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朝廷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倡导“以孝治天下”的家国伦理，尤其是为了体现对官员的“养老尊贤”和重视孝道，还专门制定了所谓的“终养制度”，来作为儒家“百善孝为先”观念的践行手段。从清代康熙帝开始，由宫廷所举办的“千叟宴”，即来源于这种制度的衍生。

“千叟宴”是由礼部主持，光禄寺提供各项设备，精善司具体来操办的大型宫廷御宴，其规格甚高，耗费巨大，开启了清廷宴请制度之先例。首先，参宴者需要列出履历和功绩，然后经过逐级报审批准后再由皇帝钦定，外地官吏及兵民人等则要提前进京，并由专人来辅导演练进宫及觐见皇帝的各项礼仪规矩。按照清廷惯例规定，每50年要举办一次“千叟宴”，用来宴请年逾花甲的文武大臣、退养官员和社会贤达、民间耆宿。由于每次参加宴请的人数多达千人以上，又因康熙帝曾与满汉大臣席间作诗唱和以纪盛事，且留下《千叟宴诗》作品，故名之为“千叟宴”。

据文献资料记载，清朝先后共举行过四次盛大的宫廷“千叟宴”，也就是康熙、乾隆各举办过两届。嘉庆时曾袭封礼亲王爵位的爱新觉罗·昭梿，在其史料笔记《啸亭续录·千叟宴》一书中，准确地记录了这几次“千叟宴”的盛况。清廷首次举办的“千叟宴”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农历癸巳年）三月，是时正逢康熙帝六十寿诞，为表庆贺，遂于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开始，连续三天在畅春园设宴，每桌布有10道主菜佳肴，菜名各取寓意吉祥之名称。宴会邀请65岁以上的满汉臣工及耆老名宿参加，官民不论，赴宴者前后虽多达数千人，但当时尚无“千叟宴”之名目，只是在于倡导“养老尊贤之至意”，以示敦化孝道。

第二次“千叟宴”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农历壬寅年）正月，为预庆康熙帝70岁生辰，在紫禁城内乾清宫大殿前面再次举行规格隆重的“千叟宴”庆典，而设宴的由头则是为了炫耀太平盛世、体现民生富庶和“以孝治国”的政治目的。这次“千叟宴”于农历正月初二和初五分两次举行，共宴请了在职与退养的群臣耆宿1000余位。在典礼上，规矩是按辈分高低来排序座位，以示尊老孝悌。康熙皇帝亲自为参宴老人祝酒，赠诗；宴饮间君臣其乐融融，赋诗连句，同声颂扬盛世安康，皇家恩典。随后又奉敕编印《御定千叟宴诗》，堪称应景佳话。是时，年满12岁的皇孙弘历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并奉命在宴会中为宗室老叟执壶敬酒，分发食物，这些热闹场景给年幼的弘历留下了足以深刻的印象。

乾隆帝弘历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尊称“太上皇帝”，自号“十全老人”。他也曾仿效圣祖康熙故事，在皇宫内举行过两次“千叟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农历乙巳年）正月初六，适逢乾隆喜添五世元孙，为彰显四海升平、皇恩浩荡，乾隆帝遂于乾清宫举行首次“千叟宴”。是时，宴席在宫殿廊下设50席，丹墀内设244席，甬道左右设124席，丹墀外左右设382席，总计有800席之多，参宴者约3000之众，可谓广庭欢聚，热闹非凡。这次宴请包括亲王以下年逾花甲的满汉官员和已退职者，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布衣老叟。

席间，乾隆同参与宴会者合诗作乐，奏《千叟宴乐章》，依次进行行礼、进茶、进酒、进馔等仪式，并召请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高龄者至御前，亲赐卮酒以飨。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给众叟敬酒。再后赐予众人诗刻、如意、鸠杖、朝珠、缯绮、貂皮、文玩、银牌等物品。当时最为年长的寿星是福建莆田105岁的老叟郭钟岳，除了倍受赏赍外，乾隆帝还赐封其为“鸿胪寺卿”，准他与一品大臣同桌共饮，突显殊荣，并赠有诗句：“诚云天下老，疑是地行仙。”

