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上海始有的古玩店铺，汇集于老城厢与法租界相邻新、老北门一带及英租界五马路一带。其中，五马路(今广东路)古玩街在当时全国古玩业久负盛名。至20世纪20年代，这里古玩店有18家，古玩地摊100余家；30年代中期时古玩店铺达210家左右。五马路成为全市最热闹的古玩市集，是上海古玩市场的缩影，与北京琉璃厂形成一南一北两大古玩名街。

古玩非一般消费品，它的价格随本身的稀有程度、买主的喜好以及古玩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变。只要有收藏者喜欢，愿意出高价购买，它就从收破烂的手里转至卖旧货的地摊上，又移到古玩号的柜台里，再经手一个或几个更大的古玩商，最后到达国内或者国外的收藏家或博物馆。经过若干年，这件古玩或许因故又流入市场，重见天日，身价则今非昔比，一路攀升更高峰。因此，古玩店有“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说法。

从民国时期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的古玩业的发展中得以窥见一二。

北京和上海，作为当时中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尤其是上海，经济空前繁荣，所以在古玩市场领域，它们成为南北两大文物集散中心。

1843年，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了包括上海在内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口岸，使我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至19世纪末，已形成对外开放的格局。公共租界(19世纪末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与租借外的华界构成三方割据的局面。上海作为国内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也因国内外资本投入和人口激增而变得极其繁荣，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是闻名的国际大都市，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杂糅着中西方文化的大熔炉。

当时国内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特色，整个城市形象常被概括为“十里洋场”。正是这样一个既不像中国也不像外国的洋场，融汇了东西方文化，具备了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才使得生长在其中的古玩市场有着特异的兴衰过程。 上海古玩市场发轫于清咸丰年间，经历最初的萌芽，进入民国时期已初具规模。

1912年至1949年，古玩市场主要分布于老县城、法租界、公共租界，其中，公共租界的中央和西区(清末英租界)是从业者最集中的区间，且从整个民国时期看尤其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古玩业逐渐从老县城向租界转移。

清末开始，上海古玩市场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大概于1921年至1936年进入鼎盛辉煌，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经历了一段畸形繁荣，之后归复平稳，而1945年后由于国民政府几易货币制度，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古玩经营也急速下转。而且政府制定不合理的外汇牌价，致古玩出口大受打击，古玩商希望再度振兴市场的希望成为泡影。

禹贡古玩号的叶叔重、雪畊斋的张雪庚、福源斋的戴福葆和珊瑚林古物流通处的洪玉琳是上海古玩业“四大金刚”之说的四位实力较强的古玩商。之所以称他们为“金刚”，是与解放初他们涉及的文物走私案有关，也可能因为他们先后都与当时最大的文物出口公司卢吴公司有密切的联系。另外，财力上比“四大金刚”更为雄厚者还有金从怡的金才古玩店。从独资的角度讲，金才记曾是上海第一大古玩店，并与北京彬记(岳彬)齐名，闻名海内外。

19世纪60年代上海始有的古玩店铺，汇集于老城厢与法租界相邻新、老北门一带及英租界五马路一带。其中，五马路(今广东路)古玩街在当时全国古玩业久负盛名。至20世纪20年代，这里古玩店有18家，古玩地摊100余家；30年代中期时古玩店铺达210家左右。五马路成为全市最热闹的古玩市集，是上海古玩市场的缩影，与北京琉璃厂形成一南一北两大古玩名街。

琉璃厂："九市精华萃一衢"

说起北京古玩市场，当属琉璃厂最具代表性。几百年的文化沉淀造就了琉璃厂古玩行业的良好传统，即凡是大的古玩商往往具有文人学识，绝不仅是一介商人。1911年至1927年是北京古玩市场的“黄金时代”，琉璃厂的古玩铺迎来送往、异常热闹。1927年以后，因政府南迁，内、外战争不断，北京古玩市场逐渐走向萧条。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市场比较萧瑟。直至1945年长春伪宫东北货散出为北京古玩行带来短暂繁荣，然而随着经济通货膨胀、内战兴起迅即走向下坡。

