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在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群雄图谱中，民国浙江兴业银行以"振兴实业"为己任，从抵制外资的铁路保卫战中诞生，到成为支撑民族工商业的金融支柱，其历程堪称一部民族银行与实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史诗。这家由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创办的银行，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刻下了深深印记。​本篇就与大家分享与民国浙江兴业银行相关的历史信息及精彩拍品：

1907年的杭州，一场关乎民族利权的抗争催生了浙江兴业银行。彼时，外国资本觊觎浙江铁路开发权，浙江铁路公司为抵制外资侵夺，向清政府申请设立附设铁路银行，定名为"浙江兴业银行"，同年10月在杭州正式开业。这家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银行，最初最大股东为浙江铁路公司，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守护民族经济主权的使命。​

初创时期的浙兴银行，总行设于杭州，次年即在上海、汉口设立分行，迈出跨区域发展的第一步。1915年，银行迎来关键转型：进行大规模改组，将行政和业务中心迁至上海，上海分行改为"本行"(后称总行)，杭州总行则改为分行。这一调整顺应了近代中国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为银行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叶景葵出任董事长后，秉持"信用为上"的经营方针，推动银行步入黄金时代——储蓄存款从1915年的438.5万元飙升至1926年的3312.1万元，在1918年至1927年间五度位居全国各大银行榜首，成为私营金融业的领军者。​

"振兴实业"并非浙兴银行的空洞口号，而是贯穿其发展的生命线。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曾因资金短缺陷入困境，浙兴银行在自身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毅然拿出25万两白银予以支持，助其顺利开业。此后，大生纱厂一直是浙兴的重点放款户，这种长期稳定的合作，成为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深度融合的典范。​

除纺织业外，浙兴银行的放款触角遍及化工、面粉、矿业、出版等多个领域，"火柴大亨"刘鸿生曾盛赞其"实不愧为我们企业家自己的银行"。而最能体现其远见的，当属对钱塘江大桥的投资。1934年，浙兴向国民政府铁道部建议尽快修筑该桥，建议被采纳后，银行牵头组织中国、浙江实业等银行组成建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其中浙兴独自出资1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一半。这座由茅以升设计的大桥，不仅是中国近代桥梁史上的里程碑，更凝结着浙兴银行服务国计民生的担当。​

在发展中后期，浙兴银行还开拓了房地产业务，成为旧上海金融界中该领域的佼佼者，至40年代末已拥有近1000幢房屋，形成了"实业放款+地产经营"的多元业务格局。

浙兴银行的发展，离不开蒋抑卮等创始人的远见与担当。这位祖籍绍兴、生于杭州的金融家，作为银行发起人和大股东之一，担任常务董事长达30年。蒋家本以丝绸业闻名，"蒋广昌号"在杭州丝织业首屈一指，父亲蒋海筹有"蒋半城"之称，深厚的实业背景让蒋抑卮对银行支持实业有着天然的认同。​

蒋抑卮不仅是金融家，更是兼具文化情怀的学者。他业余喜藏古籍，尤重清儒声音训诂之书，家有"凡将草堂"藏书约5万册，多为钱塘汪氏万宜楼旧藏。他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与鲁迅为多年好友，曾出资助鲁迅刊行《域外小说集》。在合众图书馆筹建之初，他不仅捐赠藏书，还捐助基金5万元，其藏书后被编为《杭州蒋氏凡将草堂藏书目录》，部分批注之书由长子捐献给华东文管会，展现了金融家的文化担当。​

1937年，钱塘江大桥通车仅89天，为阻止日军南下，茅以升奉命炸桥。这座凝聚着浙兴心血的工程轰然坍塌，也成为银行命运的转折点。抗战期间，日军的轰炸使民族工商业几乎覆灭，浙兴的工业贷款大多沦为死账，业务急剧下滑。​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让银行雪上加霜——货币发行以天文数字激增，贬值速度分钟计，浙兴仅存的资金迅速缩水为废纸。即便如此，银行仍艰难维持，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顺应时代潮流加入公私合营，完成了从私营银行到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一部分的转型，为其历史画上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浙兴银行的物理印记得以留存。位于杭州市上城区中山中路261号的旧址，建于1923年，由著名建筑师沈理源设计，拆移部分胡雪岩故居门窗作内装修，为钢混结构的仿西洋古典式建筑，是浙江省早期最优秀的近代建筑之一，现为杭州近代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

浙江兴业银行的历史，是近代中国民族金融业与实业共生共荣的缩影。从抵制外资而诞生，到以"信用为上"成为行业翘楚；从支持大生纱厂、投资钱塘江大桥，到蒋抑卮将金融与文化交融，它始终坚守"振兴实业"的初心，展现了民族银行的担当。​尽管在战争与通胀中衰落，但其留下的遗产弥足珍贵，如今，钱塘江大桥早已重建通车，而浙江兴业银行所代表的民族金融精神仍在激励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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