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印刷纸币的钞版材料主要是铜质居多，众多出土铜钞版和文献记载可以得到诸多佐证。《文献通考》就记载，宋代“印造铜板。”元代发行了大量纸币，在大元境内广泛流通。从技术上分析，印制纸币不可缺少的材料是版材、纸张和颜料。纸币的印制，与印刷业的发达密切相关。目前出土的元代铜钞版，是探讨元代印刷业发展具体情况、印制工艺的最佳实物材料之一，从中可以一窥元代印刷业繁荣之景象。

1973年12月18日，在辽宁省锦州市管辖的黑山县胜利公社烂泥泡大队，出土了一块中统元宝交钞二贯铜钞版，宽181.2、高282、厚9毫米，重3850克，现收藏于锦州市博物馆。钞版的背面和侧面都是素面，正面为反刻的文字和纹饰，边框四周有花草纹。整个钞版版面分三部分，顶端是“中统元宝交钞”六字；钞名下部由缠枝花纹作边框，边框内区域的上部正中反刻“贰贯文省”四字，为钞票面额；面额左右两侧分别纵向反刻两列九叠篆文，右为“诸路通行”四字，左为“中统元宝”四字；面额下为钱串图案；图案左侧是“官”“字”“料”三字，右侧是“字”“号”二字。这几个字的上部分别镌刻“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个九叠篆字；最下部分是印钞机构、印制说明、伪造惩罚等措施，共有十竖行:“行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元宝交钞库子攒司、印造库子攒司、伪造者斩赏银伍定（锭）仍给犯人家产、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行中书省提举司。”

2021年7月，河南省济源市济渎庙出土一块中统元宝交钞一贯铜钞版。长方形，宽184、高278、厚13毫米，重5.6公斤。钞版背面的四个角各有一支腿，用以支撑整个钞版。与锦州出土铜钞版型制和设计风格、内容一致，惟有面额不同。

此外，还有双面钞版存世，例如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博物馆藏至元通行宝钞双面钞版一块。该钞版黄铜质地，黑漆古包浆，呈长方形，宽195、高275、厚13毫米，重3150克。钞版一面为贰贯面值，另一面为伍佰文面值，背面四角各有一支腿。宝钞两面形制和格局基本相同，横额自左书至右镌刻反书汉字“至元通行宝钞”，两侧有内向对称的宝珠火焰纹，额下四边装饰有竖形花栏。花栏面宽2.6厘米，背宽2.8厘米。

上述这几块元代铜钞版，经过700多年，历经战乱和自然损耗，文字和图案虽有一些漫漶不清，但仍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探索元代钞版制版材料和技术、纸钞印刷工艺等方面问题的最佳实物资料。

元朝疆域东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到贝加尔湖。《元史》记载，“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元朝社会的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都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天文历法、农业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条件下，自然也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元代的印刷在宋代印刷兴盛的基础上，仍保持了发展的趋势，不但印刷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印刷技术应用更为普遍。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元代统治者对刻书、印书也非常很重视，据《元史》记载，元代的皇帝往往亲自下令刻书印书。元代政权建立之初，就从南方招募了许多刻工，至元年间创立兴文署，掌雕印文书，大都、平阳、杭州、建宁、吐鲁番都是刻书的重要中心。正因为如此，元代的印刷事业发展迅猛，我们今所见元刻本的质量不亚于宋刻本。所以，元代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印刷出版业却仍获得长足的发展。

因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制纸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但当时在南方，造纸业还保持着昔日的繁荣。此外，纸币印制是国家大事，所以造纸原料可以得到充分供应。宋元时期，为做好纸张驱虫防蠹预防，采用椒水处理，就是用蜀椒果实的水浸染纸张。此种方法可以延长纸币的使用寿命。政府在全国拣选技艺精湛的印刷工匠，选用了质量上等的纸张和印墨，这为印制出高质量的纸钞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印制技术的先进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纸币的发行是货币史上的革命性壮举，而铜版和铜活字技术曾大规模用于印制纸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经历了唐初的雕版印刷，到宋代发展为活字印刷。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宋、金时期的铜活字印刷技术以纸币印刷为代表。宋、金印钞时，先铸出铜活字，再将其植入钞版中，接着是上墨印刷、拆字和重新组版、再印刷。这种操作与铜活字排版、印书在原理和并无实质性差异，只是钞版需要植活字的字数要少很多。宋、金时印制纸钞的铜版版面上，一般包括纸币名称、面额、流通区域、印发机构、印造时间、悬赏告示等文字和装饰性花纹图案，这些内容都实现突出。