琉璃厂文化街原名“海王村”，最早是辽代城郊的一个穷僻小村。元代定都北京后，开始在这里设窑烧制皇宫用的琉璃瓦，因此而得名。自清朝中叶起，琉璃厂逐渐地热闹起来，每逢科举会试，文人雅士常常聚集在这里。于是，商人小贩开始在这里开铺设摊，当时以书铺为最，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等次之。

旧时还没有今日图书馆之说，所以文人所需的图书资料，只得来琉璃厂寻找。外地来京应试的文人举子也常来这里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书籍，于是琉璃厂俨然已成为京都的文化中心。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上开馆修订“四库全书”以来，琉璃厂文化街更显得繁荣。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厂甸”市场，加之康熙年间开始形成的“庙市”，使整个琉璃厂文化街热闹非凡。

关于当时的盛况，清人劳之辨在《琉璃厂行》一诗中绘曰：“正阳门外闹元宵，金犊花聪意气骄。十里香尘迷锦幛，三更烟火走虹桥。繁华更数琉璃厂，五色云中黄赤镶”。这种景象历久不衰，到民国期间更是名人雅士消遣“寻宝”之地。鲁迅先生在京居住期间就曾四百余次光顾琉璃厂。

因宣武门外多文人墨客居住，遂发展成文化集市，此后琉璃厂作为古书文物的交易场所，日益繁荣延续至今，建国后更富有文化街的特色。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对这条街进行了翻修。这次翻建属第一期工程，地处南新华街中段东西各五百米(即东、西琉璃厂)，改建面积为三万四千平方米，安置了五十四个老字号商店。

其中有中外驰名的“荣宝斋”；我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有国家特许，全国独家经营超年代古旧文物的“悦雅堂”；经营历代和现代知名书画家作品及缂丝刺绣、团扇折扇的“宝古斋”、“墨缘阁”、“虹光阁”；经营金石锦瓷、景泰蓝制品及竹木牙雕等器物的“韵古斋”、“萃珍斋”；藏有历代碑刻拓本、拓片、不同时期的纸墨笔砚和名人篆刻的各种印章的“庆云堂”、“观复斋”等等，都在这里占有着重要的营业位置。

天津

民国初年，天津的古玩铺都集中于估衣街、锅店街、北门里及东马路一带，约有七、八十户，这与许多富商大户聚居那里有关。 中等古玩铺多开设于东马路一带，小古玩店多在南马路、北门西等地。1917年，曾任天津海关道的蔡绍基出资在天津日租界宫岛街与明石街(今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处创办游艺场“大罗天”，居住在租界内的晚清遗老、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多来此游玩消闲。

秋、冬两季，大罗天游人稀少，珍昌泰古玩店经理提议春节后在此办古玩展览会。不久，军阀政客、民国新贵及文人墨客接踵而至，大罗天作为古玩市场逐渐固定下来。另外，1924年至1928年座落在法租界的劝业场、天祥市场和泰康商场先后开业，均开设有古玩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因在日租界演习，故常戒严阻绝交通，于是大罗天的古玩店陆续搬进上述法租界三大商场。

与上海相似，天津的租界里聚集着大批靠变卖古玩珍宝度日的前清遗老，还有附庸风雅的北洋政府官僚政客、喜欢中国古物的外国使节等等，因此古玩业较为兴旺。天津古玩市场上曾出现两次热潮，皆与溥仪有关。

1925年至1932年溥仪在天津期间，因开支浩大先后多次变卖宫中带出的珍品古玩。1945年溥仪离开伪宫后，大批故宫字画散落在吉林通化、临江、大栗子沟、长春及辽宁沈阳一带，当时称之“东北货”，其交易中心在京津一带。两次热潮尤其是“东北货”散出时，上海古玩商及收藏家也闻风而至，直接或间接从天津购进字画。

