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铭文明确为“杨国忠进”五十两银铤。银铤形状极其简单，呈长条型，长316mm，宽74mm，厚11.4mm，重2046.3g。因其型制特征类似古代文武百官朝见君王时手里执握的笏板形状，故称“笏形银铤”。

银铤正面錾刻有 “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十七字铭文，背面凿刻有 “鄱阳郡采银丁课银壹铤伍拾两，专知官乐平县尉卢枳，典程晟，匠张合” 二十八字铭文。

该铤整体包浆自然，铭文书写流畅。因系铸造而成，明显可见拔模斜度，表面不甚整，厚薄不均。

白银在我国的使用情况，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自先秦至隋，白银始终以宝物、财富的形式出现，它的货币属性基本没有显现，或偶尔在一些特殊地域或特殊社会形势下彰显。

在唐代，白银的货币属性开始突显，在支付手段方面，逐渐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广泛应用于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开支、国际商贸结算、民间大额支付等领域。但究其本身，因不能计价和流通，故它又不具备完全的货币功能。

唐代白银以两为单位，多铸为铤状或饼状，有多种形式，主要有三种典型形态，分别是圆饼形、笏形和船形。

唐代的白银开采有限，产量亦不多，主要出自江南西道和岭南道。岭南地区用金银很多，当时诗文中多有反映，如韩愈曾言“五岭买卖皆用银”，元稹也写到“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曾有诗“蛮州市用银”。

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银铤，是杨国忠进奉给唐玄宗的供银。唐代鄱阳郡治所在今天江西省鄱阳县，原为饶州，天宝元年改名为鄱阳郡。根据铭文解读，我们可知，银料的来源是鄱阳郡征收的采银丁课，作为财政收入上交，而后被杨国忠进奉皇帝内府。银料应产自乐平县的银矿。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乐平县有“银山，在县东一百四十里，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七千两”，是唐朝重要的白银产地。

杨国忠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今陕西永济）人，杨贵妃从祖兄。天宝年间，因杨贵妃受宠，杨氏一族也随之飞黄腾达。杨国忠赐名国忠，平步青云，官至宰相，肆意弄权，把持朝纲领四十余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天宝十五年（756）六月，龙武将军陈玄礼在马嵬驿杀死杨国忠。

银铤上的铭文“专知诸道铸钱使”应是杨国忠四十余年官职之一，史料没有记载具体任职时间。因这件银铤没有年号铭文，但根据银铤铭文，结合出土可见的其他杨国忠进奉银铤铭文，再根据杨国忠的晋升官衔，我们可以推测出制作时间。

1956年12月，在西安东北郊第一砖瓦厂（原唐代大明宫东内苑遗址）出土四件唐代银铤。其一杨国忠进奉银铤，铭文为“天宝十载正月”，官职为“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其二杨国忠进奉银铤，铭文为“天宝十载四月二十九日”，官职为“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支度知事”。

1970年春，河南洛阳市出土一件笏形银铤，长302mm，宽54mm，重2055g。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背面上部錾刻“安边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下部最后一行錾刻“天宝十二年十二月日”字样，杨国忠在天宝十二年的职务是“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主管全国财政。

天宝十一年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十三年二月为司空，天宝十五年杨国忠被杀，故知此件银铤应铸于天宝十三年至十五年之间。

唐开元年间，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发展，百姓社会富足。诗人杜甫曾写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诗句，赞叹开元盛世时期的繁荣昌盛。

但仓库盈满之时也带来诸多弊端，玄宗生活日益奢靡，痴迷于金银等宝物。《新唐书》记载：“帝（玄宗）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泽之费日侈，而横与别赐不绝于时，重取于左右藏。故鉷迎帝旨，岁进钱巨亿万，储禁中，以为岁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国术，宠遇益厚。”

为了巴结玄宗，获得官职不断升迁，杨国忠大行阿谀奉承之术，以改革赋税的方式搜刮民脂民膏，大肆为玄宗敛财。他要求地方政府将向中央进贡的各种重物都折为轻货，以充左藏。在此种社会风气下，一些地方官员曲意逢迎，所以这一时期很多金银物品不断涌入内廷。

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杨国忠进奉银铤向世人揭示了杨国忠不断通过赋税改革为玄宗敛财的史实，为史料记载提供了实物例证。同时，我们从上述银铤铭文可以看出，杨国忠的“发迹史”，官职的扶摇直上、一路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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