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明代，只通行一种纸币，这就是“大明通行宝钞”。今天所见，大明通行宝钞券面上的印制机构有两种，一种是中书省奏准印造，我们称之为早期宝钞，印量很少。面值分别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共计六等，型制、版式和设计风格大体沿袭前朝元钞，与铜钱混合流通。一种是户部奏准印造，印量较多。因为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为了交易方便，朝廷又增发五十文、四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和十文，共计五等小面值的宝钞，所以户部奏准的大明通行宝钞共计有十一等面值。而且，为了扩大宝钞的使用范围，朝廷严格规定禁止使用金银和实物货币，商税按照比例兼用钱钞。宝钞与铜钱和白银的汇兑比例为每钞一贯，折钱一千文，银一两。

印有中书省奏准和户部奏准字样这两种不同的券别，顾名思义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发钞管理机构，前者是中书省，后者是户部。那为什么同一名称、同一版式的宝钞，可以贯穿使用整个明代，但却有两个管理机构呢？

洪武七年（1375年），朝廷设宝钞提举司，宝钞提举司下设钞纸、印钞两局和宝钞、行用两库，成立之初按照前朝惯例隶属于中书省管辖，设提举一人，正七品；副提举一人，从七品。第二年即明洪武八年，下诏中书省开始印造大明通行宝钞。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颁布诏书，“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会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从上述史料可知，即从洪武十三年后，大明通行宝钞的印造改由户部直接负责。

综上所述，可以了解到大明通行宝钞是由两个机构管理的。早期宝钞是中书省奏准发行，后来是户部奏准发行。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变化？这背后又有哪些历史背景呢？明初发生了著名的“胡惟庸案”，致使太祖朱元璋下决心进行机构改革，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大明通行宝钞印造管理机构的变化与之紧密相关。

洪武一朝，朱元璋不仅为他的子孙奠定了大明帝国的基业，也为他的后代留下了许多为巩固皇权统治而精心设计、制定的一系列制度。

早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其政权的中央官制体系就仿照元朝之制设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这是以后明朝建立初期的统治基础，领导礼、户、刑、工四部，统率百官。1368年，朱元璋在今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在四部基础上设了吏、兵二部，中书省设有左、右丞相，总理六部工作，并负责掌握国家的军事大权。凡是涉及到国家大政方针必须先上报丞相，然后再奏闻皇帝。

这种制度非常容易造成丞相大权独揽，成为“独相”，因为“中书省”的权力很大，对封建皇权构成一定的威胁，这对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来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就使得统治阶级内部之间，尤其是皇权和相权为代表的两股势力，争权夺利现象非常严重。如在元代，作为皇权代表的皇帝，有的时候反而会受制于相权。纵观我国历史，历朝历代削弱丞相大权，加大皇权的努力，都没能彻底解决皇帝与丞相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当时，作为统御全国的最高行政机构，皇帝的诏书都必须由中书省颁发，朝臣奏议也必须由中书省呈达皇帝。这种情况，在大明王朝初年也是如此，皇权朱元璋和丞相胡惟庸一直在博弈。

《明史·胡惟庸传》记载，他是濠州定远人，朱元璋攻打和州时，前来投奔，被朱元璋授予元帅府奏差。因为在基层工作过，所以他有一定的管理经验。洪武三年，胡惟庸被调到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胡惟庸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升任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独揽中书省大权，可谓是权势滔天，炙手可热。此时的中书省不但有决策权，还同时有审核封驳权，以及执行权，总领六部百官。因为胡惟庸的精心经营，中书省慢慢成为明朝初年官僚抱团的政治中心，胡惟庸也因“中书省”巨大的权势而变得擅权专制，独揽朝政。朱元璋是一个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君主，但明初因为社会不稳，朱元璋还无暇顾及中书省的办事行为和胡惟庸的嚣张气焰，朝廷上下、君臣可谓相安无事。

