亚，唐代钱币确实是被用作市场流通货币的，使用唐代钱币的区域包括七河、费尔干纳、石国、粟特、北吐火罗斯坦。唐代钱币的这种分布说明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之一穿过这些地区，中国商品经过这里流通到吐火罗斯坦随后到印度。玄奘和尚在公元630年左右就曾经过这条路前往印度取经。

唐代钱币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对中亚钱币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大约7世纪左右，在粟特发行了带有粟特文和汉字的双语钱币：在硬币正面就如唐代钱币一样印有四个汉字“开元通宝”，而在反面则是粟特伊赫昔迪的文字。

粟特商队首领晚年定居中国北朝

在日本Miho博物馆，收藏有十一块汉白玉石屏。其中一块石屏上有火坛祭祀的场景，还有其他十块石屏上则描绘了信仰葬仪、帐篷行旅、旷野狩猎、宴饮歌舞、骑马出行等场景，以及一个大象巡游，一个牛车出行场景。根据图像风格和材质形制，考古学者们判定这组石屏来自北齐（550—577年）或北周（551—579年）的某一处中国北方墓葬。

但专家们同时惊奇地在石屏上发现，葬礼上的祭司在圣火坛前用小棍拨弄火苗，此刻祭司的身后，一群人正在用小刀在脸上、耳上划出血痕，来表达对亡灵的哀悼之情。这说明，这应该是一场波斯文化圈的拜火教葬礼。

他的身后居所除了石棺屏风上的场景较为粟特化之外，为何其他墓葬图像充满了更多的汉化元素？这样远距离的文化碰撞，引发了专家们的好奇。谁是这个墓的主人？遗憾的是，在阅遍了十一块石屏风之后，专家并没有在画面上发现遗体。创作这十一块石屏的石匠根据墓主人家族的要求，刻意没有描绘躺着的遗骸。

专家们根据有限的证据进一步分析，拜火教徒如果是因传染病而暴亡，家人也会把他送到山野，让祭司点燃圣火坛，行礼如仪。但是同一块石屏上还描绘了篱笆里的骆驼和驮载了货物的马匹，似乎暗示着亡者家人并不打算把遗体弃之山野，而是带回去建造墓冢来安放。

最终专家们认为，石棺屏风的主人很可能是曾跋涉千里丝路的粟特商队首领，晚年定居在中国北朝，远离了中亚故乡。石屏描绘的场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入华粟特人在北朝生活的鲜活画卷。(长江网 欧阳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