乾隆举行的第二次“千叟宴”是在其禅位后的嘉庆元年（1796年农历丙辰年）正月初四。此时，身为太上皇的乾隆已是85岁的耄耋老人，他深感时日不多，故参宴者的年龄也由过去的60岁以上改为70岁以上。这次“千叟宴”是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也是清宫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御宴；所宴请者为全国各地70岁以上“已退者文武大臣”及地方耆宿，以示“体恤臣民”和天下一统的太平景象，进而承续歌功颂德旧例。届时，太上皇乾隆与皇帝嘉庆同御皇极殿，举行奏乐、行礼、进茶、进酒、进馔等宫廷礼仪活动。

这次千叟宴的位置排序尊卑分明，殿内有亲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皇胄贵族和一、二品王公大臣，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以及回部、西藏等参贺使臣被安排在殿堂廊下。三品官员则在丹陛甬路两旁，四品以下官员在丹墀左右两侧；无品级小吏以及护军、马甲、兵民、匠役等在宁寿门外。参宴者总数多达3000余人，另外尚有列名邀赏者5000人，场面可谓盛大恢宏。

宴饮前，全体老叟山呼万岁，为太上皇祝寿。进酒时，太上皇召见年逾90岁以上老人及王公重臣至前亲赐御酒；并命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在殿内给王公大臣等敬酒，近侍护卫等则给百官及众叟行酒。之后，又恩赐106岁的“升平人瑞”熊国沛和100岁的“百岁寿民”邱承龙六品顶戴花翎，并赏给90岁以上无职衔民叟邓永玘、梁廷裕等人七品顶戴，用以突出尊老优老、敷锡寿祺之礼遇。然后又分别赏赐参宴者寿杖、朝珠、如意、素绢、貂皮、文玩、诗刻等物品；同时还颁发给每人一面“千叟宴”银牌，以志盛会纪念。宴毕，众叟退至宁寿宫门口谢恩，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再由专人护送回原籍。关于这次千叟宴，《清实录》中有载述：“奉太上皇帝御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其一品大臣以上，及年届九十以上者，太上皇召至御座前，亲赐卮酒。并未入座五千人，各赏诗章、如意、寿杖、文绮、银牌等物有差。”

是品千叟宴“御赐养老”银牌（见上图），通长143毫米，宽度85毫米，重量83.5克，成色为96%。银牌为椭圆形，两侧边栏圈内有高浮雕双龙戏珠纹饰，錾刻工艺精细，下方正中是福山寿海图案，牌首为如意头祥云图，两边各有一小圆孔，可穿挂在腰间。银牌正面椭圆形圈内地章平整，上有阳文横书“太上皇帝”，竖书“御赐养老”，共计八个凸起楷体文字，相传是由曾任军机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的阿桂所书。其背面平整无纹饰，自右至左镌铭阴文“丙辰年·皇极殿千叟宴·重十两”真书三行。根据银牌上面的铭文分析，“太上皇帝”即乾隆禅位后的尊号，“御赐养老”则表明此银牌是太上皇乾隆所赐养老之凭证。“丙辰年”是为嘉庆即位改元后的嘉庆元年（1796年），“皇极殿千叟宴”字样也正符合乾隆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第二次千叟宴的地点，“重十两”则表示纪值，或为银牌重量，或为赏赐数额。