南京

南京素有“六朝古都”甚至“十朝都会”之称，自古为长江下游的文化和重要经济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后因北洋政府建立，迁都北京。1927年北伐胜利，民国政府成立，复定都南京，成立“南京特别市”并对其做一系列规划。

南京的古玩业也在此阶段中有了较大发展，以城南夫子庙为中心集结地，规模较大的古玩商号有奇玩阁、迪华斋、沈润生、松宝斋、集粹斋、乐古斋、罗祥记以及西园书画社等。1937至1945年抗战时期，古玩市场开始从夫子庙零散扩张至新兴发展起来的新街口一带，这是基于城市中心带的偏移而转移的。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的繁荣期，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南京作为国都地位所致，除了一般藏家，南京市场上还充斥大批民国政府官员、富豪商贾、金融财阀等等，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就是夫子庙古玩铺的常客。

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可忽视的消费主体日本人，据《南京市交通运输业、服务性公业及中间性公业历史情况调查》记录，“敌伪时，由于日本鬼子很爱我国古玩，古玩玉器店增至四十余家，”并延续至解放前夕。南京古玩业的繁荣发展与日伪特定时期是分不开的，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古玩的热爱，除去直接掠夺，客观上也带动了许多投其所好的购买行为。

南京古玩业主要集中在繁华闹市贡院街(即夫子庙地区)一带，大、小店铺数十家。据1934年调查南京古玩店铺19家，其中前清开办2家，其余17家皆为民国后开业；有12家处夫子庙商业区，占63%；从业人员70人，而这其中回回有34人，近半数之多。回民对于珠宝古玩的鉴定本领在同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得到认同的。

西安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历史上曾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和前赵、前秦、后秦、西魏等十几个政权在此建都，历时1000多年，在我国各大古都之中最为长久，所以古人有“关中自古帝王州”的说法。

西安城以其悠久的文化沉淀，形成一种厚重素朴的城市文化，加之丰富的地下文物宝藏，促成文物市场一直比较活跃。亥革命以前，西安古玩市场除辅助主体古玩市场、位于东门、南院门、骡马市一带的“鬼市”(晨市)及钟楼南、粉巷东的典当行、钱庄、银号以外，其主体古玩市场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

第一是链接政治中心北院陕西巡抚衙门与南院陕甘总督衙门，毗邻西安回民古玩商主要聚居区域回坊地区的鼓楼北大街一带地区。第二是链接另一政治中心南院陕甘总督衙门，毗邻西安汉民古玩商以及汉民士绅阶层主要聚居区域南院门一带地区。第三是依附西安通衢枢纽钟楼以东、以南的相关市街地区。

南院门古玩店多为汉民经营，有郑鹤舫的“和茂永”、阎秉初的“艺苑斋”、夏鼎九的“九鼎斋”、 由陕甘总督衙门退役军官张世杰1912年开设的“荣茂斋”、汉民古玩商杨幼石1913年开设的研古阁、古玩碑帖商合阳梁秀英开设的良简斋等等。

北院门古玩铺多为回民经营，有苏兆年(苏六)、苏亿年(苏七)后代的古玩铺；马羽鹤、马静轩兄弟的华茂轩、 回民古玩商李二于1914年开设的积盛斋等。在三大市场中，尤以鼓楼大街为纽带一线贯通的南、北院门两大古玩市场最为重要。而就南、北院门两大古玩市场来说，则南院门古玩市场规模最大。

除古玩业外，西安还有一种与其关系非常密切且极具民族特色的行业碑帖业。真正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碑帖业始于宋，在清乾、嘉时期出现第一个高潮，于民国进入全盛。围绕着西安碑林，碑帖拓片铺集中在附近的府学巷、书院门、三学街一带。民国时，著名的碑帖老店有翰墨堂、博古堂、会古堂、宝晋斋、文古堂、溯古斋、宝经堂、友石斋、辑古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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