为了防止民间伪造，还相应采取其它措施，除加盖官印外，还为每张纸币加设“料号”、“字号”，以千字文编号，类似现在钞票上的印制编码（冠字号）。宋代整理档案即以年月先后，千字文为序登录、编排。元、明、清时期不少官府档案仍用千字文编号整理。钞版上同时有印造、发行机构官员的个人花押，这些都是为了提高纸币的防伪水平。这部分内容并不与其它内容同时出现在钞版上，而是先单独制成阳文反文字模，然后在铸造完成后的钞版上预留出一凹空，待到印刷之时再将相应的字以活字填在凹空处，最终形成完整版面，这其中所填的活字就是铸铜活字。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因此宋、金纸币是铜版印刷和铜活字印刷完美结合的产物。加设“料号”、“字号”是纸币防伪中的重要举措，除了明显增加伪造难度，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便于统计纸币的印制数量，标记纸币的“身份证”。

在中国印刷史上，元代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唐宋以来印刷的优良传统。在技术方面，出现书籍的双色套印和包背装，由几家机构联合分工刻印大部头书，是印刷史上的新形式，它可以集中力量快速出书。随着书籍的制作工艺的成熟，套印版画应运而生。彩色套印版画开始出现，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由于国家的统一，使印刷术在更多地区得到推广应用。特别是通过与西方的交往，将中国的印刷术，逐渐由中东、北欧传到西方。

元代初年，政府就开始印造发行纸币。其发行量和发行地域，大大超过以前各代，现存元代纸币实物，主要有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至正印造中统元宝交钞。纸币的钞版多为铜版，“初钞印用木为版，（至元）十三年铸铜易之”。铜钞版使用一段时间后，旧改换新的钞版，毁掉旧钞版。中统元宝交钞贬值后，币制需要改革，当时元朝尚书右丞叶李将原在南宋末年献过的钞样，改为“至元通行宝钞”，受到元世祖嘉许，即以此铸版印造。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更铸钞版，仍毁其刓也”。这说明元代最初钞版是木版，木版容易变形、开裂，后改为铜质，钞版是铸造出来的，这从而也揭示出元代铜版铸造技术水平已经非常发达了。

从保存至今的纸币和铜钞版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元代铜活字印刷术的提高和普及。元代灭宋之后，统一中国。接受汉族文化传统，尊孔崇儒，兴学办教，普及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印刷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忽必烈的谋臣姚枢（1201～1278年）提倡活字印刷，“以《小学》流布未广，教其弟子杨古为沈氏活板”，他教子弟杨古采用沈括的记载进行活字印书，印成了朱熹等人编写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杨古造泥活字的技术应该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方法。后来，元代著名农学家与机械学家王桢发明了木活字，并创造出比较简捷的适于汉字复杂特点的转盘排字方法，后来又发明了金属活字，使活字印刷得到了改进，进一步提高了印刷的速度。

元代的铜活字印刷在宋、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首先用于纸币的印刷。元至正十年（1350年），政府变更钞法，使简单易携带的纸钞通行全国各地，成为主要的货币形式。现在我们所见的出土元钞印版，均为铸铜版所印，再植以铜活字，印在灰色、厚的桑皮纸上。版面包括钞名、面额、字料、字号、印造及发行机关、奖罚条令、发行年月等。印版上字料、字号上面各留出一处凹空，印钞前将铜活字嵌入其中，仍以《千字文》中的字编号。元朝纸币印制数量巨大，所用铜活字数量亦相当之大，估计应当数以万计。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一种纯纸币制度，元朝纸币对当时周边国家影响深远，甚至还有在海外流通的记载，可见元代纸币的影响之大。草原帝国用纸币为统一的交换媒介，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海内外贸易的繁荣。鉴于纸币印制与印刷业之间的紧密关联，通过史料记载、巨大的纸币使用数量、当今出土发现的一块块铜钞版，我们可以从中大致勾勒出元代印刷业的整体发展，描绘出印刷文化繁荣兴盛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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