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悠悠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明朝作为重新统一中国的朝代，在其长达276年的统治里，对中国外交和经济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一方面在开疆拓土，将中国人的视野移至海外，开始了更新的海外贸易；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更迭和政治权利的替代，从而也产生了诸多货币，而这些货币不仅仅体现了铸造技术，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和国力水平。

明朝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发行了“大明宝钞”，重新统一了纸币的发行流通。纸币是由政府强制发行流通的，而朝廷又没有限制其发行额度，虽曾严禁金银，但最后也同元朝一样无法阻止宝钞不断的贬值。此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交易中自发的形成了用银用铜钱的状况。到明朝中期，孝宗年间，纸币制度已名存实亡，形成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局面。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主，以铜钱为铺的货币流通制度构成了封建时代后期货币流通的新特点。

明清两朝把官制铜钱称为“制钱”，明朝铜钱的铸行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至明穆宗隆庆时期经历十二位帝王，其中只有六位铸钱，且都数量有限。自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才大量铸钱。直至明崇祯时期钱币铸行无度，钱制复杂，优劣不等，局面愈来愈恶劣。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命京城(南京)工部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明朝时由工部主管铸钱，下设宝源局。朱元璋为避讳元朝的元字把所铸之钱钱文一律叫通宝而不叫元宝，而不只是为避讳他自己的名字，以后所铸之钱也都没有元宝钱文。洪武通宝钱制沿续元末朱元璋所铸“大中通宝”的形制，分为五等，规定小平钱，每文重一钱，折二钱重二钱，当三钱重三钱，当五钱重五钱，当十钱重一两。同时继铸大中通宝钱。

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纸币，规定大明宝钞每贯合铜钱一千文或值银一两，宝钞四贯合黄金一两。并且实行铜钱与宝钞并用的政策，但禁止金银流通，只能向政府兑换。明朝为推行纸币的流通，当年就停止了中央及各地方钱局的铸钱。到第二年全部停铸铜钱。明朝洪武十年，又恢复宝源局与各省钱局铸小钱至洪武二十年后又停铸。洪武二十六年，改变钱制，重新铸五等钱，按洪武元年铸行规定，后又改铜钱每文重一钱两分。其它四等钱，依照小平钱之重递增。洪武二十六年七月只准京师宝源局铸钱，其它各省再次停铸。到八月，因宝钞流通受阻，为坚决实行纸币制度再次禁止使用铜钱。直到明宣宗宣德未年，历时长达四十一年。

明朝洪武年间，全国各省除少数省外，都没有铸钱炉，年铸钱约十九万贯，其中洪武五年时铸钱最多。洪武《铸钱则例》规定，铸钱应用生铜。但当时铜材稀缺，所以就普遍用废钱和旧铜铸造，因铜质复杂，纯度不一，而造成“洪武通宝”成色不一的情况。

明成祖朱棣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铸行了“永乐通宝”，此钱铜色紫红，为真书直读，全部为小平钱，光背无文，钱币直径2.5厘米，制作上精致统一，钱文秀逸，笔画端庄。永乐通宝钱中也有折三大钱，但传世仅一枚，为孤品(现存上海博物馆)，此钱史书上并无记载，而且当时正禁止用铜钱，应属试铸品并未发行。当时开铸钱局有两京(北京、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六处，其版式的差别，微乎其微，勉强区分，“永”字的横笔有长短两种，“宝”字的两点有接离两种，钱穿有大小之别。我国曾在西沙群岛的一艘明代沉船上发现了永乐通宝钱万余枚。此外，日本的丰臣秀吉曾用金银铜仿制过一批，分为打制和铸造两种，铸造钱与明“永乐”钱很相似。

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开铸“宣德通宝”，钱制沿永乐成规，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制作上稍逊于“永乐通宝”，书法一般，版别较少，相比同时期所出的“宣德炉”铜器相差很大。传世量少于永乐钱。宣德钱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