银牌是由内务府造办处工匠采取捶揲、錾刻工艺用银皮打制，然后再行焊合而成，并非铸就，故中空无分量，敲击时声音有明显的空洞感觉。据相关资料记载，乾隆皇帝赏赐的千叟宴“御赐养老”银牌，分为实心铸造和空心捶揲两种，并按参宴者的不同年龄段和身份来分发，从70岁至90岁以上者，每年长5岁，设一个赏赐档次。银牌分别镌刻“重十两、十五两、二十两、二十五两、三十两”不等。是品银牌自铭为“重十两”，若按清制库平两重约37.3克计算，十两应为373克，而其实际重量只有83.5克，明显与清代衡制单位不符。所以，其铭文重量只是赏赐标识，而非自身等量。由此看来，银牌上的重量只是一种虚值，主要体现的是参宴者的荣耀和身份。

是品银牌早年出自陕西华阴，初为西安泉家王氏所集藏，谓之原为华阴杨姓族人家传，称得上是传承有序之物。后因机缘巧合，其银牌归余所迭藏。再后，经由陈林林之手成为原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藏品。余曾为此“御赐养老”银牌写过专题探讨文章，发表在2003年第4期《金泉钱币》馆刊上，2007年第4期《收藏》杂志“珍泉集萃”栏目有过节选刊发，旋而又被网络自媒体转发引用，一度引起过众多泉家关注。曾有人对这件“御赐养老”银牌产生过质疑，主要原因就是其自身重量与刻铭不符。对此，也有人提出，银牌上所铭刻的重量，只是一种纪值表述，而非实际重量，由于其制作并非统一，赏赐时也是按尊卑贵贱等级来分发，故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此银牌出于陕西华阴杨氏族人家传，可看作是其祖上参加千叟宴时的受赐物品。据考，华阴地处西岳华山北麓，春秋时期晋曾在此设邑，战国置县，古邑名阴晋。汉时华阴为弘农郡所辖，当地最有名望的就是杨氏家族，亦称弘农杨氏，被誉为“天下第一杨家”。据《通志·氏族略》载，弘农杨氏源自姬姓，原为晋国公族羊舌氏后裔，晋顷公在位末期，六卿攻灭祁氏、羊舌氏两公族，其食邑封地被瓜分，“叔向（羊舌肸）子孙逃至华山仙谷，遂居华阴。”历史上华阴杨家可谓名人辈出，清代也曾有过不少贤达人物。是品银牌既然是来自陕西华阴，出处明确，极有可能是为杨氏族人所遗留之物。

另据民间戏言称，当时太上皇乾隆命权臣和珅督办这次“千叟宴”，而和珅为能中饱私囊，暗将银牌的制作分为两种：一种是用白银足值铸就，与自铭重量相差不大；一种则是用银皮打制而成，重量只有原值的三成左右。然后按照尊贵显赫、品级高低、年龄差距和与太上皇关系的亲疏而定，再行分别颁发。由于银牌采用的制作工艺有别，且由不同的工匠分别完成，故实物存在着版式上的差异，而且各自的重量也不相同。虽如此，但仍不失其原有的珍贵属性。据说，凭此信物，参宴寿星可在各所在地衙门支取银牌上标明的养老费用。

时至今日，流传下来的千叟宴“御赐养老”银牌真品已不多见，除其本身相应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外，还是研究清代退养制度的珍贵实物。目前所知，这种自铭“重十两”的千叟宴“御赐养老”银牌，见诸著录及面世的公私藏品数量在20件左右，甚为珍稀。从文献记载和存世实物上看，其真品均为银质所制，而坊间所见其他材质制作的千叟宴养老牌，恐多属仿品，欲购藏者当审慎之，以免坠入彀中。

另据相关考古资料报道：1966年冬，北京东郊朝阳区高碑店西花营一带在发掘清末重臣荣禄墓葬时，出土了大量金、银、玉器等文物，其中有一件丙辰年千叟宴“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见上图），背面铭文亦为阴刻“丙辰年·皇极殿千叟宴·重十两”。银牌通长135毫米，宽83毫米，重量不详，现藏北京首都博物馆。其版式、纹饰、铭文等与原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藏相对比，应属同类规格之品，惟存在细小差异。由此推知，这种带有干支纪年的千叟宴“御赐养老”银牌，原本就存在着手工制作上的不同，而并非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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