常言道权力是魔力致幻剂！当一个人手握绝对权力后，就容易迷失人性、迷失心智, 胡惟庸慢慢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明史﹒奸臣》描述其，“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以至于后来他竟产生了起兵谋反的心思，“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

围绕胡惟庸身上发生的言谈举止的变化使得朱元璋感到不舒服，慢慢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他对权位仅次于皇帝的丞相越来越不满，限制和指责日益增多。中书省权力逐渐增大，皇权日益被架空，让朱元璋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威胁。卧榻之旁，岂容他人！为此，他下决心对中书省逐步采取行动，由此引发了明初四大案之首的“胡惟庸案”。

洪武十二年（1379年），胡惟庸的儿子因乘车慌乱中坠马而死，胡惟庸大怒当场处死了车夫。这一行为彻底激起了民愤，百姓集合进行请愿活动。朱元璋以此为由，命其为车夫偿命，胡惟庸无奈之下，最后铤而走险决定谋划起兵造反。第二年正月，朱元璋得到密报，以“擅权植党”、“谋不轨”的罪名，诛杀了胡惟庸。在这场震惊朝野的“胡惟庸案”谋大逆案中，中书省及胡惟庸集团受牵连被诛除的各级政府官吏达3万余人。据《明史·胡惟庸传》记载，“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位‘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一人奸佞造反，九族血流成河，3万人为其垫背，胡惟庸作为一代丞相，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记录下了不同凡响的历史情节。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立即撤消中书省、丞相之制，毅然决然地废除了自隋唐时期就已经正式确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中书省”，改由他自己亲自处理全国政务。朱元璋将相权分给六部，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六部尚书听命于皇上,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汇报。六部尚书实际上成为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后，还设殿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此后，明政府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六部事宜全部归皇帝一人掌管，皇帝实际上兼任了丞相的职责，既为国家元首，又为行政首脑。这样，中央集权化政治统治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朱元璋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兼丞相政务于一身的皇帝（汴孝萱、胡阿祥主编：《宸衷独断—明初皇权政治及其它》第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所以，我们常说胡惟庸之死，对中国封建王朝影响重大，不仅标志着中书省的消失，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的丞相制度的终结，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至此，自中国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丞相制度彻底废除，“丞相”的形象到明代朱元璋统治时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废除丞相之职后，庙堂诸多事情朱元璋只能亲力亲为，批阅大量的奏札，处理繁杂的政务，难免力不从心。故而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设置春官、夏官等四辅官，命其详看奏章，协赞政务。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又仿宋殿阁之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由文人担任，负责批阅奏章，只可备顾问。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宣布以后不许商议设置丞相一职，大臣如敢奏请者，一律处以重刑。

翻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历程，在政治体系方面一直存在着皇帝与丞相之间的矛盾，二者之间的博弈几乎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全过程。

综上所述，因机构变动，故洪武十三年（1383年）造钞改属户部负责管理，印制的“大明通行宝钞”券面上不再有“中书省奏准”字样，而变成“户部”字样，其他内容则不变。洪武十六年，又在户部设立宝钞广源库、广惠库二库，前者负责宝钞库管理，后者负责宝钞出库。

中书省奏准印造的大明通行宝钞，印制于洪武八年至十三年间，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故存世量很少。以桑做钞料，铜版墨印，印制精美，纤维细长，印文篆书，朱文深沉，官章之精美大气，表现出明代初期之鼎盛。我国著名货币学家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曾写道，“洪武十三年以前的宝钞，没有见过实物或钞版”，由此证明中书省印制的大明通行宝钞存世数量非常稀少。

透过钱币读历史，通过历史看钱币。在历史的纵深处，某个不经意的时间节点，往往会因一事或一人，而变得意义重大，载入史册。如今，印有中书省奏准印造的大明通行宝钞，正是这段历史最客观、最直观的实物见证，是我们研究明初中央官制体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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