自宣德九年后，到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共六十八年未再铸钱。孝宗弘治年间宝钞信用动摇，百姓不肯使用，甚至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十贯宝纱换不到三文钱，明政府认为再不发行铜钱，就将无法挽回宝纱信用，且很多利益也被私铸商贩赚取，便下诏命两京及全国十三省重新开炉铸钱。铸行“弘治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此钱版本较多，各地所出，略有差异。传世有一“弘治通宝”大钱，为孤品。“弘治通宝”曾由原重一钱增加到一钱二分。弘治钱制作书法都较一般，且铸量也不多，没有达到要求的数额，因为改钱重铸新钱之时孝宗已死，明武宗继位，改元正德，此钱即停铸。

明世宗嘉靖六年开铸“嘉靖通宝”，为光背小平钱，真书直读，但含有隶意，此钱存世较多。在铸行方面，朝廷先下诏命令两京宝源局开铸此钱，并令工部按照永乐、宣德时铸钱标准在其它四省开铸，铸量比永乐、宣德时略有增加。“嘉靖通宝”初定每文钱重一钱二分，千钱重七斤八两。到嘉靖四十三年时，改为每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千钱重八斤。

此外嘉靖通宝钱开始采用黄铜铸钱，同时为防止私铸，还提高了铸钱工艺，铸造出火漆、镟边、金背等钱，火漆就是二次溶炼。旋边就是用旋车锉磨边缘，金背是指经四火熔炼之黄铜，俗称“四火黄铜”。嘉靖通宝钱大都为小平钱，仅在二十三年时，令工部宝源局仿洪武钱五等式铸小平、折二，当三，当十大钱，于钱背穿右侧铸：“ 二钱、三钱、五钱及一两”，一两钱穿上再加铸“字十”，此套钱为记重钱，各只铸三万，且并未流通，只为充实内库。因为并未流通，因此传世也少，传世品中有一背穿右直书“一钱”的记重钱，为孤品。世宗所出的钱比前代各钱要精美。

明穆宗隆庆四年，铸行“隆庆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隆庆通宝钱制每文重一钱三分，有金背、火漆。隆庆时期铸钱比嘉靖时减少，当年两京铸钱仅二万贯，只及嘉靖时两京铸额的一半。

明朝前期的这一阶段，因大力奉行宝钞政策，对铜钱控制严格，三番两次停铸，禁用，即使开禁也有限制，要不就收入内库，充作库存。所以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民间私铸猖獗，可民间又因铜材缺乏，就用古钱，但古钱也有限，于是就私铸古钱，以作流通，这是因为私铸本朝钱币刑罚很重；二是促使白银使用普遍化，明时把银铸成马鞍形，名日“元宝”，也有其它形状，称“银锭”。

铸钱量上升是在明神宗万历时期，这是明代铸钱的转折，也是明朝的转折。神宗万历四年，开铸“万历通宝”，此钱版本较多，万历小平钱为真书直读，大多背无文，少数背铸有文字或星月纹，但都较罕见。万历通宝钱有折二钱，也为真书直读，狭郭，双点通，钱径为2.8厘米；“万历通宝“大钱传世只有一枚，为孤品。万历通宝钱由两京及全国各省为铸行，两京铸金背、火漆，其它各地只许铸镟边。万历二十年援助朝鲜对抗日本侵略战争开始后，开支递增数十倍，但收入却减少近一半。

明朝政府应对的办法就是铸钱，以补充财政收入。万历二十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六十座钱炉，到二十年时增加到一百座炉，三十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二百五十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一百炉，一年便增加三百五十炉，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起炉铸钱，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就无法统计了。由于铸量明显增加，而铜材又缺乏，铜价上涨，许多临时官炉无利可图，开炉不久即关门大吉，工人们无以为生，便自行私铸，他们铸的有的不比官铸的差，有的则很粗劣，当时私钱名称很多，像歪脖、尖脚、胖头等等，流传很广，至崇祯时仍存，现存的也有。

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

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

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天启七年，明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于崇祯元年开铸“崇祯通宝”，开始规定每铸钱一文，用铜两钱。力图恢复嘉靖，隆庆旧制，但并没有维持下去，因为明朝末期社会弊端严重，朝廷财政几近崩溃。各地钱局大肆滥铸，所铸之钱、文字、大小、轻重不一，相差很大，背文更为繁杂多样，比天启犹有过之。因此崇祯钱为我国古钱中最为复杂的一种。(沙朝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